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我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文学外译受到热切关注。《中国文学外译批评研究》一书立足中国文学外译评价的基本问题，从中国文学外译与翻译历史观、翻译定位与中国文学外译语境下翻译价值的把握、中国文学外译中的异质性问题、中国文学外译批评的审美维度等多重维度展开理论探讨，并结合具体的案例分析，就中国文学外译涉及的根本性问题进行批评性研究。其中对汉学家葛浩文、杜特莱等代表性个案的深入探讨，对莫言作品在异域焕发新生命的考察，更展现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参与世界文学构建的可能与希望。

本书作者刘云虹，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翻译研究所所长、《翻译研究》集刊主编，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国家级青年人才入选者，兼任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法语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四届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翻译理论研究与翻译实践，出版Le sens du texte et la critique de la traduction littéraire、《翻译批评研究》、《葛浩文翻译研究》、《批评之批评：翻译批评理论建构与反思》等学术专著和编著近10部，《批评与临床》《被诅咒的部分》《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真实幸福的形而上学》等译著10余种。

精彩书摘：

如果说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离不开翻译，那么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的究竟是怎样的翻译？如果说葛浩文堪称文学译介中汉学家译者模式的参照和典范，那么他究竟采用了怎样的方法来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国内文化界和译学界对此又是如何认识的？由于莫言获奖后媒体对翻译问题空前热切的关注，伴随着汉学家葛浩文的名字迅速进入公众视野的除了他的翻译作品、他对中国文学的执着热爱和有力推介，还有他在译介中国文学作品时所采用的翻译方法。在众多的媒体上，“删节”“改译”甚至“整体编译”等翻译策略成了葛浩文翻译的标签。

或许文学经典的评价标准实在难以形成共识，诺贝尔文学奖似乎从来都无法赢得一致的赞誉，而翻译问题的加入，使原本就已经十分热闹的局面变得更为复杂。2013年1月10日，文学评论家李建军在目前国内文学评论重镇之一的《文学报》“新批评”专栏发表长文《直议莫言与诺奖》，对莫言的获奖提出了强烈质疑。针对莫言作品的翻译，他认为，文化沟通和文学交流上的巨大障碍使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无法读懂原汁原味的‘实质性文本’，只能阅读经过翻译家‘改头换面’的‘象征性文本’。而在被翻译的过程中，汉语的独特的韵味和魅力，几乎荡然无存；在转换之后的‘象征文本’里，中国作家的各各不同文体特点和语言特色，都被抹平了”。基于这样的认识，文章作者数次提及葛浩文的翻译对莫言作品的美化，并指出：“诺奖的评委们对莫言的认同和奖赏，很大程度上，就只能建立在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误读上——对莫言原著在语法上的错误，修辞上的疏拙，细节上的失实，逻辑上的混乱，趣味上的怪异，他们全然无从判断；同样，对于中国的文学成就，他们也无法准确而公正地评价。”因此，除了诺奖的选择和评价标准本身的“偏失”之外，莫言的获奖“很大程度上，是‘诺奖’评委根据‘象征性文本’误读的结果，——他们从莫言的作品里看到的，是符合自己想象的‘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而不是真正的‘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

显而易见，在李建军看来，莫言是在以葛浩文为代表的翻译家的帮助下才得到了诺奖的垂青，换言之，打动诺奖评委们的并不是莫言作品本身，而是“脱胎换骨”、彻底“美化”的译文。并且，在这样的翻译所导致的“误读”中，中国文学的真正成就甚至中国文化的真正内涵都一并被误读了，这或许是比莫言的作品究竟应不应该获奖更值得深思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似乎可以再追问一句：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固然是举国上下的共同目标，但倘若走出去的是某种程度上被误读、误解的文学和文化，那如此的“走出去”到底还值不值得期盼？评论界从来都不缺观点，也不缺各种观点之间的交锋，何况是莫言获奖加葛浩文翻译再加评论家的“酷评”如此吸引眼球的事件。4月7日，《收获》杂志执行主编、作家程永新在微博上对李建军的这篇评论文章表示了不满与愤慨，认为“李建军对莫言的攻讦已越过文学批评的底线，纯意识形态的思维，‘文革’式的刻薄语言，感觉是已经疯掉的批评家要把有才华的作家也一个个逼疯”。两天后，《文学报》主编陈歆耕在接受《新京报》电话采访时对此给予了回击，他表示，“李建军万余字的文章，程永新仅用100多字便将其否定，这种做法简单、草率、缺乏学理依据”。

