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2021年3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伊藤博文》一书，作者泷井一博全方位解读伊藤博文，并为其“正名”。本文是研究日本思想史、中日思想文化交流史的南开大学教授刘岳兵为本书所作中译本寄语，大致讲述本书内容、中国学者对伊藤博文研究中看法的变化，以及泷井一博做研究的严谨，写书的不易等。

两三年前，畏友泷井一博教授就约我为其《伊藤博文——知性政治家》（日本中央公论新社2010年版）一书的中译本写几句话。很高兴，其中译本终于要出版了。

泷井教授这本书的主旨，集中体现在该书的副标题“知性政治家”（日文原文为“知の政治家”）上。伊藤博文作为政治家，当然毫无疑义。但是对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家，却历来众说纷纭。作者不满意于学界和言论界对伊藤博文的过低评价，主要是针对他所总结的司马辽太郎式的“没有哲学的政略家、没有思想的现实主义者”这种伊藤博文的形象，试图挖掘出政治家伊藤博文所隐藏的思想，认为其思想体现在三个关键词上，即文明、立宪国家、国民政治。作者在本书中要论证的就是，在自年轻时代就接受了以西洋社会为模范的文明的洗礼的伊藤心目中，文明的国家体制，无非就是立宪国家，伊藤就是要在立宪国家这个容器里加进国民政治的内容，进而将立宪国家归结为以国民为中心的政治体制；反过来，这种体制也要求国民应该受过教育而具有文明的素质。作者强调，伊藤心目中的明治国家体制，就是由文明、立宪国家和国民政治三者组合而成的“知型国制”，因此，不断地在追求这种国家像的伊藤博文，可以称为“知性政治家”。

本书第一到五章，以时间先后顺序，论述了从“博文”的诞生到他与“文明”的相遇、立宪国家的构想、宪法的宣传、立宪政友会的创设及其政党政治的理念，直到明治国制的确立，旨在论证作者心目中作为“思想家”的伊藤博文形象。他明确指出，“与其将伊藤作为政治家，更想将其描述为可以与福泽谕吉比肩的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家”。而且他总结了伊藤作为思想家与自由民权运动家和福泽谕吉等启蒙思想家的两点区别：第一是伊藤渐进主义的秩序观和世界观，第二是知性的性格。作者认为伊藤的知性是一种“实学”，说他嫌弃思辨的、观念的学问，而喜欢创造便利、在经济上使生活丰富的经验主义的、实用的知识。作者特别指出伊藤与福泽谕吉的区别，认为他不像福泽那样严格分离官民，而是力图以知性为媒介将官民联系起来，使之形成一个公共圈，以便来自民间的知性可以凝练成为政策知性，而最终可以传递到议会。作者认为伊藤创立政友会的意图就在于使其像智库一样，汇集政治家、官僚、企业家等所有参与国家经纶的人都可以在这里交流知识，而国家本身就是一个可以使知性得以循环的广场，在这里官和民之间的区别被相对化了。

第六章和第七章分别探讨伊藤博文与清末改革和他的韩国统治。伊藤博文如何看待中国及其政治改革，中国的经验如何在伊藤的思想中升华而反映到他的政治构想和外交观中？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很有意思的问题。作者认为伊藤的中国观可以一句话概括为“政经分离的中国观”，而1898年伊藤中国体验最大的收获，是其政治理念由此得以深化，其国家构想也被赋予了战略性。关于伊藤博文的韩国统治，作者不只是注意到他是首任韩国统监的一面，同时也提醒读者注意伊藤当时还是日本的帝室制度调查局总裁，在积极从事宪法改革。就是说，在作者的眼里，当时伊藤博文同时指导着两个不同国家的统治改革。那么，这两个国家的改革事业是否有关联，大概中国学者很少关注到。简而言之，作者认为伊藤就任韩国统监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贯彻其“文明”理念，一个是抑制国内军部的势力，想通过向统监授予军队指挥权来夺取军队的统制权。在作者看来，伊藤的目的在于抑制已经习以为常的帷幄上奏的权限，以阻止军部对内阁的介入。正因为如此，在作者看来，对伊藤而言，韩国统治也可以说是日本国内改革的问题。难怪作者在后记中为伊藤对民族主义认识的不足这样解释：在伊藤看来，随着文明化的进展，民族主义这种非合理的感情将自然消解，在文明的统治理念中，随着制度的完善，在日本实施统治和在韩国实施统治，并没有什么多大的不同，认为日本人和韩国人并没有本质的差异，都是同样的他者，好像都是可以相互理解的伙伴（partner）。

