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这里是“天天听好书”。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9月出版的《看不见的女人：家庭事务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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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作者安·奥克利是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社会学和社会政策系教授，同时也是一位作家和社会学家。奥克利教授长期从事身体社会学、女权主义 、性与性别、家务、分娩等方面的研究，曾撰写过《性、性别和社会》《地球上的性别》等多部著作。2011年，奥克利教授获得了英国社会学院授予的终身成就奖。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学院也授予了她荣誉院士的称号。在这本书中，奥克利教授开门见山地指出了社会学创立者的性别盲视和社会学中对待女性的固有偏见，并对此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她希望能通过自己的研究，理解并厘清女性社会化、自我认知和对待家务劳动态度之间的交错关系。

《看不见的女人：家庭事务社会学》全书共十章。这里要讲的内容来自第一章。主要论述了女性在社会学中是如何被刻画成不被人看见的“鬼魂、影子或刻板式人物”的。

在1967到1969年间，奥克利教授忽然发现自己与世界上的大多数女性一样，被束缚在照顾小孩和家庭这项工作中。照顾小孩是一件很好的事，但照顾家庭却完全不同。这一角色会带来社交孤立，让人感觉到不被重视。女性在家庭中做出的实际工作都被隐藏在作为妻子和母亲的性别假定面具之后，还由此延伸出了一个特定的术语——“职业母亲”。“职业母亲”通常用来指代那些除了要完成家庭劳动外，还要工作来获取薪酬的母亲。这个词的出现，让人觉得女性在家中所做的无薪劳动好像压根儿不算是什么工作。这种观点实在是令人恼火。

如今，有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开始试图向人们展示社会中女性所处的劣势地位，一些有组织的女权主义的复兴也以女性解放运动的形式，对那些不平等的现象发出了强有力的挑战。然而歧视的根源仍然深埋于社会态度和观念之中。不只在整个社会，连学术领域，尤其是专门研究社会现实的“科学”——社会学中，更是不可避免。在社会学中，歧视女性可以被归属于性别歧视主义的范畴内。在很多社会学研究里，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女性群体却不是表征不足，就是隐匿不见，家务劳动也从来不是一种工作，而是家庭女性角色的一个固有属性。由此可见，社会学算得上是一门由男性主导的、有性别歧视的学科。男性主导的含义是，在社会中存在性别差异时，男性的兴趣和活动会获得更多的关注。现代工业化社会的主导价值体系里，男性得到的重视和声望要远高于女性。类似的偏见不但存在于社会学研究中，同时也存在于更广义的社会里。

性别歧视问题凸显了女权主义问题，那么女权主义会不会也像性别歧视主义那样有所偏颇呢？要想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首先要意识到，在社会学以及其他领域里，女权主义的观点与公认的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观念完全相悖，因而导致争议连连。“女权主义”和“男性偏见”、“性别主义者”、“男性沙文主义者”这些词一样，外延意义十分复杂，也更容易引起争论。事实上，女权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观点，而不能算是一种特定的规定性价值体系。女权主义提出的各种观点把女性的利益、活动和生活方式推到人前，将制度上的性别平等、家庭的废除、性别角色有关的整个意识形态的改造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推翻当做女性“解放”的先决条件，目的都是把女性从“底层”带入社会现实和文化信仰体系的双重可视领域。

无论是在主题领域的分类和概念定义，还是在实证研究的主题和方法研究，以及在模型和总体理论的构建等方面，女性的隐遁无形在社会学中都是贯穿始终的。明面上，当代社会学的广泛学科领域的划分好像是合乎逻辑、且不带有性别歧视的，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描述大概可以分为以下类别：政治制度、社会分层、行为偏差、宗教、教育、劳动和工业的社会学、婚姻和家庭等。在这些生活领域的研究和社会学的组织结构中，男性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而女性则因其不可视性成为一种结构上的缺陷。性别歧视不光是针对女性的制度性歧视，同时也牵连着潜在的价值图式。

例如在做家务方面。这是一个被家庭社会学和工作社会学都忽略了的议题。这种忽略明显地传达了跟女性真实处境完全不相符、甚至是扭曲的印象。很少有人关注家务对女性的重要性，人们既不知道女性在家庭护理活动中耗费的时间量，也不清楚家务对女性个人是否真的特别重要。无论是在权力、社会分层、行为偏差，还是在行业和工作、家庭与婚姻等领域，女性被歧视的问题都显而易见。

女性的行为偏差模式一般被描述成人类行为的“孤独而未知的海域”。在社会学家收集经验数据时，他们很少会涉及女性，除非要研究的课题是性犯罪。行为偏差的社会学始终专注于犯罪行为。因为女性犯罪者的数量要远少于男性，因而这种关注其实也已经成了性别歧视的主要根源之一。在官方犯罪数据、流浪数据、自杀数据等各种统计数据中，相比男性，女性的偏差行为要少得多。最后被定罪的人数里，男性也常常会达到女性的八倍或九倍。自杀率方面也是如此，成功自杀的男性人数远超于女性，自杀未遂的比例则恰好相反。这种情况的出现很可能是因为法律的制定或管理层面上的历史遗留问题。例如在某些罪行，如强奸罪中，女性很少被定罪。警察对女性犯罪的敏感度较低，法院对女性的处分也可能更加宽容。女性行为的文化观念有极大可能成为了掩盖女性的行为偏差的面纱。然而女性在行为偏差社会学中的隐形，却根本不能映照出真实的情况。通过统计犯罪数据可知，1960年到1970年间，17岁到20岁的英国女性犯罪率翻了一倍，而同年龄段的男性犯罪率却仅仅增加了不到一半。可见，女性行为偏差的实际存在和日益增长早已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从女性角度而言，传统的关于行为偏差的定义几乎完全排除了对女性中某些行为偏差模式的研究，而在社会分层理论及其研究应用中，那些关于女性角色的各种假设则恰好对她们的不可见性形成了佐证。

在社会分层理论中，人们认为社会性别在社会中是重要的社会分层标准，这一观点招来了大量的批评。女性在分层社会学中被赋予了次要和代替代的角色，可实际上她们在社会分层体系中的角色和地位却很可能完全不同，或远远超过了被赋予的角色。社会学家忽略了家庭妇女究竟能够通过消费或一般性家务劳动对家庭的社会地位造成多少影响的问题，也没有能正视女性在多大程度上决定着她们的丈夫的职业选择和行为。而想要兼顾性别差异在家庭内外的角色、资源和地位上的不同，必须采取某些重组分析方法。女权主义者们，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们都在关注女性在阶级制度中的地位问题，所以这项任务可以说是非常艰巨却又特别重要的。

权力现象与分层现象密切相关，家庭与婚姻则让很多现代的年轻母亲遭受了社会孤立和内心孤独的痛苦，工作世界中，女性的缺席更是备受瞩目。这些社会学对女性的偏见，大多都是由女性偏见起源的性质、从业者的性别和社会性别角色的意识形态等原因导致的。如同大多数家庭和婚姻相关的文献研究中所说，在功能主义理论研究中，女性是一反常态的过度可见的。女性在社会学上最具可视度的领域恰恰是性别歧视最猖獗的地方，其根本原因就是贯穿于社会学研究始终的女性消极化的意识形态。要想纠正这种以男性为主导的、错误扭曲的观点，就一定要回到女性自身，透过她们的视角，来认真看待家庭主妇这个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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