4月14日，评论家杨光祖在《羊城晚报》发表《关于〈收获〉主编“罢看”〈文学报〉的一点想法》，直问：“中国作家、中国文坛，什么时候能够成熟起来呢？能够容忍不同的声音？能够给批评家成长一个宽容的空间？中国的作家能不能既能听取廉价的表扬，也能听取严厉的、逆耳的批评呢？”这样的观点对抗已经超出单纯的翻译范围，成为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大背景下国内文化界与学术界对相关问题的关注、探讨甚至争论的一个缩影。

除了国内评论界，国外汉学界和美国评论界对葛浩文的翻译也有各自的观点和认识。德国汉学家沃尔夫冈·顾彬（Wolfgang Kubin）曾表示，莫言获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遇到了葛浩文这位“杰出的翻译家”，尽管如此，他对葛浩文的翻译方法却颇有微词，认为他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是创造了译本畅销书，而不是严肃的文学翻译”，因为“他根本不是从作家原来的意思和意义来考虑，他只考虑到美国和西方的立场”。对于这样的评价，葛浩文尽管没有正面回应，却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为读者翻译。”美国当代著名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曾经在《纽约客》上以《苦竹：两部中国小说》为题对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和莫言的《丰乳肥臀》的译本进行了评价，这篇被认为对于中国文学在美国的影响而言颇为重要的评论文章中，作者提到了葛浩文的翻译并对某些译文提出了批评：“这样的陈词滥调式的英语译文，的确显得苍白无力。”

对此，葛浩文显然是不能接受的，他直言：“厄普代克那个评论非常有问题。也许他评艺术评得好，可他连翻译都要批评，他不懂中文，凭什么批评翻得好不好呢？他说 Duanwen was now licking his wounds这句英语是什么陈词滥调，也许对他而言，这在英文里是陈词滥调，可是我回去看原文，原文就是‘舔吮自己的伤口’，还能翻成什么？”

以上评论家之间、汉学家之间、评论家与译者之间的观点交锋尽管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葛浩文的翻译方法，但有褒有贬，没有定论，也并非真正意义上对翻译方法的探讨。如果说，学界对此应该如杨光祖所言给予更宽容的空间的话，那么，最近一段时间来自翻译界的对葛浩文翻译方法的某种认识，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中国文化“走出去”这一背景下的文学外译的讨论与呼吁，却不能不引起学界尤其是翻译理论界足够的重视。

谢天振是国内翻译研究的重要学者之一，长期致力于译介学研究，并从译介学的角度对中国文学、文化如何更好地“走出去”这一有着重要现实意义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不少鲜明的观点。由于汉语的非主流语言地位，翻译活动肩负着促进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出去这一历史使命，但“中国文化走出去不是简单的翻译问题”，谢天振认为不能简单、表面地看待中国文化走出去进程中翻译的作用与影响，并一再提醒学界注意两个现象：“何以我们提供的无疑是更加忠实于原文、更加完整的译本在西方却会遭到冷遇？何以当今西方国家的翻译家们在翻译中国作品时，多会采取归化的手法，且对原本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删节？”

这两个现象或者“事实”指向的是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的问题，对此可以有两点最直接的理解：一是中国文学作品忠实的、完整的译本在西方的接受不如人意；二是归化和删节是西方在译介中国文学时惯常采用的翻译方法。在翻译研究视域下，无论方法还是策略，都与翻译观念息息相关，正因为如此，谢天振指出：“今天我们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关心中译外的问题，越来越多地关心如何通过翻译把中国文化介绍给世界各国人民、让‘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然而，建立在千百年来以引进、译入外来文化为目的的‘译入翻译’基础上的译学理念却很难有效地指导今天的‘译出翻译’的行为和实践，这是因为受建立在‘译入翻译’基础上的译学理念的影响，翻译者和翻译研究者通常甚少甚至完全不考虑翻译行为以外的种种因素，诸如传播手段、接受环境、译入国的意识形态、诗学观念等等，而只关心语言文字转换层面的‘怎么译’的问题。因此，在这样的译学理念指导下的翻译（译出）行为，能不能让中国文化有效地‘走出去’，显然是要打上一个问号的。”

