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出版来自法国的作品《血清素》，作者是米歇尔·维勒贝克，由于写作的批判性与现实性，外界经常将其与巴尔扎克相提并论。在这部作品中，维勒贝克关注的焦点是在全球化以及欧盟自由贸易政策下法国农业及农民令人担忧的现状。那么，维勒贝克是如何呈现这些内容，这部小说与他此前的作品有何异同，外界是如何看待他本人及其作品的，百道网进行深入剖析。

米歇尔·维勒贝克（Michel Houellebecq）是法国当代作家、诗人、电影导演与编剧，最早以《斗争领域的延伸》显示出创作才华，又以长篇小说《基本粒子》而广为人知，该小说与其随后出版的《月台》被视为法国文学中的先锋之作。2010年，他以小说《地图与疆域》获得龚古尔文学奖。

2019年1月4日，弗拉马里翁出版社发行了米歇尔·维勒贝克的第七部小说《血清素》（Sérotonine）。维勒贝克在上部作品《臣服》面市后时隔四年，携新作重返媒体聚光灯下，以惯常的所向披靡之势问鼎法国开年文学季。小说上市当天便在法国亚马逊网站成为第一畅销书。

同其前几部作品对比，《血清素》坚守初心，在风格方面一如既往地诙谐、悲怆和精辟，叙事手法及情节安排的精简使得文脉更加明晰。较之前作品中常见的预叙、倒叙、预倒叙交织、插叙、平行叙述等庞杂的叙事系统而言，尤其与作家一向青睐的以将来时时态为主的“主流叙事”不同，新作反向而行，基本采用的是一种过去时叙事。《血清素》的主题也不乏新意，维勒贝克尤为关注了在全球化以及欧盟自由贸易政策下法国农业及农民令人担忧的现状。

米歇尔·维勒贝克

2022年7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血清素》的中文译本，译者金龙格。这本书揭露了怎样的法国社会问题，展现了怎样的维勒贝克式小说的魅力？

在维勒贝克笔下，资本主义社会如同“一个热带草原或热带丛林”

“文学介入”最早是由萨特提出的，系萨特文学理论的核心观念。萨特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纯文学，认为写作应传播作家的某种思想观念，针对当下的重大社会现实问题表明作家自己的态度与立场，进而倡导为之进行斗争，并提出走出这些困境的可能性。近年来，诸多文学研究者将维勒贝克与弗朗索瓦·邦、蒂里·本斯丹、让-夏尔·马塞拉等法国当代作家的作品在“文学介入”的范畴内进行研究，尤其注重他们对资本主义体系与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思考与批判。

学者李征在他写的文章《维勒贝克文学作品研究综述》中总结称，针对维勒贝克文学研究的这一新的研究视域，从2008年至今已有多部专著与论文集出版，探讨的问题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维勒贝克在文本中批评资本主义社会对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异化。勃艮第大学（法国）教授吉约姆·布里代（Guillaume Bridet）提出，“维勒贝克的作品与巴尔扎克的同样具有深刻的现实性，但是巴尔扎克的观点带有宗教信仰的影响，而维勒贝克的观点则主要建立在经济与未来科学的发展上”。源于英美的新自由主义潮流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法国的推行对法国社会产生重要影响，按照小说《月台》中的话说，自此，法国开始“朝着比较明显的自由经济前移”。桑娅·弗洛里（Sonya Florey）在其专著《新自由主义时代的文学介入》中指出，“以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导的社会，鼓吹自由人在全球化市场中可以得到充分发展，而维勒贝克则强调新自由主义经济所导致的人的自我异化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这些弊端”。

桑娅·弗洛里、雷纳德·拉朗克（Reynald Lahanque）与贝尔纳·马里斯（Bernard Maris）分别对小说《斗争领域的延伸》《基本粒子》《月台》中人物的空虚、抑郁的精神状态与行为上的混乱进行了剖析。在《斗争领域的延伸》中，主人公感受到“巨大的痛苦。任何文明、任何时代都无法在它们的主体上滋生出如此多的痛苦”，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经济战争“永无尽头的战争状态”正是造成人的抑郁、异化的根本原因。利益最大化原则在自由放任的经济条件下使维勒贝克小说中的人物陷入彼此之间过度竞争的状态，他们之间关系淡化，语言缺乏相容性，在人际关系的贫乏与职场竞争的双重压力下，他们变得精神抑郁，而抑郁症又使主人公面临失业的危险，这种焦虑加剧了他的抑郁。小说《月台》与《基本粒子》中谈到，经济全球化加剧了企业中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以及企业间的竞争，“这场竞争使整个人口并入按规律性增长的购买力而普及的中产阶级行列之中的幻想破灭，越来越多的社会阶层陷入不稳定和失业状态”。

