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一代象棋宗师杨官璘》后，周镇明继续创作了以东莞市凤岗镇为叙事空间的《老虎山》，这部作品既是为凤岗名人立传，也是一部颇具浪漫主义气质的革命历史小说。作家由此实现了重述“凤岗文有杨官璘，武有黄友”人物传奇故事的构想。

周镇明的创作既聚焦故乡湖北，勾勒社会转型中的乡村变迁史；又着眼于旅居地广东，其文学地理体现出一定的“南迁”迹象，映照出作家自身的精神地理与在地性认同。长篇小说《土地》通过邓汉风、万宝刚、谢纯等乡村青年的命运浮沉，描摹20世纪90年代江汉平原风云变幻的乡村图景，经济体制改革的阵痛经由乡村权力争斗凸显出来。长篇散文《失落的周庄》以荆南地区一个小村庄的变化，再现了现代化、工业化进程中，现代文明对传统乡村文明的浸染与改塑，可谓乡土中国的挽歌式叙事。《亲爱的南方》入围第八届东莞荷花文学奖，小说以深圳为叙事背景，通过江城、祝涛、吴文等南下打工青年，城乡“流动性差异” 中的边缘化处境与文化身份认同危机，赓续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青年进城叙事，反思现代性的诸种后果。被认为是我国第一部象棋大师人物传记的《一代象棋宗师杨官璘》，经由对杨官璘传奇人生的钩沉，系统梳理了20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的中国象棋史，为我国象棋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价值，并对凤岗镇打造“象棋之乡”，加强地域文化建设起到重要助推作用。

《老虎山》再次掘进历史深处，挖掘凤岗本土文化，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对其红色文化进行一定的想象性再造，谱写以黄友为首的“小鬼班”少年的抗日传奇。小说以民族仇恨铺陈人物的精神成长史，并以凤岗别具一格的地域风俗，尤其是热闹的节日狂欢与残酷战争场景的对照性叙事，在大力渲染革命先烈爱国情怀，勾勒东江纵队南粤抗日历史画卷的同时，呈现出岭南绚丽多彩的地域文化、民间文化，乡土中国的生命形态与精神底色，使人们长期被遮蔽的“私性”得以敞亮，丰富着我国革命历史叙事的精神图谱。

一、“孤儿”叙事

周镇明在《老虎山》中，采用日常化、民间化的新历史叙事方式，经由对历史的诗性建构，叙写东江纵队“小鬼班”少年的精神成长史，塑造了黄友、傅天聪、李查理、尹林、赖志强等少年英雄形象。通过他们从无忧少年到参加游击队，成长为革命战士，最终英勇牺牲的人生传奇，将个人的成长与国家的兴盛荣辱相勾连，呈现出南粤东江纵队的抗日图景。詹姆逊认为与众所周知的重要历史时间相对应，乃保持小说是“历史的”主要方式。 《老虎山》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惠州大亚湾登陆，11岁的放牛仔黄友的人生剧变开篇，使人物“在历史中成长”，具有詹姆逊所谓的“民族寓言”的性质。

20世纪50—70年代的革命历史成长小说为突出革命的政治组织伦理，“在‘公共性’的政治家族意义上，年轻人是一个个‘孤儿’，其成长过程是一种‘孤儿叙述’” 。革命伦理、政治伦理取代了家族伦理，父与子之间呈现出一种纵向断裂关系，促使“现代孤儿在‘代父’帮助下，历尽艰辛成长为新的历史主体……通过这一模式中的对象的传送过程，主体经历了考验，完成了成人典礼”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老虎山》也是一种“孤儿”叙事。“小鬼班是清一色的小鬼，最大的战士十九岁，最小的年仅十三岁。这些红小鬼，绝大多数是孤儿，他们要么是家人被日本鬼子杀害，要么是革命英烈的后代。” 黄友家人健在，但父亲远在牙买加，爷爷和妈妈在他要将日军引进伏击圈前，为防止被日军报复被游击队转移，父辈在其成长时缺位使他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孤儿”。这些“与世界一同成长”的“孤儿”，在游击队/“代父”的引领下，实现保家卫国的远大理想，逐渐成长为新的历史主体。