基于此，他认为，“我们在向外译介中国文学时，就不能操之过急，贪多、贪大、贪全，在现阶段不妨考虑多出节译本、改写本，这样做的效果恐怕更好”，同时多次强调并呼吁，在中国文学向外译介的过程中“要尽快更新翻译观念”。对于这样的认识，在深入分析之前，或许应关注两点：第一，翻译活动是涉及两种语言的双向交流，在语言、文化、历史、社会以及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译入翻译和译出翻译必然有所差异，这应该是翻译活动中的客观事实，也是翻译界的基本共识。第二，在翻译研究的不断推进中，译学界对文学译介与传播活动的复杂过程已有较为深入的认识，鉴于此，倘若仍然提出“翻译者和翻译研究者通常甚少甚至完全不考虑翻译行为以外的种种因素，诸如传播手段、接受环境、译入国的意识形态、诗学观念等等，而关心语言文字转换层面的‘怎么译’的问题”这样的论断并将此归结为翻译观念的陈旧，是否失之偏颇？是否有悖于国内译学界在30多年的艰难探索中所取得的研究成果？

莫言获诺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使国内媒体对翻译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媒体的关注不仅涉及事件本身，还进一步延伸到译学界对翻译理论问题的探究。《文汇报》2013年9月11日头版“文汇深呼吸”专栏刊登了“中国文化如何更好地‘走出去’”系列报道之七《“抠字眼”的翻译理念该更新了》。文章以“很多典籍有了英译本却‘走不出去’”为例，并援引谢天振的话指出：“翻译的译出行为是有特殊性的。如果译者对接受地市场的读者口味和审美习惯缺乏了解，只是一味地抠字眼，讲求翻译准确，即便做得再苦再累，译作也注定是无人问津。”接着，文章论及莫言的获奖与葛浩文的翻译，认为“莫言摘获诺奖，其作品的外译者功不可没，其中包括莫言作品的英译者、美国汉学家葛浩文。要知道，葛浩文不仅没有逐字逐句翻译，离‘忠实原文’的准则也相去甚远。他的翻译‘连译带改’，在翻译《天堂蒜薹之歌》时，甚至把原作的结尾改成了相反的结局”。基于这样的认识，文章表示，“莫言热”带给翻译界的启示应该是“好的翻译可‘连译带改’”，并强调“一部作品的最终译文不仅取决于原文，还取决于它的‘服务对象’，以及译作接受地人们的语言习惯、审美口味、公众心理等非语言层面的因素。或许，只有从根本上认识这一点，卡在中国文化‘走出去’途中的障碍才能消失”。

一千余字的文章并不算长，却字字掷地有声，直指翻译标准、翻译方法以及翻译立场、翻译观念等翻译范畴内的根本性问题，并立足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宏大背景对所谓“传统的翻译观念”提出责问，“陈旧的翻译理念”“中国文学和文化‘走出去’的绊脚石”等字眼屡屡让人触目惊心。《济南日报》、中国新闻网、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经济网等国内主要媒体纷纷对该文进行了转载。

在此，有必要首先就文章的内容澄清一点，该文在表明葛浩文采用的是“连译带改”式的非忠实性翻译方法时，以莫言《天堂蒜薹之歌》的译本为例，称葛浩文“甚至把原作的结尾改成了相反的结局”。《天堂蒜薹之歌》的结尾确实发生了变化，可这一改动背后的事实究竟如何？在一次访谈中，葛浩文对此进行了说明：“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那是个充满愤怒的故事，结尾有些不了了之。我把编辑的看法告诉了莫言，十天后，他发给了我一个全新的结尾，我花了两天时间翻译出来，发给编辑，结果皆大欢喜。而且，此后再发行的中文版都改用了这个新的结尾。”

可见，改动原作结尾的是莫言本人，只不过他是在葛浩文转达的建议下进行修改的，这似乎可以被理解为编辑、译者与原作者之间的互动与合作的一次生动例证，甚至是翻译中可遇而不可求的境界，但无论如何也不能算作葛浩文的单方面改动，更不能简单地由此得出译者不忠实于原著的定论。

或许，这只是不经意间的“疏忽”，但文章意欲表明的立场昭然若揭：以“忠实”为原则的翻译观念阻碍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伐，仿佛只有葛浩文的“连译带改”的翻译方法才是中国文学外译能获得成功的唯一模式。

（摘自《第二节 葛浩文翻译方法与文学译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