以上是泷井教授在书中力图阐明的主要观点，该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伊藤“正名”。其基本思路是按照既坚持文明的政治理想，又注意现实的社会政治状况、渐进务实地推进改革的“制度进化论者”的面貌来描述伊藤，因此，伊藤的形象在这本书里基本上都是正面的、积极的，由此得出“国民政治家”“代表近代日本的民主的政治家”“孤高的政治家”“被遗忘的思想家”这些总体评价也是合乎作者的推理逻辑的。

泷井教授的这本书出版之后，在日本学界获得了好评。2010年出版当年就获得了日本“三得利学艺奖”。时任日本防卫大学校长的五百旗头真教授在对该书的评语中最后这样说道：

“当今东亚的历史已经峰回路转，我们正在见证中国和韩国强劲的发展势头。1945年一度沉没的日本也在战后作为经济国家得以再生，但是短暂的隆盛之后，正面临着衰退的不安。在这样的状况下，使已经成为遥远存在的明治建国者伊藤博文重放光彩，掀起这种研究的高潮，是件可喜的事。伊藤博文是对于不断流转的事态做不厌倦的现实思考的高手，同时又毕生追求‘文明’的理想而不停跋涉，对他的认识之旅，我们期待可以从该书获益良多。”

几句话，大写意地描绘出了该书出现的时代背景。追溯最新的伊藤博文研究潮流，伊藤之雄教授在2009年即伊藤博文殁后一百年之际出版的《伊藤博文：创造近代日本之人》（讲谈社）无疑是其中的重要一浪。泷井的书如其在后记中所述，乃是他十五年来伊藤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而伊藤之雄正是他攻读博士学位后研究伊藤博文的恩师。泷井评价其恩师的著作是伊藤博文的定本正传，其权威性无人能及，说正因为有这种权威的著作做基础，全面描述了政治舞台上和家庭中的伊藤博文的整体形象，自己反而轻松了，可以放手去发掘作为“思想家”的伊藤博文的可能性。伊藤之雄的著作2015年被收入讲谈社学术文库再版，在文库版的后记中，伊藤推介了泷井的著作，并将其与自己的著作进行对比，指出与自己的囊括其公私生活、涉及其整个生涯的传记相比，泷井的著作是以制定宪法及公式令等制度为中心论述为近代日本形塑的伊藤；对于伊藤博文这个人物，自己的著作虽然是以其知性为前提，但主要重视其“刚凌强直”的性格，而泷井的著作则强调其“知性政治家”的侧面。伊藤之雄同时也提到泷井是自己在京都大学法学研究科最初的学生之一，从他研究生时代开始一直共同深化伊藤博文研究，以此告诉读者对伊藤博文的基本评价，他们两人是相同的。如果说日本学界有一股重新评价伊藤博文的研究潮流的话，那么可以说伊藤之雄和泷井一博师生二人就是使这股潮流高涨的弄潮儿。伊藤之雄《伊藤博文》的中译本（李启彰、钟瑞芳译）2019年已经在台湾发行了两版（远足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他2016年在中央公论新社出版的《元老：近代日本真正的指导者》也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有了中译本（2019年）。泷井一博《伊藤博文》的中译本也即将出版，这对于我们全面了解日本学界重新评价伊藤博文的思潮，又提供了一份核心的样本。其中译本能够顺利出版，对读书界而言是件幸事。读者如何反应，也是我非常期待的。

我说的该书的出版值得庆幸，当然并不是说我完全认可书中的观点。如伊藤之雄在《伊藤博文》一书的前言中所言，伊藤博文的形象很大程度地受到时代的影响。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都难免受到时代的影响，对历史影响越大的人物越是如此。比如福泽谕吉，对其思想评价的历史几乎可以说就是日本近现代思想史的缩影。伊藤博文也属于这种“大人物”，更具多面性，而且处在激荡的明治时代这一日本历史的转型期，其影响涉及近代日本的方方面面，对他的评价可以说直接与对明治时代的评价、日本近代化的评价紧密相关。随着历史的发展和世界局势的变化，相关评价不可能不变化。因此，对这股新的研究潮流，我们也要历史地看。