其次，维勒贝克除了对资本主义体系及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产生的弊端进行批判之外，还对自由主义本身奉行的原则——“市场总是有它自己的道理”提出质疑。西尔万·大卫（Sylvain David）在《19—21世纪文学与戏剧中的经济》一书中提出，“看不见的手”在斯密《国富论》中事实上只出现过一次，新自由主义者所鼓吹的单靠市场机制就可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是他们对斯密观点的过度阐释，维勒贝克在小说中戳穿了新自由主义者以市场规律为自己辩护的虚伪性。自由主义经济所遵循的“纯粹的数学虚构”认为未来在统计学上是可以预见的，却忽视了人类行为有着计算性筹划所无法认识的多样性以及精神维度。贝尔纳·马里斯指出，维勒贝克的书写对斯密针对个人利益向普遍利益的推导也提出了质疑。在小说《基本粒子》《月台》和《地图与疆域》中，一边是代表“世界的权力和现实”的富裕阶层、自由主义的代理人，他们企图将有支付能力的所有个体都变成其产品的消费者，另一边是“缓慢地、不可抗拒地陷入贫困”的日益上升的失业人群，“在寂寞和痛苦中无事可做”。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各人追求各自的个人利益，非但没有走向集体的和谐，反而加剧了贫富差距的扩大。

第三，维勒贝克对新自由主义“自然化”话语进行了颠覆。西尔万·大卫、吉约姆·布里代与贝尔纳·马里斯分别对小说《斗争领域的延伸》中一则内嵌的动物寓言《黑猩猩与鹳的对话》的反讽给予了阐释。《黑猩猩与鹳的对话》这则短小的内嵌故事尤其构成对同时代经济学家与政客话语的隐喻。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西方经济学界有迫使人们将新自由主义学说看作“唯一的思想”的倾向，并将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视为一种自然状态。针对雷诺工厂关闭造成大量工人失业，当时曾有法国政客将其与自然规律进行类比，宣称“工厂关门……就如同树木发芽、生长与死亡。植物、动物、人都是这样”C，以此弱化该事件所造成的社会影响。

这种躲闪类型的修辞与罗兰·巴特在《神话修辞术》中提到的意识形态的自然化有关。资产阶级通过自然化、去政治化，将现实世界转变成想象世界，使其意识形态成为一种普遍规则，现实不断地被自然所装扮，呈现出自然之貌，通过自然化确立自身的正当性。布迪厄则将巴特的自然化概念与他自己的剖析相结合，认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以所谓的自然密码对人们进行思想灌输，证明其一整套预设的不言自明，使人们接受“最大值的增长、生产和竞争性是人类活动的最终和唯一目的”，进而提出了与“自然的”资本主义相对立的“野蛮的”资本主义。

在维勒贝克笔下，资本主义社会如同“一个热带草原或热带丛林”，处于竞争状态中的人们“像动物一样，在同一个笼子里互相厮斗”。马里斯强调，维勒贝克小说中所谓的“竞争优势”具有鲜明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维勒贝克人物身上所体现的自由、解放，不是集体性的解放，而是个体欲望的解放、贪婪的逐利性的解放，在维勒贝克看来，它对于集体性是有害的，因而应受到抑制。

维勒贝克认为“文学介入”在新小说之后不再被重视，而且当下的西方社会也拒绝认识它所遭受的愈来愈严重的苦恼与不安，不再有勇气认清自身所面对的现实。“五十年代的法国经受得起加缪、萨特、尤内斯库、贝克特这些人，而2000年后的法国已经很难忍受像我这样的人。”维勒贝克不以标新立异的叙事手法见长，而是强调文学作品对西方社会正在发生的深刻转变进行反思。

一本关于“爱”的小说，不幸源自他始终口诛笔伐的“极端自由主义”