但小说并未以此彻底斩断父辈与子辈之间的血缘伦理关系，而是经由家族伦理与革命伦理的同构关系，深化人物成长的精神内核。甚至可以说，家族伦理是人物成长的直接驱动力，是小说一个不容忽视的话语装置。中国是一个家国同构的国家，黄友们成长于民族危亡之际，抗战是其切肤之痛的成长事件，周镇明在小说中没有刻意强化“代父”对其成长的革命启蒙，反而在强调家族血脉绵延，基于家园意识的民族精神过程中，体现出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宗族观念，并以家族文化深化着革命先烈的爱国情怀，展现出人物成长的多维面向。

《老虎山》借次要人物之口反复强调，倘若没有战争，这些“红小鬼”将还是个在父母膝前撒娇的小孩，小说由此凸显出战争对人物命运的改写，以及人们对和平生活的渴望。战争也是黄友们参加游击队的根本驱动力，是他们精神成长的直接启蒙者。黄友们不是在某种超验的信仰，高位格的“精神之父”感召下，成为一名革命战士、民族英雄的。“‘十七年’和‘文革’期间的成长小说中出现的‘精神之父’这一角色，类若舍勒所定义的那种‘原初性圣者’，他引导凡人‘成圣’的资格在于耶稣基督式的‘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他并不是因为在向成长主人公‘说’真理，真理理念在此才是前提，‘真理的绝对性之所以明确无误是由于他坚持’，他本身就是真理。” 《老虎山》中，李雪梅、黄甫仁、何通等人可看作黄友的“精神之父”，映衬出其精神成长的不同阶段。李雪梅是黄友在纂香书室读书时的数学兼音乐老师，正是她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将黄友发展为游击队交通员。她将黄友想要参加游击队，把小鬼子赶出中国的愿望变为现实，架起其构建理想自我，以满腔热血谱写民族史诗的桥梁。但总体来看，触目惊心的战争场景才是黄友们成长顿悟的根源，而非“精神之父”的政治说教。黄友在李雪梅的指引下去找黄甫仁，并以坚持不懈的努力通过黄甫仁的考验，成为一名游击队地下交通员，但此时的他一心想上前线杀敌，黄甫仁则以巫亚娘的英勇事迹告诉他，做好地下工作同样可以消灭敌人。随后其在放牛途中，救下被日军追击受伤的尹林，帮他去老虎山给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队送情报，这使黄友对送情报也是打鬼子有了切身的体悟。

战争迫使黄友们成为“孤儿”，在家园意识、爱国情怀等的驱使下，成长为英勇无畏的民族英雄。这一历史主体的生成背后潜隐着民族的血泪与屈辱，也展现出革命先烈的历史责任感、使命感。周镇明在以“孤儿”们的精神成长史钩沉东江纵队南粤抗日历史图景的同时，侧面反映了“代父”对“孤儿”们的成长指引，但他没有将“代父”处理为“舍勒所定义的那种‘原初性圣者’”，亦即超验真理的化身，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着俗常人伦观的“凡人”。作为一名游击队员，黄甫仁深知“打仗是要死人的，可黄友还只是一个刚刚十三岁的孩子，万一……” 。最重要的是，“黄友家庭已经单传三代人了，到黄友这一代仍然是单传，农村里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黄甫仁不得不考虑这个因素” 。东江纵队中队长何通也有着同样的顾虑，“他首要的任务是保护好这些孩子，让他们活下去，因为他知道，他们当中有的人已经是家里唯一的血脉了，他必须给这些家庭留下苗子。万一出现什么三长两短，他无法面对这些孩子已死去的亲人。 ”家族血脉绵延、家族伦理与革命伦理相辅相成，成为“代父”对“孤儿”成长引导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而且相较于对他们的革命启蒙，“代父”更想要的是护他们周全，使他们在战争中存活下来，使其家族薪火得以相传。“小鬼班”的成立，也是“代父”们为保护他们采取的权宜之计。革命伦理非但没有僭越家族伦理，反而以将“孤儿”生命置于首位，崇尚宗族文化的方式，深化了革命伦理与家族伦理的同构关系，体现出对以往革命历史宏大叙事的改塑与重构。