泷井教授的这本《伊藤博文》原版虽然以“口袋书”的形式（日语为“新书判”，接近于我们的小三十二开本）出版，但是作者不只是把自己的成果作为面向一般民众的通俗的启蒙读物，而是作为即便对学界而言也具有揭示未知世界意义的学术研究著作来对待的。该书的后记中提到对北九州大学小林道彦教授的感谢，不仅感谢小林教授在该书相关章节的写作上给予了重要的启示，而且引用了小林著作《日本的大陆政策1895—1914——桂太郎与后藤新平》（南窗社，1996年）后记中关于理想的学术论文即“刚性结构的论文”的说法。小林在该书的后记中记述了其恩师佐藤进一先生对他的激励和鞭策，要求自己“写刚性构造的论文”。泷井将小林在这里对佐藤先生所要求的“好论文”“刚性结构的论文”的理解再次传达给了读者：

“好论文”，是由实证所证实了的理论形成的环环相扣的紧密联系，这种联系中的任何一环出现问题的话，论文的整体构造就可能同时崩溃，“刚性结构”的论文就是指贯穿了这种紧张感的论文。

简单地说，就是史实和论证的每一步以及由此形成的理论结构都要无懈可击。该书是不是这种“刚性结构的著作”？作者的这种学术自律和期待，同样是令人肃然起敬的。

当今一般中国人对伊藤博文的了解，大概在于他是近代日本的宪法之父、明治政府的元勋、有影响的政治家。但是这种影响基本上都是负面的，认为他策划和炮制的明治宪法是“世界近代史上罕见的专制主义宪法”，同时“是日本推行殖民扩张主义政策的决策人”。甲午战争期间，“他作为内阁首相，是唯一参加大本营会议的文职大臣，直接参预、策划和指导了这场战争。‘攻占威海，略取台湾’的作战方针，就是由他提出的”。（杨栋梁、乔林生：《日本首相评传》，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因此他“是制造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元凶”“罪魁祸首”，“最后被朝鲜爱国志士击毙，罪有应得，死有余辜”。（张子申、薛春德：《历史的耻辱柱》（一）、（二），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而且，日本对中国发动侵略或一旦有军国主义复活的迹象，追根溯源，就很容易追溯到伊藤博文这里。比如九一八事变之后，就有人分析指出：“日之谋我，乃明治维新以来的传统政策也！而这次发动又为师承伊藤博文的大陆政策派中之急进的；甚至急到事前绝无通牒，所谓‘不宣而战’；世界史无理取闹的事件，恐无有甚于此者！”（园丁：《破题儿》，《艺园》周刊，第1卷第31期“抗日救国特刊”，1931年7月27日。此篇还刊有伊藤博文的照片，说明文字为“日本侵略中国的首领伊藤博文”。）近年钓鱼岛争端再起之后，又有研究者比较安倍晋三与伊藤博文的对华政策，指出：“在以钓鱼岛为由头制定对华军事战略方面，安倍则是二战后日本首相中最像甲午战争罪魁祸首伊藤博文的一个。”（刘江永：《安倍晋三与伊藤博文对华政策比较研究》，《史学集刊》2014年第1期）当然，也可以找到为伊藤博文唱赞歌的例子。比如北京沦陷区伪政府教育局办的半月刊《好朋友》杂志，1941年9月1日发行的第43期上就发表了署名为“市立师范初二马惟一”的短文——《日本明治维新的大功臣伊藤博文》，以“伊藤博文是日本一个最大的政治家，是明治时代维新的功臣，恐怕大家都已听说了吧”开篇，结尾感叹：“啊！伊藤先生是如何的伟大呀！于短促的时间中，一手完成今日的日本，先生的质能、苦心，值得我们敬仰与注目。”联系到当时政府的性质和办刊的宗旨，这类言论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总之，这些认识都是历史地形成的，自有其历史的合理性。

就我个人而言，对伊藤博文虽然没有深入的研究，但阅读次数较多也印象最深的还是为签订《马关条约》李鸿章和伊藤的谈判对答。所谓“外臣别著伤心史，海上春帆过马关”（郁曼陀《挽日本枢相伊藤博文》诗句。《东方杂志》第8卷第1号，1911年2月），每次掩卷都感慨万千。王芸生曾经以“老奸巨猾”来形容谈判中的伊藤（1932年大公报版《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三联新版改为“刁滑”），而日本战败后重光葵在投降书上签字时的“丑态”也使人回想起伊藤在《马关条约》谈判时的“厚颜”与“凶狠”（若虚：《伊藤博文的厚颜》，《胜利》周刊第11期，1945年11月3日）。百余年来，伊藤当时的“横蛮骄狂、颐指气使”所造成的屈辱感，令人难忘。（唐振常：《难忘春帆楼屈辱》，《世纪》1995年第2期）影响广泛的王芸生著作所据《中日议和纪略》和《日本外交文书》（第28卷第2册）所载当时的《会见要录》，中日两种版本在行文上虽有出入，但是伊藤的“气势”及其对台湾恨不得早日入手的执念历历可辨。日本明治维新已经过去150年，中国学界对近代日本的研究也在不断细化与深入。2018年南开大学举办了“明治维新与近代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们也邀请了泷井教授来参会，相信他也某种程度地感受到了中国学界的状况和动态。