余中先在为《血清素》写的译本序《所有的一切一片荒芜》中表示，对维勒贝克迄今为止的小说创作，不少的批评家十分看好，认为他继承了当年巴尔扎克的批评精神，笔锋直指当今西方社会最主要的弊病。“毋庸置疑，维勒贝克的特色，就是他的批评意识，他的尖锐性，他的幽默，当然，还有小说结构上的创意，情节处理上的自如，想象力的奇特……”2020年10月，在厦门大学工作期间，余中先断断续续地读完了金龙格的译本，同时也大致对照地读了一下维勒贝克的法语版本，他脑海里留下的基本印象是：《血清素》用悲怆得几近于绝望的笔调，写出了主人公对性爱以及个人幸福的惆怅哀叹，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深切失望，那样一种无奈的心境，应该就是作品的“主旋律”。

小说主人公“我”跟作者维勒贝克青年时代的本人一样，在法国农业部供职，主要工作是为欧洲及法国农业经营相关的报告起草文案，充当“阐明、支持和代表法国农业的立场”的角色。他在西班牙阿尔梅里亚省跟日本女友柚子一起度假之后返回巴黎，便离开了早已让他倍感讨厌的柚子，为求避世，他谎称自己在阿根廷有了一个新的差事，从而名正言顺地解除了与农业部的工作合同，给他们一种从现实中“彻底失踪”的表象，而实际上，他悄悄住进了巴黎十三区罗莎莉嬷嬷大街的一家“美居”酒店，孤孤单单地来往于当地相对僻静的街区、咖啡馆、超市。为治疗内心的高度抑郁，他去看医生，并从医生那里得到了处方药卡普托利克斯（Captorix），以求通过提高体内的血清素而获得更多一些些的幸福感。

他时不常地回忆自己与几个前女友的感情经历，如丹麦大学生克莱尔、演员凯特、挚爱情人卡米耶等。同时，他也回忆起了自己在农学院读书时曾经结交的真正朋友埃梅里克·德·阿库尔-奥隆德（从这一姓氏来看，就能知道，他是贵族的后代），并前去拜访了这位已经在诺曼底地区开创并经营私人农场的老友。新年假日期间，他对这位老友埃梅里克作了再度的拜访，结果却发现，埃梅里克此时已妻离子散，成了孤家寡人，而且，他家农场的经营也日渐惨淡，濒于破产。他见证了埃梅里克同当地其他农民为抵抗全球化农业经济而组织的抗议示威活动，甚至眼睁睁地看到，埃梅里克在跟国家的警察力量展开暴力交锋后绝望地开枪自杀。

好友埃梅里克死后，“我”离开了暂租的乡间农舍，途中偶遇了往日的挚爱情人卡米耶，然而物是人非，此时的卡米耶已成为了一位生活艰辛的单亲母亲，他想跟她重续旧情，甚至考虑过杀死他跟别人生下的孩子，以独占她的情感世界，但经过一番不无伤感的的深思熟虑，他最终放弃了暴力的尝试。他明白到，一切都已太晚，往日的幸福早已不可遥追。

余中先指出，众所周知，维勒贝克的作品往往被贴上“情色”的标签，实际上，在他的笔下，淫秽与诗意并行不悖，真爱与性行为相伴相随。“通过对《一个岛的可能性》和《地图与疆域》的翻译，以及对《基本粒子》和《血清素》的阅读，我可以负责任地说：维勒贝克的作品尽管大量地涉及‘情色’的话题，甚至是赤裸裸的‘性’，但很少有具体细节的描绘，从这一点来看，他的作品与当年萨德的诲淫式的文字是大大不同的。”余中先说。

维勒贝克曾在一次访谈中说：“确实要认清这一点：女人和爱是我书中的关键主题。”此外，他本人在2017年初接受法国国家二台晚间新闻节目主持人大卫·普拉达加斯（David Pujadas）的采访时，曾谈到《血清素》“将是一本关于爱的小说”。

长期服药导致“我”体内的“压力荷尔蒙”含量过度增高以致可能会因之力尽身亡；但若突然停药也会冒险致死。在此情况下，医生给出了两个可笑的“处方”，他建议求助应召女郎激发性欲，降低压力荷尔蒙，并像开药方一样写下几个应召女郎的名字；同时又暗示另一出路便是安乐死。但“我”最终并未能遵医嘱。

