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经学研究》（第七辑）。这一辑的专题是“清代经学与学人年谱”。在这一辑中，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主题文章，也就是《钱塘事迹系年》。钱塘是18世纪著名的经学家。在这部分，从各种散见的文献资料中，搜集线索，勾勒出钱塘的学术生涯。第二部分是经学史论，收录了五篇文章，分析经学研究的历史。探讨了阴阳五行学说，分析了郑玄对周易象数的注释和解读，考察了汉末三国时期各家对《孝经》的注释，还有康有为的大同与三世说等。第三部分是古典新诠，在这部分，对《礼记》中的“大学”部分的内容，进行了新的诠释。在第七辑中，还收录了海外的中国经学研究成果，也就是日本学者西晋一郎撰写的《礼记中所见礼的意义》。在这本书的后面，附有英文提要。

《经学研究》第七辑的主编干春松，是大学哲学系、儒学研究院教授。陈壁生，是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

在第七辑的前言中讲到，在清代经学的学术史研究中，最具典范意义的著作，是梁启超、钱穆分别撰写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此外，还有两部《清儒学案》。但总体上说，在梁启超和钱穆之后，清代学术史写作，再无深刻的史识与开阔的视野，尤其是在写作范式上，当下的清代经学的研究，也一直没有真正超越梁、钱之作。

这种局面的形成，主要有几个原因。一是清代的学术成就主要是经学，经部著述浩如烟海，除了清代学者编成的两部《清经解》，还有大量稀见文献存世。研究清代学术，如果不是有非常明确的问题意识与学术眼光，很难披沙沥金，采铜于山，形成条理与系统。

二是在清代经学中，十三经都有多部新的注释和解读，要在经学的内在脉络中研究清人新的注疏，以及论述具体的经学问题，都需要专门研究，尤其是专经研究。但是，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间，专经研究的成绩并不大，尤其是在经学自身脉络中理解一经，更为少见。

三是研究清代经学，必然要建立在汉代经学的基础上。清人注疏十三经，主要是根据汉代学者的注释和解读，来阐述典籍的含义。汉人的经学义理、治经方法在清代，得到了继承、转化和变异，简单来说，清代经学号称“汉学”，虽有其自身典型的特征，但是，汉源、清流则无可否认。所以，不懂汉代经学，便无从评价清代经学。

在清代经学史、学术史的研究中，陈鸿森先生的经学家年谱系列，是一种突破性的新尝试。他的一系列年谱之作，把对清代学者的理解推到了纤细入微的境界。他的年谱之作有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注重发掘那些被遮蔽的、被忽略的学者，例如《马宗琏行年考》《清儒陈鳣年谱》《臧庸年谱》等，本辑收录的《钱塘年谱》也是如此。第二个特征是考证了清代生平材料极少的著名作者，穷尽材料构建起完整的生平事迹，如《陈立年谱》《刘宝楠年谱》等。

陈立的《公羊义疏》《白虎通疏证》、刘宝楠的《论语正义》，是清代经书新疏的代表作，也是今人阅读《公羊》《白虎通》《论语》最重要的参考书。但是，陈立、刘宝楠的生平事迹，史料少而分散，通过陈鸿森先生的年谱考辑，今人才可能读其书且知其人。并且，在考释生平过程中，许多经学问题也因而清晰起来。例如《刘宝楠年谱》判定《论语正义》不但成于刘恭冕，实际上大部分内容为刘恭冕所作，这对今人读《论语正义》无疑具有极大的意义。

陈鸿森先生在《被遮蔽的学者》一文中曾经说，他自己半生在清代学术这座大山里讨生活，樵夫知见的山，相信和一般游客所看到的山，应该大异其趣。

以“樵夫”的精神去理解“山”，是陈鸿森先生清代学术研究工作的特点。他的一系列年谱之作让人们看到了清代那些沉没在历史中、湮没在旧纸堆中的经学家们。

《经学研究》第七辑包含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主题文章，也就是《钱塘事迹系年》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介绍了清代经学家钱塘的学术生涯。书中讲到，钱塘出生在1735年，是清代著名的经学家。钱塘的家族世代居住在江苏太仓嘉定望仙桥镇。在《望仙桥乡志稿·人物》中，记载了他家曾祖父以后历代先祖的情况。他的爷爷是国子监生，研究星象占卜和道家学说。他的父亲是生员，酷爱读书。平时广泛阅读史籍和列传，而且喜欢收集孤本图书，亲手抄录了很多书。晚年潜心研究《周易》。

