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这里是天天听好书。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的《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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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作者艾尔弗雷德·瓦茨是美国历史学家。这是一部关于武官的历史著作，记述了武官制度萌芽、诞生到发展成熟的历史，并探讨了武官在国际政治、军事和外交舞台上的作用。作者指出，作为军人外交官和大使的军事顾问，武官受军队上级和大使的双重领导，因此常常使自己卷入军方与文官的复杂关系之中。同时，武官还经常受到政治化和官僚主义的影响，有时成为从事政治活动甚至间谍活动的“神秘”人物。 本书是有关这一方面难得而独到的题材，目前市面上难得一见，因此具有唯一性。

全书共18章。这里要讲的内容来自第14章“武官与军备限制”。武官在国际裁军会议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们通常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又能发挥哪些积极作用？这就是本章的内容。

在武官从事的各种工作中，他们最讨厌的可能要数与国际军备限制相关的事务了。那些典型的陆军和海军军官，往往会对进行消极抵抗，或者有意破坏，除非暂时停止或减缓军备竞赛对其中某个国家有利。毕竟，什么样的职业军人会希望自己的职业或国家自取灭亡呢？

显然，出于技术上的原因，出席国际裁军会议的各国代表团成员中，往往包括大量现任或前任武官，他们都是一些拥有国际视野和语言能力的军官。这些代表团经常是由一名大使担任团长。1868年，在圣彼得堡举行的一次有关炸裂子弹使用的技术会议上，法国和普鲁士驻圣彼得堡陆军武官，分别担任两国代表团团长的军事代表。这不仅是最早的军备限制会议之一，也是最早让此领域专家参会的会议之一。

在接下来的关于战争法律和惯例以及限制军备的会议上，对首席代表提供技术协助的情况也差不多。有时，一个代表团的核心成员就是大使和武官。参加第一次海牙会议的英国代表团中，驻海牙公使担任副代表，驻海牙和布鲁塞尔陆军武官雷平顿中校担任军事代表，另一名军事成员是陆军情报局局长。德国使团团长是驻法国大使明斯特尔伯爵，他的两名军事技术助理分别是海军武官西格尔上校和前陆军武官格罗斯上校。

参加第一次海牙会议的人员中有六名武官，参加第二次海牙会议的有十名武官，而1907年的伦敦海军会议有四名武官参加。总的说来，他们利用自己的国际知识致力于达成一项反对裁军的国际非正式协议。

1899年的海牙会议上，德国军事代表将自己的才能用在了另一个方向。与其他军事代表的沉默不语相反，他在一个全部由军人组成、原本要讨论军备限制的会议上，大谈裁军的弊端。德国外交部希望，至少不要给人留下德国反对裁军提议的印象，由于裁军在当时和后来都大得人心，民众对于反对裁军者的愤怒，可能会转化为对德国的不满。当损害已经造成，德国军事代表辩称，他们被迫在陆军和海军委员会中发挥主导作用，但这并非他们的本意。于是，军人常见的沉默寡言成了外交和政治上的优势，而一反常态的口若悬河则成了麻烦。

另外，还有几次利用武官为军备控制事业服务的尝试。例如，1911年英国提议，由英国驻德国海军武官以及德国驻英国海军武官，定期相互参观对方的政府和私人造船厂，观察船只建造的进展，以便消除一些对对方的猜疑。后来证明，这一提议跟海牙会议上限制军备的提议一样不受欢迎。

相比之下，武官为实现和平所做的其他工作更加成功一些。有一次，中立国武官扮演了和平调停者的角色，至少是达成了停战，这就是1885年12月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停战。这项提议先是由列强提出。当时，奥地利外长和意大利一起向列强提议，由各国驻维也纳的武官组成一个委员会，赋予其解决军事问题、达成停战以及划分界线等使命。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要事先承诺，两国将接受该国际军事委员会做出的决定。列强同意了这一提议，尽管都对这一新鲜事物表示怀疑，但它却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委员会开始工作后，仅用了一周时间，就促成了双方停战，并就撤退方法达成了一致，塞尔维亚作为战败一方先行撤出，而且两国都同意立即任命参加谈判的人选。

武官小组虽然不在使馆内办公，却仍属使馆领导，他们在和平问题的解决上，也曾发挥过作用，如以中立者身份，参与和平协议所规定的新国界线的划分等。根据1897年12月4日希腊和土耳其达成的和平协议，中立列强的武官们确立了两国的新国界线，然后不顾因战胜而变得桀骜不驯的土耳其的反对，迫使它接受了这一方案。1913-1914年，为了划分新的阿尔巴尼亚公国的国界线成立了形形色色的委员会，其中大部分成员都是大国的武官。从1903年开始，列强驻土耳其的武官就接到了国内指示，授权他们组织并监督马其顿境内的国际警察部队。英国外交部门希望，这支国际警察部队能够结束这个动乱地区持续不断的流血。在这些以及其他类似场合，这种武官小组成为列强之间暂时“联手合作”的机构，但是它们并未给人留下特别美好的记忆。在某些时候，至少是在真正的或明显的文官领导的时候，外交官们似乎接受了和平主义者的观点，认为把裁军工作交给军人，就如同让鞋匠“琢磨如何才能让人不再穿鞋”。

就像1914年前的海牙，那些偶尔与军备限制有关的问题会受到更多的重视，特别是当它们涉及未来战争中的一个超国家问题时，如战俘处理问题。其他问题，如果在军人参加的国际会议上被提出来，则往往被忽略。在第二次海牙会议上，奥地利军事代表中的一名陆军武官提议，大会应讨论军事指挥官在中立国国土上的权利和责任这个棘手问题，但德国和法国代表都没有支持他。这名武官问法国代表，“在未来战争中，法国是否会放弃一切超出边境、并有可能穿越中立国领土的进攻行动？”后者沉默不语。

1919-1939年间，文官们在有关裁军提案的讨论和谈判中表现得更为坚决，特别是在华盛顿会议和日内瓦会议上。那些现任或前任武官，尽管在很多方面都符合要求，却被千方百计地排除在裁军会议之外，好像这样有助于维持一种常见的、对于此类讨论的虚伪乐观主义。在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专家中，只是偶尔能见到一个退役武官，如坦珀利少将。坦珀利曾做过几任英国外交秘书的军事顾问，并当过英国总参谋部裁军问题观察员以及常驻日内瓦顾问委员会委员。

总之，各国武官会在大使领导下，组成军事代表团参加国际裁军会议。但是，武官通常并不欢迎裁军的计划。中立强国的武官在调停交战国和确立它们的新国界线方面，能够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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