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近年来，江西教育出版社用一批精品主题出版物，聚焦中国大地波澜壮阔的扶贫开发热潮，为中国脱贫留下了一大批鲜活记录的力作。“红土圣地脱贫攻坚大决战”丛书荣获国家出版基金“纪录小康工程”专项资助项目扶持。在连续出版《乡村振兴十人谈——乡村振兴战略深度解读》《简单乡建——“四位一体”乡村振兴实践路径》等对乡村振兴建设具有指导意义的出版物后，《监督下乡——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研究》成为江西教育出版社以出版物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最新力作。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2020年，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砥砺奋进中，脱贫攻坚的“硬仗”一举取得全面胜利，中华大地自此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中华民族意气风发地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时，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课题也已提到了重要地位。

贺雪峰 《监督下乡——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研究》作者

《监督下乡——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研究》由贺雪峰所著，以凝练精深的现象表述与观点分析全景式地呈现了当代乡村治理的时代画卷。该书围绕乡村治理现象、基层党建与乡村干部、基层服务与运动治理、扶贫与乡村振兴等问题，为乡村治理现代化路径探寻提供了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兼备的实证参考。

作者贺雪峰，现为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从事乡村田野调查，从村民自治研究切入，先后对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价值基础、小农经济、土地制度等问题进行开拓与深耕，在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等方面有着丰富的研究成果。早在2003年，贺雪峰就出版了《新乡土中国》一书，以短小精悍、生动翔实的调查笔记，建立起关于中国农村的立体实景。

贺雪峰走进中国乡村，在生活细节中深入透视乡村的处境与复杂性，一篇篇随笔使活生生的乡村图景如在目击。百道网对贺雪峰深度访谈，听他讲述在其20余年坚守驻村调研问道乡村治理现代化之路上凝结的智慧思考。

乡村振兴背景下再谈乡土中国

百道网：您此前出版了《新乡土中国》一书，对当时中国的“三农”问题深入观察，提出了重建农村价值生产能力的命题，希望让农民获得主体感、价值感和尊严感。如今，在国家大力推行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您对“乡土中国”又有什么新的理解和思考？

贺雪峰：国家大力推行乡村振兴，重要目标是对冲农民在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所处的不利地位。农民是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都相对比较少的群体，只有通过国家资源转移，为农村提供与城市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农村才能成为农民的基本保障和进城不顺利时的退路。农民有退路，国家有前途。

当前，农民进城机会涌现，城市也为农民提供了大量就业和获利的机会，农民正在快速城市化。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农民进城是一个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农民进城，不顺利就可能返乡；家庭中的年轻人进城，年龄大的父母仍然留村；年轻时进城，年龄大了可能会告老还乡。农村是农民进城的出发点，也是进城农民的心理安全保障，还是农民落叶归根的所在。缺少城市就业机会的农民，只要与土地结合起来，就可以解决温饱问题，就可以有就业有收入，就可以有生活的节奏，就可以从劳动中获得生命的意义。

农村与农民有着难以割断的天然联系，家乡的那片沃土始终是农民心底的安全港湾。农村保留着相当多的非市场要素，这使得缺少进城机会的农民可以实现“低消费、高福利”。乡村振兴为农村提供了与城市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缺少进城机会的相对弱势的农民，也可以获得有主体性的生活。来自农村的“天然屏障”以及乡村振兴的大力举措，让农民不必在城市中漂泊流浪，让“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成为现实。

基层治理是“度”的艺术

百道网：“监督下乡”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方式，从您长期的一线调查来看，这种治理方式有什么优势和劣势？

贺雪峰：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农业GDP份额越来越少，越来越多农民从农业中转移出来，进入二三产业就业。之前作为国家主要财政收入来源的农业税，变得越来越不重要。2006年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开始以城带乡、以工哺农，每年惠农财政转移支付连续多年超过两万亿元。

国家资源下乡，必然伴随着资源使用方式、使用目标、使用规范和使用标准的下乡，也必然意味着国家权力的下乡和监督检查的下乡。国家资源下乡是通过中央部委的“条条”下乡的，也就意味着中国各个部委都通过“条条”将权力延伸到了基层。

监督下乡的好处是减少了过去基层治理的不规范现象。取消农业税之前，农村基层治理矛盾很多：农民负担重，吃喝风屡禁不止，干群关系紧张，基层干部灰黑化。取消农业税后，国家权力下乡，基层治理无序现象得到彻底遏制。