《老虎山》没有刻意强化“代父”的高位格，面对日军的肆意烧杀抢掠，“小鬼班”少年毅然决然地参加游击队，也皆因其是真正抗击日寇、保家卫国的队伍，而非某种超验信仰或真理的象征。他们的主体生成是在亲历残酷战争后，于家园意识、国仇家恨等催化下实现的，与民族国家的生死存亡同频共振。以往革命历史小说“以人格的‘全而粹’为‘新人’完成成长的标准，固然突出了人格理想在伦理尺度上的高规格，但同时也隐蕴了使理想人格脱离经验的根基趋向超验化的可能” 。《老虎山》塑造了“小鬼班”少年等民族英雄形象，但他们不是“全而粹”的“新人”。其在日军的铁蹄下匆匆告别伊甸园，谱写英雄传奇，但他们中没有人想要成为英雄，而只想给死去的乡亲报仇，将日军赶出中国，小说由此将爱国情怀、民族精神具象化。并通过黄友在将日军引进游击队伏击圈前，误以为爷爷和妈妈被日军扣为人质时的慌张、焦躁与担忧，以及“小鬼班”战士生活中出现的一些小孩子心性，如肥仔对黄友当班长的不认可、不服气等，生动地体现了少年们合乎年龄的心理机制和精神向度，使人物形象更为真实、立体。黄甫仁、何通对“小鬼班”少年的种种顾虑，黄友爷爷和妈妈害怕其参加游击队牺牲的内心独白等，也构成一个复调。这一多声部叙事展露出曾长期被遮蔽的个人的“私性”，使人物形象的塑造避免了为追求“人格理想在伦理尺度上的高规格”而出现超验化、理念化的弊病，从而更趋近真实的历史。

二、地方风俗与历史重构

《老虎山》以对风云激荡的历史洪流中，“小鬼班”少年精神成长史的诗性建构，赓续以往革命历史小说的“孤儿”叙事，并在以国仇家恨铺陈人物心灵秘史的同时，使曾长期被抑制的世俗性、“私性”得以敞亮。这一日常化、民间化的新历史叙事，在重构革命先烈英雄史诗过程中，经由人物成长的时空体挪转，以独具岭南特色的地方风俗，描绘出绚丽多彩的岭南民间风俗画卷，也更为鲜明地反映出作家独特的历史观和审美旨趣，乡土中国的生命形态与精神底色亦随之凸显。

对岭南风俗、岭南文化的细致描摹，是周镇明革命历史小说《老虎山》的一大亮点，体现出小说浓郁的地域色彩与民间化叙事特质，并映衬出历史剧变中乡土中国的常与变。小说也由此多维探勘个人与历史的复杂关系、中国人的精神根性，重构抗日战争的历史画卷，实现对以往革命历史小说的改写与重述。“每一个地方代表的是一整套的文化。它不仅表明你住在哪儿，你来自何方，而且说明了你是谁。” 特定的地理空间不仅标识出人的地域归属，其空间文化形态也是建构自我的重要介质，个人的社会属性、文化认同、主体意识等都与具体的地理空间紧密相连。地方风俗“是人类各集团的共同生活里具有普遍性和重要性的一种社会现象” ，其独特的文化地理更是集中体现出人的主体性、日常生活图景与精神向度。《老虎山》以对黄友成长的文化地理、精神地理的全景式钩沉，展现出岭南别具一格的地方风俗，从而于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中拾捡幽微的日常生活碎片，体现出被战争裹挟的“小人物”日常生活的常与变，以及在时代剧变中的命运浮沉，进而也显示出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人浓郁的爱国情怀、家园意识，乡土中国的民族凝聚力、向心力与精神气象。