顺便提一下，泷井教授在《伊藤博文》出版一年之后，又编辑出版了《伊藤博文演说集》（讲谈社学术文库，2011年）。编这本资料集的目的，如其在“解说”中所言，是要从伊藤的言论中“找出一贯的理论和体系”，以说明他是“抱有基于独自的世界观和国际意识的不可动摇的国家理念的”，“一言以蔽之，他不是以权力斗争为第一义的政局型‘政治家’（politician）而是专心于国家构想和政治理念的追求与实现的‘知性’的‘政治家’（statesman）”。期待出版界能够尽快将这本演说集也翻译出版。还有，值得一提的是泷井教授这本《伊藤博文》在2014年被翻译成英文出版了（Itō Hirobumi : Japan's First Prime Minister and Father of the Meiji Constitution. translated by Takechi Manabu,edited by Patricia Murray Abingdon. Oxon: Routledge, 2014）。其中有一些中文翻译或不好表述的重要用语，如“知の国制”，英文翻译为knowledgebased state, “知の政治家”英文翻译为statesman of knowledge。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本文将该书日文版原著的副标题“知の政治家”译为“知性政治家”也参照了上述伊藤之雄《伊藤博文》的中译本。

泷井教授是一位非常严谨、认真、很有责任感的学者，这本《伊藤博文》作为学术著作，如前所述，的确是他十几年辛勤研究的结晶，我更愿意把它看成是作者现实关怀的体现。什么样的政治家才是理想的政治家？理想的政治家，应该具有哪些资质？首先，我们来看看他反对什么样的政治家。他提出了几种政治家的类型以便与伊藤博文相区别，即“拒绝与反对势力对话而只考虑用压抑或笼络来对付的藩阀政治家、只会政谈式地辩论的自由民权家、以刹那的煽动来捕获民心的现代民粹主义的政治家”。（《伊藤博文演说集·解说》）有自己的国家构想和政治理念，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能够充分注意到现实的政治状况，能务实、渐进、勇敢地推进社会变革以实现政治目标的有思想的政治家，才是理想的政治家。泷井教授在伊藤博文身上发掘了这些素质，不惜冠以“思想家”或“政治思想家”之名。有思想的政治家与思想家或政治思想家之间，当然是有区别的，泷井教授的这种“矫枉过正”，也自有其良苦用心在吧。是否也可以理解为这是“把自己惋时抚事的感伤寄情于自己的学术研究之中”（何兆武评陈寅恪语，见《联大师友杂记》）了呢？伊藤博文，说到底还是一个政治家，如德富苏峰所言：“他是因政治而生、为政治而生、与政治共生的，这不正是作为政治家的伊藤的长处所在吗？”（德富猪一郎：《我的交游录》，中央公论社，1938年）

寡闻所及，中国学界和读书界至今还没有一本由中国学者或作家撰写的研究伊藤博文的学术专著或传记著作。这真是件令人遗憾的事。泷井教授的这本《伊藤博文》中译本出版之前，在中国内地最畅销、可能也是唯一的一本传记，是久米正雄的《伊藤博文传》的中译本。该书作为“伟人传全集”的一种，1931年由日本改造社出版。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梁修慈的中译本，中译本的《译者自序》中一方面肯定伊藤对于近代日本的贡献，开篇第一句便指出“伊藤博文是日本最有名最伟大的政治家”，同时也强调：“当中日战争时，夺取我台湾，均是由他策划的。至于灭亡朝鲜和合并的事情，更是他的阴谋和实行，自不待说，同时日本之所谓大陆政策，也是基于他的发动的。关于以上各点，本书述之如绘，故本传之于中国，实含有重大的关系性，观这传记亦足以知其对于中国的策略和手段为如何矣。尤其是在于中日关系紧迫的今日，本传更值得我们的研究也。”该书后来又有1937年世界书局的周容译本；2003年，团结出版社出版了林其模的插图译本，2007年又以《伊藤博文时代》为书名改版发行。周译本和林译本均无译者序，林译本在书后增加了简短的《伊藤博文年表》。