然而，监督下乡存在一个“度”的问题。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具体情况不一，但是自上而下的部门监督则必须都是规范化和标准化的，这就造成了上级“整齐划一”的要求与基层的多样化实际和多元化诉求形成了对立。尤其是各个部门都基于自身利益提出各项规范和标准化的要求，通过自上而下的检查监督，将部门工作中心化，导致基层应接不暇，忙于应付上级检查，却没有精力和资源来回应当地农民真正的诉求，也就造成了最不愿看到的基层治理“内卷”与“空转”的现象。

百道网：在《监督下乡》中，您提到“市民热线服务是一门治理艺术”，在您看来为什么市民热线得以几乎成为基层的中心工作，这一治理手段有着怎样的优点？在乡村治理中，就如何高效发挥作用、提升村民满意度上，市民热线还有哪些可以优化的地方？

贺雪峰：市民热线为市民反映诉求提供了便捷渠道，其效能发挥的前提是，市民反映的诉求，有关部门认真对待，想方设法解决问题。若有关部门不认真对待，甚至置之不理，市民热线的便捷就成了徒有虚名。为了督促部门言信行果，地方政府往往会对市民热线投诉进行满意度考核，甚至有些地方的考核十分严格，这就使得部门要对市民诉求认真对待、尽职回应。在压力与动力的良性循环中，部门解决问题的实干力度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市民更加信赖这一便捷的发声渠道。

市民热线很重要，前提是政府对其合理定位，既重视，又不特别重视。不重视，市民热线就成为摆设，太重视，市民热线就会被挤爆，最终也无法发挥作用。这又是一个“度”的权衡。办法之一就是，当市民热线成为摆设不能发挥作用时，就特别重视；当市民热线被挤爆时，就相对不重视。要在重视与不重视之间找到平衡。

实际上，基层治理乃至国家治理的很多制度，都存在这样一个“度”或者平衡的问题，比如信访制度，再如央地关系、中央权力收放也是一门艺术。

11大领域再看基层治理现代化

百道网：您认为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还有哪些问题需要强调？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您有没有更加具体的建议和措施？

贺雪峰：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仍然有很多问题需要观察者和实践者的集思广益。我觉得有两个问题要特别强调：一是，乡村振兴是战略而不是战术，不可能仅仅靠几个战术动作就实现。目前地方政府在乡村振兴工作中存在急躁情况，这个要不得。二是，农民是中国城市化的主体而不是客体，他们会依据家庭资源禀赋在城乡之间选择最适合的家庭城市化策略。“三农”政策包括城市化政策安排应特别防止将农民客体化，损害农民的自主选择权。

百道网：“田野的灵感、野性的思维、直白的文风”是对您学术研究主张的概括，在向大众通俗化解释自我观点的过程中，您是如何实现通俗化的？

贺雪峰：希望在我的笔下，乡村的一举一动对于读者而言如同图画一样历历在目，书中没有大而无当的理论，而是以一个个生动鲜活的实例，让读者沉浸到乡村的街头巷尾。乡村治理这门大学问也可以通俗易懂。

学术研究也可以通俗化，首先要理解经验本质，这离不开不计其数的田野调查，只有亲临现场才能形成对经验的深刻认识，进而将经验的本质提炼出来，最终深入浅出地讲述给读者从而引起共鸣。其次，在语言上也尽可能避免使用生僻学术概念，而采用一般读者也能理解的词汇。

百道网：您在乡村建设方面颇有建树，您的研究动向也是备受业界的瞩目，能否请您谈一下目前正在聚焦的问题，接下来又将哪些研究方向和观察。

贺雪峰：从我个人来说，会持续关注基层治理现代化这个大课题，另外，农村养老、城乡关系、城市化、土地制度和农民家庭制度等问题业已步入研究视野。从我们团队来看，目前主要聚焦的研究领域有十一个，分别是：农业治理研究、乡村治理研究、县乡治理研究、婚姻家庭研究、教育医疗养老研究、土地制度与城镇化研究、县域社会研究、都市社会与城市治理研究、生活治理研究、国家治理研究、区域比较研究。

（本文图片来源：作者照片由作者本人提供，图书照片由江西教育社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