学者胡华在《此情可待成追忆——评米歇尔·维勒贝克新作<血清素>》一文中写道，用药刺激血清素以提升幸福感本身就是谬论，而这一切的不幸其实是由“男人”和“女人”共同造成的：“我”背叛了卡米尔，失去了挚爱；“我”被玉珠背叛后决定逃离。与讨喜的褐发美人相比，在巴黎布朗利河岸博物馆做闲职的日本女友玉珠则是矫揉造作、冷漠无趣、自私放荡。这一切追本溯源，则要归因于不负任何责任的无限制自由竞争，使人最终在乱花渐欲迷人眼中永失我爱。于是问题就指向了作家始终口诛笔伐的“极端自由主义”。“《血清素》中，日本女友放荡成性乃至群交兽交；前女友克莱尔年过半百的母亲同女儿争抢男人……在她们身上复活了《斗争领域的延伸》中主人公歇斯底里的妻子、《基本粒子》里的嬉皮士母亲、《平台》中让·伊夫的妻子欧代丽等维勒贝克笔下一系列极端自由女性的形象。”而对极端自由主义的控诉，维勒贝克早在关于霍德华·菲利普·洛夫克拉夫特（Howard Phillips Lovecraft）的书中已明确提出：“自由资本主义已侵入人心……更糟糕的是，自由主义已从经济领域延伸至性领域。所有关于感情的构想都灰飞烟灭。贞洁，忠诚，礼仪都变成了被嗤之以鼻的伤痕。”

在《斗争领域的延伸》中，维勒贝克说：“正如无限制的经济自由主义一样，同理，性自由主义带来绝对的贫困化现象……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市场规律’。在经济完全自由的体制下，一些人积累巨额财富；另一些人困顿于失业和悲惨中。在性完全自由的体制下，一些人过着刺激多彩的性生活；另一些人只有手淫和孤独。”自由主义，“是斗争领域的延伸，它延伸至所有年龄段以及社会所有阶层”。由此推之，“社会世界是一台摧毁爱情的机器”。胡华认为，从这一点来说，《血清素》可以看作是《斗争领域的延伸》的延伸。“需要指出的是，维勒贝克本人对政治并非真正感兴趣。如果非要对其进行政治定位的话，那么可以说他“在经济方面是偏左的，但在道德倾向上是偏右的”，总之，其立场都是反对过度自由化的。”胡华说。

《血清素》站在时尚文化的前头，探讨新世纪以来法国人面临的新现实问题

维勒贝克1990年代初才出道，先是出版过两本诗集和一本散文，1994年出版了第一部小说《斗争领域的延伸》，这本充满“左派”意识形态的小说引起了小小的轰动，也让作者声名鹊起。他的小说几乎每一部都有其最独特的社会反映面和细节描写点。在《基本粒子》中，反映的是当代社会严重泛滥的色情现象和泡网成瘾的网“控”问题；在《一个岛的可能性》中，则是对邪教组织黑暗内幕的揭露，以及对尖端科学中的克隆技术的思考；在《地图与疆域》中，应该说是当今艺术界种种丑事的揭示和对安乐死问题的反思。这些，无疑都是现今西方社会中最时尚的文化现象，也是前人作家还没怎么涉及的主题。

跟维勒贝克的前几部小说作品对比，这部新作《血清素》依然站在了时尚文化的前头，探讨了新世纪以来法国人所面临的新的现实问题。在主题方面，维勒贝克尤为关注全球化经济的格局以及欧盟自由贸易政策下法国农业及农民令人担忧的现状。该小说甫一问世，便以其强烈的现实观照引爆西方文坛，并入围2020年布克国际文学奖长名单。法国主流媒体纷纷称赞维勒贝克是一位富有远见卓识的作家，堪比新时代的巴尔扎克，认为他的这部新作揭示了诺曼底地区农民的艰难处境，痛斥欧盟的官僚主义和不作为使欧洲农民饱受全球化之苦，陷欧洲于不断衰落的窘境。