节日习俗作为地方风俗最重要的载体，寄寓着人们对生活的美好期许，其以颇具狂欢色彩的节日庆典与竞技表演，透视出鲜明的地方特性、民风民俗，以及时代的某些精神症候。《老虎山》以黄友成长的横截面，通过凤岗独具特色的春节习俗，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岭南民间风俗画卷。1938年以来，日军加紧了侵占广东的步伐，这使凤岗人整日处在炮火连天，随时会遭受日军烧杀抢掠的恐惧之中，但这并没有降低人们迎接新年，祭祀先祖，为未来祈福的热情。时代的风云变幻影响着每一个人，改变着人们的人生轨迹与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但对于芸芸众生而言，不论世界如何变化，生活仍将继续，以不变应万变的民间智慧尽显中国人的精神谱系，困境中的无奈挣扎和心灵苦楚。《老虎山》以13岁的黄友的少年视角，详尽描绘了1939年年底，饱受战争摧残的凤岗人在春节期间，尤其从除夕到大年初九形式各样、热闹非凡的节庆场景，显示出岭南特有的地方风俗，岭南文化（尤其客家文化）的多元性、兼容性与异质性，乡土中国的生命形态与民间经验也得以敞亮。

凤岗人把春节叫作“过年”或“做年”，小说对凤岗人“做年”节庆风俗的摹写，首先体现在饮食上。张光直曾言：“到达一个文化的核心的最好方法之一，就是通过它的肠胃。” 民以食为天，中国有着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以“舌尖上的中国”闻名世界。美食中不仅蕴含着独特的地域风情、生活习俗、人情事理，更显示出一个民族/地区的文化信仰、历史底蕴与现实境况。进入腊月中旬后，黄友妈妈开始购买食品、制茶果、打“米澄”、炒花生、做“爆谷”、做圆蓉粄、杀鸡宰鹅，年夜饭更是别有讲究。“年三十的饭菜都会吃不完，剩下很多，寓意‘年年有余’。剩饭用筲箕装起来后，还要插上一对新筷子，留到年初一用，祈求人丁兴旺。” 茶果、“米澄”、圆蓉粄等独具特色的岭南美食，年夜饭的各种寓意，凸显出岭南文化的地方性、日常性与民间性，寄托着乡土中国对食物充足的美好愿景，以及传统宗族观念影响下的生殖崇拜。

其次体现在形态各异的春节习俗中。客家文化中有一句谚语：“入年挂，讲好话。”到了“入年挂”，人们将暂停一切农事，开始筹办“做年”，说话也小心谨慎，不讲不吉利的话，不打烂家中碗盘。黄友爷爷腊月二十三日便将镰刀收起挂在墙上，这天也是送“灶君爷”上天的日子，“各家庭都在灶神牌位前摆些茶果供品，烧香点烛，敬奉‘灶君爷’。拜托‘灶君爷’上天言好事，下地保平安，祈求天神赐福” 。小说由此体现出民间文化中无处不在的鬼神信仰，这种超自然的地方风俗，给传统乡民带来很大的情感与精神慰藉。“入年挂”后，各家各户还将进行大扫除，男女老少剪发、刮面毛等，除夕日除了贴春联门神、吃团圆饭、点“年光灯”、“守岁”外，还要用禄水（用柚子叶煲的水）洗澡，全家“冲大吉水”，这些都具有除旧迎新的美好寓意。大年初一“不杀生，不洗衣，不扫地，不倒垃圾，食斋” ，大年初二“开年”，祭拜祖先、菩萨伯公、土地神、天神地神，尤其大年初三为“猪日”，傍晚给老鼠“分钱”，“鼠咬天开”和老鼠嫁女儿等，别开生面的地方风俗、民间故事，进一步增强了小说的地方色彩和乡土气息，呈现出生动隽永而真实可感的岭南民俗风情。

