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来自上海，似乎成为香港人的共识。

这是我在安宕宕等著《别来无恙》中读到的一句话。

这本书记录了香港导演关锦鹏在一则采访中的谈话：“香港这些反正不管是王家卫、我、许鞍华都拍过老上海，甚至有一些商业片《新上海滩》，但是为什么香港导演去还原一个老上海的印象比同代的上海导演好呢？……香港接受了很多老上海的文化。各行各业，做服装的、饮食的、珠宝的，很多都是从上海过去的。

而且那时候富太太还把自己的佣人、厨师都带过去。现在已经很少说香港岛的北角是‘小上海’，但是你走在北角的话，还是有机会看到很多有特色的上海餐饮。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这些比较富有的上海人其实带动了香港很多东西。”年少时我是通过香港的影视片认识香港的，也是通过香港的影视片认识老上海的，我的沪港观深受香港导演的影响。长大后了解沪港的渠道很多，对沪港的认识自然超过了往昔，但我的沪港观似乎没有大的改变，我也认为香港导演拍老上海比同代的上海导演好，认为他们更了解老上海，因此一直在想为什么会这样。

英皇道四五六菜馆广告。四五六，在五十年代的香港应已成为海派文化的一个标志。除了菜馆，还有一家百货公司以此为名。当时四五六菜馆已成为北角上海人思乡的“打卡地”。

弥敦道的香港“造寸”。20世纪50年代香港造寸时装公司广告。因“造寸”女装很讨沪上女士欢心，已成了海派旗袍的一个标志，当熟悉上海“造寸”的上海移民在英皇道上看到这块牌子，心里应该是别有一番滋味的。

有个西方的记者和我有同样的困惑，问许鞍华为什么能拍上海。许鞍华答道：“我对上海一点不陌生啊，香港我住的地方是北角，我好多同学是上海人，香港的文化有一部分是上海文化，好多是上海人在香港开企业。广东人对上海人的观念是又爱又恨，喜欢他们讲究，要符合他们对优雅的要求。可也说他们有点排外，说他们乱花钱，有很多地域的偏见，可我们其实都很懂，那时候对于上海有个武侠小说的想象世界，特别浪漫、惊险，觉得特别有吸引力。”许鞍华说“香港的文化有一部分是上海文化”，我想这“上海文化”指的应是老上海的文化，这种老上海文化她是在北角的上海人那里感受到的，而北角的上海人是20世纪40年代末从上海移民到香港的，他们是带着老上海文化的老上海。因像许鞍华这样的香港导演生活在香港，他们没有受到50年代后的上海文化的影响，又对“上海有个武侠小说的想象世界”，因此他们拍老上海既有现实生活的底子，又有个人的想象，才会在历史与想象的交互影响中把握住老上海的味道。

身着鸿翔定制时装的胡蝶（《美术杂志》1934年 [第2期 ）。

北角璇宫戏院。璇宫戏院、国芳时装公司和燕云楼，上海都有，现在它们一起出现在香港北角，无疑强化了北角地区的上海元素。

任仲伦主编的《电影双城记》已注意到，“无论是关锦鹏还是许鞍华，聊到他们自己的电影时，总忘不了谈谈北角，谈谈小时候看到的上海人的生活方式。许鞍华说，上海人让她觉得又爱又气又好笑—尽管他们在香港的生活并不尽如人意，但他们，却仍然坚持着要过精致的生活，穿着旗袍，搓着麻将，生活的窘迫好像根本是不存在的问题，或许至少在外人面前，他们永远要那么精致”。王家卫用《花样年华》把许鞍华对北角上海人“坚持着要过精致的生活”的气息精致地表现了出来。

北角到底有什么魅力呢？

《花样年华》中孙太太的饰演者潘迪华就曾生活在北角，她曾说：“1951年我初到香港，住在上海人集聚的北角，一到香港，我想怎么香港这么落后，和上海比起来，根本就是乡下的渔港嘛。”当时的北角是比较落后，但这个地方50年代却成了闻名香港的“小上海”。何菲在《上海熟女》一书中写到潘迪华时说：“那个时候的香港并不懂得怎样繁华。潘迪华激起了香港人对上海的想象、对繁华的想象。那时的上海女人有着中西合璧的天然条件，所以开放、大胆，却又雅致、精细。这种感觉正是香港人后来追寻和拷贝的。”我想不是“潘迪华激起了香港人对上海的想象”，是那一代上海移民激起了香港人对上海的想象。这些上海移民在北角拷贝上海，把北角变成了“小上海”，使得香港人看到了可以触摸，可以消费，可以批评，更可羡慕与拷贝的上海。现在这样的北角已然消失，若要回去，只能通过文献和口述来钩稽北角的各种上海痕迹，用它们来重建七十多年前的人们在北角拷贝上海的历史。

——张元卿《北角昔称小上海·从关锦鹏的一席话谈起》

本书通过大量原始资料呈现香港北角在20世纪50年代的社区生态，梳理英皇道上的商业设施与上海的历史联系，同时重点勾稽移民至此的名人在北角的生活状态，由此寻找上海移民在北角“上海化”过程中的作用及其对后来香港社会的潜在影响。本丛书通过微观史学的视角来研究和记录这些不为主流研究者关注的群体的历史，呈现丰富的历史细节，力求由此拓展都市文化研究的领域，使历史上的异乡人和当下的异乡人都能在都市书写中得到关照。

可借此了解香港人上海情结的物质、文化基础。

（本文来源：山东画报出版社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