萨比娜·范·维塞梅尔（Sabine van Wesemael）认为，维勒贝克的《血清素》是一部“言说虚无主义胜利”的小说，预言了西方文明的悲剧命运。鲁斯·阿玛尔（Ruth Amar）认为维勒贝克通过《血清素》一书，“表达出玩世不恭和悲观主义的观点”，凸显了维勒贝克对人类情感的脆弱性、人类社会未来的危险性、文明和当代文化价值的虚无性的深度忧虑。广西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唐百林、杨令飞在《<血清素>中的新自由主义危机表征和欧洲的困境》一文中指出，“细读小说，不难发现其中处处凸显出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的欧洲产业衰败、民生维艰、情感冷漠等危机表征，其矛头直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新自由主义思潮对欧洲产生的严重后果和恶劣影响，而这也正是维勒贝克文学书写的重要维度之一。”

20世纪70年代以来，法国深受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开始了去工业化进程。数据显示，作为衡量一国工业化水平的重要指标，法国制造业占GDP比重从1991年的17.31%降至2013年的10.17%，工业增加值GDP占比分别从最高的30.22%(1960年)降至17.11%(2019年)。欧洲经济长期脱实向虚，人人热衷于“钱生钱”的游戏，导致各种概念层出不穷，市场投机盛行，金融泡沫以凌人的气势，使投机经济高高凌驾在实体经济之上，损害着实体经济的发展。房地产泡沫化便是实体经济衰落、经济金融化的表征之一。《血清素》中“我”的女友之一克莱尔的生活经历即是明证：作为一个小演员，她的生活一直比较窘迫，直到她继承了母亲的遗产———一套总面积200多平方米的复式公寓。“2002年到2007年，巴黎的房地产价格涨了一倍，而她住的地方涨幅更大”，“2002年到2003年期间，她发现公寓估值每个月的涨幅比她每个月赚得钱要多得多”。“我”父亲勤勤恳恳工作四十年赚到的钱，远没有克莱尔的父亲一次房产交易赚到的钱多，于是“我”便认为“收入从来没有和劳动付出成正比……钱生钱才是这个社会的运行规则”。

“我”的好友埃默里克是一位有着贵族血统和精神传统的农场主，执着地坚持以传统的方式从事农业生产。“民以食为天”，农业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欧洲农业高度机械化，资金投入大，回报周期长，收益慢，抗风险能力差。埃默里克一直是入不敷出，只能通过不断向外国资本出售土地来维持收支平衡。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由于农业经营难以为继，法国农业就业人口逐年减少，农业从业人员占就业总数百分比从6.03%（1991年）降至2.53%（2019年），广义农业增加值GDP占比自1960年以来逐渐走低，从最高的10.5%（1960年）降至1.5%（2019年）。农业经营的实质已经不是农产品的品质和食品安全，而成为资本全球逐利的手段。国际上和农业生产有关的跨国企业巨头，其目的并非是要解决全球粮食安全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而是沦为国际大资本为牟利而人为制造粮食短缺和生态灾难的工具。如小说中提到的孟山都公司，而“我”就曾是这家公司的雇员。孟山都的转基因种子一直饱受争议，对人体健康的长期影响一直不明。其生产的一些农化产品对生态环境产生了长期不可逆的影响。孟山都的背后，隐现的是国际金融资本巨头的影子。国际四大粮商既是粮食实体价格的定价者，又随时可能参与投机交易，以期实现资本全球通吃、牟取暴利的目的。

除了上述新自由主义欧洲的经济困境外，唐百林、杨令飞指出，《血清素》还揭示了以法国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欧洲的民生困顿。新自由主义过度阐释了亚当·斯密关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鼓吹市场万能，并且视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为自然状态。这种自然主义思维又衍生出社会达尔文主义信念。社会达尔文主义将自然界中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原则直接引入人类社会，进而广泛用来支持市场竞争和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普世道德和利他主义，甚至为社会不平等、种族主义辩护。“这种新自由主义思想对欧洲的民生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普通民众生计不稳，失业率高企就是最直接的体现，这点在《血清素》中可以看出。”欧盟统计局数据表明，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欧洲主要经济体除德国外，普遍深陷失业率高企的泥淖，年轻人受失业的冲击更为严重，像希腊、西班牙两国15岁至24岁年轻人失业率更是连续数年超过50%。

