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修身教育的产生与变迁可以看作中国现代文化建构历程中的一个“文化事件”，以之为中心的历史图景由群体、观念和行动等侧面构成，既包括教育场域内部的制度性建构，如课程制定、教学安排，也包括社会层面的文化行动，如士绅阶层、留学生群体所提出的各类修身强国方案及其文化实践，还涉及身体、心灵等微观领域发生的转型。

《身体、伦理与文化转型：清末民初修身教育的历史图景》一书聚焦于清末民初新式学校开设的“修身科”（1904—1922），力图透过修身教育的变迁呈现中国近代教育文化演变的内在脉络和历史图景。本书首先对“修身养性”和“修齐治平”的修身传统进行理论梳理；继而，从教育场域内部考察修身科与现代教育学科的建立、教学文化的转型之间的关系，揭示现代教育的特性；进而，从修身教科书编撰者群体的文化行动、教科书中的伦理谱系、身体操练与现代性身体的生成等侧面考察修身教育与社会文化的互动。这些复杂面向不仅呈现了修身教育的演变历程，同时揭示了“修身”传统在现代文化建构中的命运——延续、消解和再生。

本书作者

王独慎，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心理学硕士、教育学博士，研究领域为中国教育文化史、教科书文化等。代表性学术论文有《意境空间与性情涵养——清末修身教科书插图中的德育内涵》《风景意识与童心的发现：〈开明国语课本〉对儿童审美主体性的建构》等。

精彩试读

本书共五章。第一章对于修身传统的探讨以“体”“用”“文”三个维度划分，首先是“体”——从“修身养性”的角度梳理修身工夫。实际上，宋儒的心性工夫不离日常生活，发展成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蕴含了“观物”“体知”“美学”等独特的生活艺术。其次是“用”，即“修齐治平”的伦理—政治维度，这一面向涉及社会生活中的“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作为儒家伦理基石的宗法制度，以及科举和民间教化等“修齐治平”的形式。最后是“文”，即修身教育的实现形式，涉及家庭教育、私塾和书院教育、游学与自我教育三个不同阶段和场域的教育形式。

第二章将修身教育置于近代文化变迁的视野下进行考察，力图呈现不同群体在清末民初修身教育建构中的行动图景。清末“教育救国”的理想催生了“修身强国”的文化行动。其参与者既有清末兴学热潮中的留日学生，也有身处清廷中枢的士大夫，更有投身出版界的知识分子，他们各自的教育行动构成了近代修身教育的多面图景。

第三章从现代教育学的视角描绘从修身之学到修身科的变迁，以丰富翔实的历史细节还原当时修身科的课堂教学情景，探讨修身科的讲授与作法折射出的现代教育制度下道德教育实施的关键性问题。

第四章主要呈现近代修身教育对中国人身体观的塑造过程，同时描绘修身工夫在近代教育转型中的命运。身体是“修身养性”与“修齐治平”相接的中枢。近代修身教育引入了现代医学、卫生学和心理学知识，促使身体的对待方式与操练方式都发生了变化，由此诞生了新的“身体”。传统修身工夫以身心合一为前提。随着身心观的转变，修学方式也发生转变，生理卫生学常识和现代社会生活常识成为主要学习内容。“涵养”逐渐被“认知”学习所取代。

第五章呈现的是近代修身教育中的伦理图景。具体来说，修身中“为己”的基本要义被修正，“修己”成为修身的一个方面，角色伦理成为修身教育的核心。“身体”意味着“身份”，传统的“修齐治平”被“修身强国”替代以后，士大夫“身体”的特殊性不复存在，女性与儿童的“身体”被国民伦理赋予“修身”的主体性地位。这也是近代修身教育之于传统伦理学的反叛之处。修身教科书插图的演变过程展现了传统修身美学的消退，这条线索暗含着修身至美育的转化路径。“修身”向“训育”转化后，美学维度出现缺位，召唤着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现代美育思潮的出场。

修身作为一种传统，在近代教育文化建构中有其自身的限度。当“道德”逐渐成为一种行为的规范、“伦理”成为道德之原理时，寻求身心合一、知行相应的“修身”不得不削足适履。近代道德革命对“自我”与“他者”关系的重新界定，对国民“身体”的重新塑造，以及对家国伦理的修正与强化，使得修身教育最终放弃了修身之学的“为己”维度。追求人格完善的个人自由，让位给国族摆脱弱势、铸造强力的群体自由。修身的反求诸己精神在近代文化行动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它表现为对文化行动者的道德要求。尽管现代社会的公共性已经在社会生活中得以显现，且成为转型时期的重要议题，但知识分子们在面对此类问题——公德、公益、职业伦理乃至政治行动——时依然将其导入“修身”议题，强调通过改善个人品行来解决问题。

“教育救国”希望以教育来解决政治问题，“修身强国”试图通过私德的建设来解决所谓的公德问题。二者源于同一思路，都是想通过具体个人的转化完成族群的转化。至20世纪30年代，“教育救国”梦逐渐被放弃，而“修身强国”的希冀在此之前就已经破灭。个中问题值得深思。近代修身教育处于急迫的“转化”焦虑之中。在国族危机下，近代文化转型的种种行动其实极少顾及真正的个人自由。对个人自由的忽视带来了“修身”的越界——将用以“自课”的修身工夫用来改造他人，容易变成一种来自他者的入侵，最终导致公共生活的权威主义。修身传统本有的“自由”维度，来自心性工夫所上求的超越层面（天道）与修身美学所涵养的自由精神，在近代修身教育中，二者或被转化，或被湮没。开展了三十年修身教育后，人们在20世纪30年代重新提倡“人格”教育，正说明了修身教育的失败。究其原因，与修身的“越界”不无关系。

无论是“教育救国”还是“修身强国”，与其说是梦碎，不如说是梦醒。20世纪30年代以后，人们意识到教育不是万能的，为它卸下不该有的重负，反而能够真正发挥它的作用。在现代社会的公私领域二分的架构下，修身缺乏实施的土壤，它被分化为不同领域的实践，如医学生理学的、心理学的、美学的。在道德领域，以培养公共生活规范为目的的公民教育成为“必需”的教育，以培育个人自由为目的的人格教育（审美教育）成为“可能”的教育，这正是现代教育的努力方向。

(本文原载于：教育科学出版社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