《老虎山》经由颇具地域特色的春节习俗，以对民间文化的原生态再现，深入挖掘本土文化，助力东莞市地域文化建设。而在作家大力渲染的各种岭南春节习俗中，尤以大年初六、初九的舞麒麟和武术表演最为引人注目，也更具代表性。周镇明详细描绘了凤岗舞麒麟传统的缘起、麒麟的传统扎制方法、麒麟头样式、舞麒麟“开光”、麒麟表演、武术表演等，展现出岭南新颖奇异的春节盛会。并通过大年初九甘油埔“玉皇诞”祝寿仪式中，热闹非凡的节日狂欢与突如其来的敌机轰炸，烘托出日本曾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以及中国人心底永远无法消弭的历史创痛。由二十多头麒麟组成的盛大祭祀活动，在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下，瞬间成为一场血腥大屠杀，举行大型活动的禾场也沦为人间地狱，欢快的节日气氛与哀鸿遍野、一片狼藉的凄凉情景形成鲜明对照，给人以强烈的心理冲击，也坚定着革命先烈要将日军赶出中国，重建家园的决心。颇具狂欢化色彩的年节习俗，与残酷战争场景的对照性叙事，在进一步铺陈黄友们的精神成长，再现日军惨无人道的侵略行径，深化中国人的家园意识、爱国情怀的同时，实现对红色文化、红色精神的创造性转化，以及对历史的现代重构。

小说还通过描绘凤岗具有客家文化特色的建筑，来凸显岭南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并将客家建筑的讲述镶嵌于具体的时代语境，既展现出南洋游子浓郁绵延的原乡情结、岭南地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又经由其独特的建筑风格，体现出岭南的边地经验、时代症候与人物精神成长的纵深度。小说开篇讲述了日军铁蹄踏破凤岗学子的求学美梦，1913年由华侨彭组绅斥资创办的凤岗镇第一所学校——兴贤学校，沦为匪窝，进而借游击队剿匪，恢复学校正常教学，树立其正面形象。而黄友就读的纂香书室，是凤岗最大的古书室，极具客家建筑风格。这是黄友精神成长的重要空间，他在此接受革命启蒙，并在老师李雪梅的引领下加入游击队，实现消灭侵略者、重建家园的人生理想。小说还细致勾勒了红星楼、永升楼、石金楼等碉楼，“碉楼是凤岗一带独有的建筑景观，是侨胞下南洋后将赚来的血汗钱寄回家乡建起来的中西合璧的一种防御性的建筑，鼎盛时期，凤岗有一百二十多座这样的碉楼” 。侨胞们将下南洋赚的血汗钱寄回家乡建碉楼，表达他们的家园意识，纾解自我文化乡愁。这种中西合璧的防御性客家建筑，凸显出岭南独特的地理位置，兼容并包的开放性文化姿态，又以其对内的团结性与对外的防御性，映射出客家人的文化精神与族群观。在抗日战争时期，这些碉楼以特有的坚固性、防御性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既是乡民们的避难所，也是汉奸、土匪的安乐窝，更是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地。

周镇明的新作《老虎山》是在尊重历史事实，搜集、查阅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创作的历史人物传记，更是一部颇具浪漫主义气质的革命历史小说。作品聚焦黄友等“小鬼班”少年抗战中的精神成长史，经由人物成长的时空体变换，勾勒岭南别具一格的地方风俗，窥见被历史洪流裹挟的普通民众的生命形态与精神内核。并以岭南独特的地理位置，于地方性中见出世界性。作家以黄友的少年视角，勾勒了凤岗作为中国南部门户地区，其全面抗战的历史图景，乃至东江纵队配合盟军作战中出色的国际合作，展现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同盟军英勇抗战的历史事迹，及其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进一步实现对历史的重构与全球化想象。这对于今天我们重新认识、省思抗日战争，弘扬爱国情怀、民族精神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书评作者：申霞艳：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志珍：暨南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