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庆笙教授（1911—1998）是中国农业微生物学的开创者之一。他早年在南京农业大学（后简称南农）前身、金陵大学农学院求学，后留校任教，1950—1952年任金陵大学教务长，1981年出任南农前身、南京农学院院长。抗日战争时期，他带着极其珍贵的盘尼西林菌种，沿着“驼峰航线”飞越喜马拉雅山，最终在国内成功制造出盘尼西林，并为之命名：“青霉素”，这种抗感染药物挽救了千百万军民的生命。同时，他还参与了中国第一座血库的筹建，制成大量血浆送往前线，为浴血奋战的中国军人们送去了重生的希望。新中国成立后，樊庆笙教授长期致力于农业微生物学的教学、科研及应用工作，编写了一系列微生物学教材，为建国之初的农业微生物教育发展填补空白，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是中国农业微生物学的奠基人之一。

前几日国内一家著名的影视公司联系到我，说在偶然间看到我们出版的这本《飞越驼峰航线——樊庆笙的科学报国之路》，想根据书中的内容拍一部关于樊庆笙先生的电影。我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为这部书我投入了太多感情，内心深处一直盼望着樊庆笙的故事能被更多的人知道。

缘起

出版樊庆笙先生的这部传记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社的一位作者，南京大学一位早已退休的老师有段时间经常到出版社来，有一次她将樊真美老师（樊庆笙的长女，亦是本书的作者）介绍与我认识，那是我第一次知道青霉素的发明史，也是第一次听到樊庆笙的名字。随着樊真美老师向我介绍已经大体完成的书稿内容，种种不为人知而又应该被人所知的事迹就深深吸引了我：飞越世界上最艰巨、最危险、付出代价最大的驼峰航线将盘尼西林菌种带回国；研制国内第一批盘尼西林；组建中国第一座血库；开创中国最早的土壤微生物学专业和土壤微生物学实验室……。正如书稿中提到的：樊庆笙教授的一生是艰苦奋斗、不断创业、无私奉献的一生。作为一名图书编辑，我想樊先生的这一生就是对科学家精神最好的诠释，做好这本书也是新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书名的选取

编辑是一个曲折的过程。首先面临的就是书名的问题，最初作者起的书名是“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樊庆笙全本”，这显然是不合适的。我与作者商议后，又想了“樊庆笙——中国首支青霉素研制者和命名者”“中国青霉素之父——樊庆笙”“青霉素、血库、紫云英——樊庆笙传”等十几个名字，都觉得不够满意。那几天我一直惦记着书名，突然有一个瞬间我想到，不管是青霉素、血库还是生物固氮、紫云英，都是樊庆笙先生为报效祖国而选择的道路，国家需要什么，他就研究什么，他将自己一生的科学追求和国家命运结合在了一起。而飞跃驼峰航线是樊庆笙先生回国的开始，即科学报国之路的开始，同时飞跃驼峰航线充满了艰辛险阻，万重艰难，这也暗含着他科学报国之路的艰难坎坷，同时，驼峰航线也表明了他当时所处的那个特殊的年代。这一想法得到了作者樊真美老师的认可，最后确定书名就叫《飞越驼峰航线——樊庆笙的科学报国之路》。

内容的取舍

这本书的编辑过程正是在“新冠”病毒肆虐的时候。因为疫情原因，出版社所在的南京大学校园不让进，附近的书店、咖啡馆全部停止营业，想与作者樊真美老师找一个谈话的地方，都非常困难。因为编辑和讨论的需要，我和樊老师两人经常拎着两摞厚厚的书稿，从出版社所在的金银街，经过北京西路、汉口路再走到青岛路，绕一大圈就为寻找一家还在营业咖啡馆，走的气喘吁吁。这家为数不多仍在营业的咖啡馆外厅很小，估计只有两三平方米，里面靠墙有个板凳，中间正好可以支起一个小圆桌，勉强满足我们交流的空间需要。在这个小咖啡馆里，我和樊老师反复谈论了书稿内容。樊老师说正好疫情期间也不能出去，她就在家反反复复地、逐字逐句地看，根据我的建议补充了一些内容，又仔细核对了许多原文出处，使得书稿内容更加丰满并真真切切做到了有据可循，有据可依。

书稿讨论的一个重点是斗争伪科学的过程要不要写的这么详细。我的想法是斗争伪科学这章描述了当时某些领导和主流媒体对伪科学错误的支持和宣传报道，我的职业敏感性告诉我这部分内容不宜太过详细。而樊老师认为这是事实，一定要写出来。我们俩就这个问题已经来回争论过多次，“争吵”的很激烈，大家都有各自的立场和考虑，谁也不让步。

樊老师后来和我谈了内心更深层的想法，她希望自己笔下的父亲是个有血有肉的立体的人，有对名利的无为，更有对科学的有为。在前面的描述中樊先生一直是没有什么脾气的，他对衣食住行没有什么要求，仅仅是能生存即可，功名也是置之度外，只要能把青霉素做出来就行，管他谁是第一人。就是这样一个很随和的人，在面对科学与伪科学、真理与谬误之时，却较真了，更何况当时樊先生的右派问题才刚刚被改正过来。只有把这个斗争过程完整地给呈现出来，而不是轻描淡写甚至删减，读者才能深切理解在当时那个环境下坚决捍卫真理，同伪科学作斗争的行为是多么难得，需要多么非凡的勇气和坚定的信仰。

