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凤岗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文有官璘，武有黄友”。以此为灵感，广东作家周镇明在长篇小说《老虎山》中，深入历史，以文学笔法，描绘了一幅东江纵队纵横南粤、抗击日寇的恢宏历史画卷。这部小说以少年抗日英雄黄友所在的“小鬼班”为故事主线，正面描写东江纵队的战争场景和战斗过程，生动地塑造了黄友、李查理、傅天聪、尹林、赖志强等少年英雄的群像，热情歌颂了革命先烈舍身忘死的英雄情怀，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抗战“成长小说”。

小说中的“凤岗”凭借其独具岭南特色的人文地理、风俗人情成为一个独特的叙事空间。《老虎山》在勾勒东江纵队抗日剿匪活动的同时，呈现了凤岗的地域文化、历史沿革和民俗风情，从而形成独具一格的叙事场域，成为读者深入了解东江纵队英勇抗战史的文学“中介”。

战争叙事

《老虎山》包括两个层面的“战争叙事”。首先，它正面描写了战场及战斗过程（如行军部署、攻打占领等）；其次，它展现了复杂生动的战争生活，如战士关系、组织关系、情报谍战等。作者周镇明曾经从军，作为一名军人，他在《老虎山》中详细描写了许多正面战场的战斗情况，如东江纵队进行的两渡河伏击战、石马岭战役、广九铁路的“切脉行动”等战役，还有针对陈渠、田五七、许运林、蒙普德等人的剿匪锄奸行动。除了战斗场面，战争生活及其社会网络也是小说中不可或缺的构成元素——“小鬼班”与廖彪、何通等人构成的战士关系，李雪梅、黄甫仁等人与东江纵队构成的组织关系，以及同盟国交往构成的合作关系等。在周镇明笔下，历史意识与小说笔法相结合，集体与个人的意识相交织，战争场域不断转移，编织成立体可感的战争叙事。

写实主义与浪漫手法不断碰撞，使这部革命历史长篇小说焕发出璀璨的光彩。对于战争小说而言，重述战争的过程意味着对历史的再度建构，更是在重塑民族的共同信仰与精神追求。《老虎山》具有鲜明的历史意识，以东江纵队的抗日史为背景，决定了小说必须处理好真实历史与文本再现的复杂关系。加入凤岗镇各村人民的日常生活后，历史经验与生活经验相互碰撞、水乳交融。《老虎山》既连接现实，又借虚拟之物重建历史。作为一部虚构作品，其人物和故事情节经过艺术加工，但小说所传递的思想精神与历史同频共振。黄友在李雪梅、黄甫仁等人的引导下成为游击队地下交通员，后又成为东江纵队“小鬼班”的一员战士，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要消灭日本鬼子，把敌人赶出中国！”这是千千万万个抗日战士的缩影。黄友个人的精神成长之路成为集体精神变革的缩影和隐喻。东江纵队是人民意志的集合体，凤岗人民同仇敌忾，发誓要将侵略者赶出家园，渴望终有一日将中国人民从日军铁蹄下解救出来。以黄友为首的“小鬼队”的个人意识与集体意识在危急时刻凝成整体，成为民族灵魂、抗战精神的化身。借助真实历史资料辅以浪漫主义的小说笔法，让历史的厚重感与虚构的传奇性并存，是《老虎山》彰显其战争叙事的不二法门。

《老虎山》通过战争场域的不断转移，巧妙构建了一个丰富的叙事空间。这种叙事技巧不仅为读者提供立体的故事背景，还推动情节发展，增强故事的在场感和紧张感。小说通过东江纵队在不同地点的行动，将时间和空间紧密结合，每个地点都代表一个特定历史时刻，反映战争进程中的不同阶段。空间不仅是故事发生的背景，更是叙事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通过东江纵队在不同地点的战斗，作者展现战争的残酷和复杂性，同时揭示人物性格和命运的变化。随着场域的转移，新的角色和事件不断出现，小说的故事层次更加丰富、立体，极富感染力。