我们也看到了伊藤博文的重要著作《帝国宪法皇室典范义解》已经由法学博士牛仲君翻译成中文出版了（《日本帝国宪法义解》，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这个中译本实际上也已经透露出了中国学者对伊藤博文认识的新变化。译者序的开篇第一段就很能说明这一点，虽然有点长，容我将整段抄录在这里：

伊藤博文其人，中国人是不陌生的。稍微了解些近代史的都知道，带给中国无比伤痛的中日甲午战争就是在他当首相时发动的，他更把苛刻的《马关条约》强加给了我们。在伊藤的领导下，日本基本上实现了丰臣秀吉所描绘的侵略设想“欲先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先征服满蒙，必须征服朝鲜”的前半部分。他先是通过甲午战争独霸了朝鲜，又通过日俄战争获取了俄国在中国东北的不平等权益，为之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打下了基础，因此很多人把他看作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贪婪的侵略者，也有人称其为“日本的“俾斯麦”。但是，当我们从深层次去考察日本为什么能够打败中俄，成为近代史上东亚唯一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时，就会发现，伊藤博文作为日本著名政治家，明治维新后的一系列政治改革背后都有其身影，特别是他领导编纂了影响深远的1889年《日本帝国宪法》，因此被称作日本明治后三杰之一和“明治宪法之父”。某种程度上，这些政治改革对历史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对外侵略战争，正如很多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中日甲午战争与其说是中国败给了日本的坚船利炮，不如说是腐朽没落的清政府败给了日本自明治维新后“脱亚入欧”的一系列政治改革。（牛仲君：《日本帝国宪法义解·译者序》）

近代日本国内政治改革与对外侵略战争的关系、甲午战争的性质及其评价，这些都是日本近代史研究的大课题。对伊藤博文的观察和认识，从对外战争的侵略者到近代国家的建设者的视角转化，在这一点上，牛仲君所述与泷井教授的《伊藤博文》有异曲同工之效。这种转化，简单一点说，大概也还是局限于“元凶”和“元勋”之间的转化。实际上，伊藤博文《宪法义解》汉译本早在1907年就由东京的东亚同文书局出版了汉译本，其译者署“前东京控诉院判士、法律学士平岛及平”。不知何故，伊藤博文为该书所写的序文，时隔百年之久的这两个译本都没有收入。对学术史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考证一下。我倒是对1889年该书初版时所附这篇伊藤手写序文卷头所钤印章“插花舞女”很感兴趣，起初怀疑这“插花舞女”是出自宋代陈思《书小史》中引唐朝人评价东晋书法家卫夫人的书法“如插花舞女，低昂美容”，以表示伊藤在书法上的自负。我的书法家朋友芥堂对伊藤的书法评价并没有那么高，而且此闲章“舞”字不合篆法，认为表达的应为其所追求的是舞女在绚烂舞动之后专注插花时的娴雅、静美，从而推断此印所揭示的心态或正与曾国藩“百战归来再读书”的况味相类。作为一种解读，是否准确，也录在这里和大家分享。

我曾经总结日本研究的“南开经验”有三个传统，即人本主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从人本主义、人格本性出发，如何看日本就是如何看自己；从爱国主义、国家利益出发，如何看日本就是如何看中国；从国际关系、世界大势出发，如何看日本就是如何看世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大概也有个人、国家和世界这样三个维度。在“文明人的‘文明’和野蛮人的‘野蛮’往往很难分别高下”（吕叔湘：《文明与野蛮·译者序》）之际，在地区、国家间利益竞争、冲突弥漫的现实世界，想对一个有影响的历史人物做出具有更大说服力的评价，需要不断变换视角、综合权衡三个维度进行谨慎考察。元勋也好、元凶也好，其“善恶”需要从东亚甚至世界的共同经验来理解、反思。吸取教训、化敌为友，这样才有欣赏“插花舞女”的心境，才能达到“美美与共”的境界。 

我们可能不一定完全赞同泷井教授的《伊藤博文》一书中的某些观点，但是泷井教授的研究视角与方法，相信一定可以引发人们的思考。很抱歉，中译本的译稿还没有来得及细看，期待该书的出版，能够对中国的学术界和读书界产生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