我被说动了，保留了大部分内容，模糊了个别用词，虽然十分钟之前我是极力建议删减的。对于编辑来说，必须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这种高压感让我习惯采用删减的方式来避免一切有可能出现的问题。这种方法虽然省事，却容易一刀切，留下一段历史空白。

三个细节

令我很佩服的是，樊老师对于本书内容饱含于心，不看书稿她都知道上下文是什么，书稿里的每个细节她都牢记于心，此时的她已是80岁高龄了。书稿里有三个地方我至今印象深刻。那是一天下午，我和樊老师还是在咖啡馆里讨论书稿内容，我们越聊越投机，当谈到书里的三个细节时，说着说着我们俩都泪流满面，那三个场景仿佛历历在目，直冲脑海。

一个是天津师范大学周璧华教授的回忆：1980年6月的一天（注：樊先生右派问题得到改正后的第一年），《光明日报》的记者来采访他，我恰好也在。当他谈到一些往事时放声大哭。其实我当时主要放在格式调整上了，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现在想来樊先生极少有这种情绪外露的描写，整本书里只有这一次。平反还了老师政治上的清白和学术上的权力。但还不了他20多年在事业上的损失，他痛惜他失去的宝贵年华和一生做学问的黄金岁月。壮志未酬，韶华已逝，这对一个有远大抱负理想，攒着劲想报效祖国的人来说是多么大的打击。但是经历过这样的痛苦，樊先生仍然是百折不挠，化挫折为力量，我要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夺回来！要把有生之年贡献给祖国的农业科技事业，历经磨难而初心不改。

一个是南农楼无忌教授的回忆：先生听了很伤感地对我说，难道你也认为我不行了。我们还要共同工作到2000年。这句话在我现在看来也是非常心酸的。此时的樊先生已发展到咳嗽不止，痰中带血丝，他当然明白此时自己身体已经很虚弱了，他的时间已然不多，还有好多工作还没完成，他放心不下啊，要是再多给他一些时间，到2000年有多好？这里为什么要说2000年？我现在还有三件事没有做完：第一，今年秋天金陵大学110年校庆，届时金陵研究院大楼将建成，并正式招生；第二，第二届国际食用菌学术会议10月将在南京召开。第三，我还有6个博士生，到2000年他们全毕业了，我就可以什么都不管了。他完全不在意自己的身体，也不害怕病魔，他只是担心金陵大学研究院是否能够顺利建成并招生，国际食用菌的学术会议能不能顺利召开，自己的六个博士是不是顺利毕业，没有一件事情是为自己考虑的。

一个是樊先生垂危之际，最后的遗言是吩咐樊华（樊先生的小女儿）：存的钱作奖学金基金，每年发给贫困的和优秀的学生，当时他神志进入迷糊，我无法想象他是怎样挣扎着把这些话说完的。樊先生出生寒门，家里姊妹众多，入不敷出，祖父节衣缩食送他上学，大一学费是向亲友借的，从大学二年级开始，就靠助教补贴和奖学金读完了四年。毕业后就要把一半的薪水寄回老家，贴补家用。樊先生曾经经历过，他深切知道奖学金对寒门学子的重要性，他希望自己能帮助这些年轻的学子顺利完成学业，有能力追求自己的理想，成为国家栋梁之材。

樊先生的弟子众多，在各自的行业都做出杰出的工作，樊先生的一言一行都深深地影响着他们。他在国外读博的学生黄为一教授接到老师的请求后，二话不说放弃即将到手的博士学位，赶回国内接任了南农生科院的担子。在樊先生逝世后，他接力管理了“樊庆笙奖学金”，从1998年——2018年，已经颁发了22年，惠及了南农大生科院400多名优秀本科生和研究生。从2019年开始又有他的学生李德明投款加入，这一代代的接力不就是传承吗，善的传承，力量的传承更是精神的传承。

小结

因为工作的关系，接触到很多如樊先生一样的老一辈科学家的人和事，面对这样一个群体，我经常会忍不住感慨，他们身上有很多共性：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按照现在的话来说应该是“反精致利己主义者”，他们对国家一片丹心，对真理坚决捍卫，对科学严谨求实，对名利淡泊不屑，对事业百折不挠，对工作无私奉献。很多科学家传记都是为举世闻名的英雄立传，或是以历史宏观角度刻画一个群体。这本书以一个普通科学家的个体视角，解读了老一辈科学家这样一个英雄群体，而正是一个个普通的个体构成了这样伟大的群体。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物质丰富的今天，诸如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精致的利己主义等倾向渐趋普遍，“佛系”“躺平”“内卷”情绪弥漫，我们需要这样的科学家故事和精神来指导、引领、激励。

在我和樊老师的交流中，她一直觉得自己是理科出身，文笔平铺直叙，不会文字修饰润色，担心写的不好。这本书里确实没有什么跌宕起伏的大场景，也没有慷慨激昂的抒情，一平如水，波澜不惊，她只是忠诚地记录着生活中的场景。本书不适合快速浏览，需要你静下心来慢慢品味，某一段话、一个文字就可能戳到你，文字背后的思想，传达的精神才能深入人心。

某次下午咖啡馆的交谈结束以后，樊老师临走之前和我说：工作中我喊你王编辑，生活中我们是忘年之交。我心中突然一动，莫名柔软。从争吵到互相认可，这大概是来自于我们对这本书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