杨坤博士《两周宗法制度的演变》这部著作，从题目上看讨论的是一个以往有过较多研究成果的课题，现在要在这样一个可以说是老题目的研究上取得新成果，讲出新见解，自然会有相当大的难度。而能否取得新成绩，似需要对以往有关研究成果做深刻的总结与辨析，找到尚存的主要不足之处，并要在两方面下功夫，一是对以往研究中，由于对史料（包括传世文献与古文字资料）的理解不够深甚至有偏差而得出的一些多可商榷的认识，要通过对史料的深入钻研得出更为妥帖的看法；二是要充分掌握和利用近年来新发现的资料，自然主要指出土文献，从中汲取新的信息以补充与修订以往的认识，形成新的观点。如要达到上面所云的高度，自然需要研究者在历史学、历史文献学、古文字学等方面有较扎实的功力与清晰敏锐的分析能力。从杨坤博士此书来看，应该说是较好地达到了上述目标。

本书的学术新见，就我所能体会到的，可举出如下几个主要方面：

在“绪论”部分，对此前宗法制度研究成果做了梳理和分析，指出以往研究存在的五点不足，其中讲到以往对宗法制定义与其内涵的不明确，是引起分歧和论争的主要原因，也是宗法研究取得突破必不可少的工作。文中还特别指出，宗法制度的内涵与表现形式如不拘泥于礼书所载，则有相当丰富的内容，研究一定要“摆脱礼书的桎梏”，从经学回归到史学。

过去做宗法制的研究的论著，较多着眼于对较微观问题的考辨，从宏观的角度，特别是从理论层面思考宗法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则多有欠缺，本书“绪论”中这些通过深刻反思所获得的认识都是很重要的，不仅明确了研究目标，也为本书取得创新成果奠定了思想基础与理论支撑。

作者在上述理论思考的基础上，给“宗法” “宗法制度”赋予颇具新意的概念，为从史学角度研究宗法制度拓宽了路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将“宗法”又具体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即宗庙之法、宗子之法和族人之法，并列举了与此三方面相关的制度性规定，这是很富独立性的见解，本书正是在此种分类基础上，为宗法制度研究明确了具体的研究内涵。

本书虽重点在两周宗法，但为了讲清周人宗法的特点，书中也用一定篇幅论述了商人宗法制及商、周宗法之异同，提出了如下新的认识：商人青铜器铭中重在突出受祭者信息，西周时周人器铭重点则在于突出作器者的信息，反映了从“尊神”到“近人”的宗法观念侧重点的转变。

近代以来的学者多强调嫡长子继承为宗法制的核心，但过分强调宗子的嫡长子继承，则与诸多史料反映的史实未必相合，作者重点讨论了宗子继承制的演变，通过具体的文献史料与古文字资料，阐明了西周时期嫡长子继承虽处于优先地位，但在严格规则限制下的庶子继承，也是宗子继承制的重要组成，并非“特例”或“反常”。书中还论述了春秋时期，贵族宗法性称谓中所出现的不见于西周时期的“某子某孙”类称谓的流行，认为这一转变反映了嫡长继承制受到冲击，表现出持此类称谓者拥有继承君位或宗子之位的潜在权利，这是宗子继承制演变对贵族宗法性名号带来的重大影响。这些建立在确凿史料基础上的见解，无疑会深化对宗法制度下的继承制度的理解。

对于史学界有过争议的天子、诸侯是否“绝宗”的问题，作者亦作了深入的分析，认为确实存在着姬姓的受封贵族“自卑别于尊”，不敢以宗法关系掩盖与天子间具有政治上的尊卑等级关系的事实，但周天子在观念上仍是所有姬姓贵族之“大宗”，并借“宗盟”的组织形式，与异性贵族构筑“拟血缘关系”。

凡此，均是本书在两周宗法制度研究上的新见，或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此一课题研究有深化与推动作用的认识。以这些新的认识为基点所论述的两周宗法制度演变之趋势与特点，必然会有其独到之处。相信本书的面世，会引起学界的瞩目。

当然，如我在前面所言，宗法制度是中国古史领域一个老的研究课题，成果很多，在这样一种学术背景下，本书提出的一些新见解论证的是否充分，对相关资料，特别是出土文献资料理解的是否正确，均有待出版后同行学者的指正。

盼望杨坤博士再接再厉，更好地运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在古史研究及相关的古文字研究等领域奉献出更多、更扎实的新成果。

（本文编辑：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