欧洲农民的命运更是民生维艰的真实写照。当“我”第一次去诺曼底农村拜访大学好友埃默里克时，目光所及之处，一片破败凋敝的景象。埃默里克向“我”坦言，他“从开始做农业以来，从来都是入不敷出……之所以还能勉强支撑，主要是靠地租和卖地的收入”。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海外资本趁机涌入法国抄底，高价大量收储土地，推高地租，致使租地农民难以为继，纷纷放弃农业经营。他还透露：“近半个世纪以来，法国农业人口大幅下降。但这还远远不够，如果按照欧盟的标准，某些农业产业领域的从业者仍需要减少两到三倍。”他承认“一旦推行欧盟的标准，我们毫无胜算，只能以破产而告终，因为我们将要面对的是世界市场，和世界生产竞争，我们必死无疑”。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叠加欧债危机，使得欧洲大部分国家经济增长乏力，陷入长期低迷。而欧洲民主福利国家的交易式选举政治无疑更加剧了欧洲各国的财政困难，导致民生困顿，普通民众生活举步维艰。”唐百林、杨令飞这样写道。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1世纪前20年，法国GDP年增长率最高3.92%（2000年），最低至-2.87%（2009年），人均调整国民收入净额不增反降，从2008年的38533美元降至2019年的33723美元。据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自欧债危机爆发以来，欧洲各国广义政府总债务居高不下，法国携手塞浦路斯加入“欧猪五国”(PIIGS)阵营，成为“新重债七国”成员，这对刚从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等多重困境中缓慢复苏的欧洲经济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在这一背景下，农民的境况更是不容乐观。小说中埃默里克的农场经营困难，难以为继。无奈之下，他只好听从妻子的建议，计划申请补贴，将闲置的五十多间房间改造成客房，兼营民宿业务。但这项计划因为该地区已有一家类似酒店而告吹。此外，自2002年以来，欧盟不断东扩，成员国增加到目前的27个。2015年欧盟废除了实施30年之久的牛奶配额制度，来自北欧和东欧成员国养殖业的竞争压力，令法国奶牛养殖户陷入困境，随时面临破产的危险。埃默里克就是受害者之一，经营状况的进一步恶化令他的生活陷入绝望：进不能赓续传统，振兴家业，延续家族荣光；退不能保全妻儿，奉养父母，维系安居乐业。终于，从爱尔兰和巴西进口的牛奶在北部港口勒阿弗尔进入法国，成为激怒法国农民的导火索，也成为压垮埃默里克的最后一根稻草。法国农民为谋求生存，不惜以命相搏，群起而抗争，酿成一起悲剧。最终，埃默里克在与共和国保安部队（CRS）对抗的活动中自杀身亡。这次封路抗议造成包括一名保安部队士兵在内的11人死亡，这可能是第五共和国农民抗议活动史上伤亡最大的一次惨剧。

“毫不讳言，维勒贝克《血清素》中关于民生困顿的书写，是欧洲普通民众生活困境的真实写照。不断恶化的经济结构和发展环境，不断扩大的阶层鸿沟和收入差距，不甚合理的国际贸易机制，导致欧洲陷入发展停滞、两极分化、社会撕裂、矛盾丛生的尴尬境地。”《<血清素>中的新自由主义危机表征和欧洲的困境》中这样写道。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并未如预想中的那样，为大部分普通人带来生活状况的改善，反而陷诸多产业和从业人员于经济困境之中而不得脱身，《血清素》中的种种描述，无疑是对新自由主义经济主张的绝佳嘲讽和否定。

维勒贝克笔下的当代欧洲，在哀叹和唏嘘中祭奠曾经的辉煌和荣光，呈现出一幅落日余晖、暮鼓余音的末世图景。此外，《血清素》中的欧洲还深受人口老龄化、政治民粹主义、极端保守主义等问题的重重困扰，大有秩序紊乱、分崩离析之虞。因为作品表现出对西方社会现实困境的深刻洞察，对现实弊端的强烈批判，评论界对维勒贝克的成就赞誉有加，称其为“继巴尔扎克之后，第一个在作品中抓住并刻画当代人所遭遇的社会现实的小说家”。确实，他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是法国最重要的当代作家。

（本文除了上海译文出版社提供的资料外，还参考余中先为《血清素》写的译本序《所有的一切一片荒芜》，以及胡华的文章《此情可待成追忆——评米歇尔·维勒贝克新作<血清素>》，李征的文章《维勒贝克文学作品研究综述》，唐百林、杨令飞的文章《<血清素>中的新自由主义危机表征和欧洲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