地理文化叙事

除了战争叙事，《老虎山》还蕴含大量地理文化叙事，将受众的视野从宏观的战争场面延伸到微观的生活场景，拓宽了小说的表现空间，为故事增添丰富的岭南民俗文化色彩。

《老虎山》的地理文化叙事着眼于战争以外的书写，包括地理文化氛围的营造、民俗语言场的建构以及对个体情感命运的关照等。小说多次描写不同山峰，如南门山、白玉山、老虎山、鹅公髻山、花果山、清溪大王山、石马岭山、大岭山、凤凰山等，最浓墨重彩的是“老虎山”。黄友第一次上老虎山是替尹林传递情报，那是他战斗生涯的开始，最后黄友也是在老虎山牺牲，英雄传奇就此落幕。山峰环抱凤岗，正如东江纵队守护凤岗，“老虎山”因此不仅是凤岗的地理象征，更是东江纵队抗日决心的具象化。

除了地理特征，周镇明还将笔触落在岭南风俗和文化上。民俗普遍存在于社会生产生活中，通过一代代人的沿习传承，作为传统文化沉淀下来。1939年年底，凤岗人开始准备“过年”（故事中称之为“做年”），小说借助黄友的视角，详细描述凤岗人在春节期间的节庆活动，如腊月中旬置办年货，腊月二十三日“入年挂”，除夕点“年光灯”、“冲大吉水”；大年初一“不杀生，不洗衣，不扫地，不倒垃圾，食斋”，大年初二“开年”，大年初三“猪日”，大年初四“回门”，大年初五“出年挂”，大年初六舞麒麟祭神、玉皇诞，此外还有“老鼠分钱”“鼠咬天开”“老鼠嫁女”等民间故事的穿插，展现凤岗丰富、具有本土色彩的风情民俗，使读者在阅读小说时“沉浸式”地感受凤岗的历史传统、文化精神。

《老虎山》还重点渲染了凤岗的客家建筑，如“凤岗镇第一所”的兴贤学校、“极具客家建筑风格”的纂香书室，两渡河村的客家排屋，油甘埔的江屋，还有“墙体用石灰、黏土、砂石加糖水、糯米混合拌料，待发酵七日后再加入黄牛浆踩均匀”而建成的碉楼，后者包括凤德岭村的红星楼、油甘埔村的永升楼、石金楼、勋堂楼三座碉楼、南门山村的兄弟碉楼等。碉楼是凤岗一带独有的建筑景观，是侨胞下南洋后用赚来的血汗钱寄回家乡建起来的中西合璧防御性建筑，鼎盛时期，凤岗有一百二十多座这样的碉楼，这些建筑不仅具有岭南特色，还凝聚着客家人对内仁爱包容、对外坚韧不屈的文化精神。碉楼坚固异常，连枪炮都伤不了，敌人看了都恐惧道“一个有5000年历史的智慧民族，能被外族武力征服吗？”固若金汤的碉楼，与结局何通轰炸日军的碉堡形成对照——日军的碉堡脆弱不堪，一击即溃。

碉楼的精神也体现在人民身上，面对日军侵华，有像黄狗仔那般卖国求荣的汉奸，也有像李雪梅、黄甫仁那般的引导者，更有如“小鬼班”那般英勇的战士。此外，如罗土生、张大婶、李老师那般宁死不屈的百姓，也令人印象深刻。老百姓的抗日精神与碉楼相呼应，体现岭南延绵深厚的精神底蕴。地理建筑与人文环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达到有机融合。

《老虎山》紧凑的战争叙事和全面的地理文化叙事相互映衬，勾勒出东江纵队在凤岗英勇作战的抗战史，又在历史的大图景中对岭南独特的风俗民情进行“细描”，这一叙事的双重奏，使得这部聚焦少年英雄黄友的抗日“成长小说”兼具历史的厚重感和民俗风情的感染力。

（书评作者：林培源，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教师；刘钰莹，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汉语言文学创意写作方向2022级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