钱塘在年轻的时候，就喜欢钻研经学。在经学的研究方面，他对古代音律的研究，尤其深入。撰写了古代音律和庙堂音乐方面的著作。对于声音、文字、音律有深刻的研究。他著述很丰富，但是，大部分都没有流传下来。传世的只有《史记三书释疑》《淮南天文训补注》《溉亭述古录》等不多的几本书。

在《溉亭述古录》的前言中讲到，钱塘广泛地研究经学史籍，而且，进行实事求是的考证。他精心钻研，阐述清晰，思路开阔，在学术上卓尔不群。他研究的领域广泛，涉及到五经、大学、天文、地理等等方面。后来的学者对他推崇备至。在《清史稿》《清史列传》中，有钱塘的传记。

在《经学研究》第七辑中，第二部分是“经学史论”。在这部分，收录了五篇文章。在《郑玄对京氏易与费氏易的统合——以郑玄对象数易例的使用为中心》这篇文章中，以郑氏易对象数易例的使用为中心，从卦气说、爻辰说、爻体说三个方面考察了郑玄对象数易例的继承、发展与创造。并且认为，郑玄对京氏易与费氏易的统合，体现了二家之学在东汉背景下的发展状况及其相互关系，并为后来的王弼提供了展开反思的基础。

在《汉末三国诸家〈孝经〉注发微》这篇文章中，介绍了三国时期经学家对《孝经》的注释。书中讲到，从汉朝末年以后，郑玄的《孝经注》是《孝经》学的主流与权威。郑玄的《孝经注》的特色在于以礼注经，融合“孝悌”与“礼乐”，把道德伦理融入到具体的礼制中，为原本简单、抽象的经文，提供一套可行的制度，以此来凸显《孝经》的道德教化功用。郑玄的《孝经注》具有较为明显的“约君”思想。在这篇文章中，介绍了三国时期各个经学家对《孝经》的注释，分析了他们在具体的细节上的不同的解读。

在《试论〈礼记熊氏义疏〉的学术旨归与释经策略》这篇文章中，探讨了四库全书中的《礼记熊氏义疏》这部书。这部义疏是魏晋时期后周著名的经学家熊安生撰写的。熊安生出生在公元497年，是长乐阜城人，也就是今天的河北阜城人。在年轻的时候，熊安生就喜欢读书，跟着当时的专家，研读了春秋三传，《周礼》，五经和“三礼”等传统典籍。后来，他成了国子博士。后周宣政元年，拜门下博士和下大夫。在二十四史中的《周史》《北史》中，都有熊安生的传记。

那时候，有很多的经学家，都给传统的典籍《礼记》写注释和解读。但是，他们写的注释读本，都没有流传下来。熊安生撰写了《周礼义疏》二十卷，也大部分都散失了。到了北魏时期，经学家孔颖达在《礼记正义》一书中，引用了熊安生《周礼义疏》中的很多内容。清代的时候，学者马国翰从孔颖达的《礼记正义》一书中，辑录出所引用的熊安生的著述内容，整理成了《礼记熊氏义疏》四卷。在《经学研究》第七辑的这篇文章里面，分析了《礼记熊氏义疏》中对《礼记》的注释和解读，探讨了这部义疏在学术上的意趣。

在《经学研究》第七辑里面，第三部分是“古典新诠”。在这一部分，收录了《〈大学〉义解》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对《礼记》中的《大学》这篇经典，进行了探讨。在文章里面，列举了《礼记》中的《学记》、《王制》、《文王世子》各篇中与《大学》的论述相关联的段落，还引证了其它一些材料，这些材料来自《周礼·春官·大司乐》、《大戴礼记·保傅》中的《学礼》、《白虎通·辟雍》等文献。文章里面，根据更广泛的相关材料，解读《大学》中的论述的含义，揭示孔子思想的性质及其历史根据。同时，也介绍了古时候的大学的兴起，历代的沿革，校舍、学制、师资、教材、教法、招生对象及培养目标等等方面的大致情况。

书中讲到，在《大学》中，有一句经典的论述，也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在《礼记·学记》《白虎通·辟雍》等典籍中，也有与《大学》中类似的论述。但是，相比之下，《大学》中的这几个句子更简练，更具有概括性。而且，一开始就用“大学之道”这四个字，说明孔子言论的着眼点与其他的典籍不同，主要是阐述孔子个人对古代大学的宗旨、功能及主要特征的理解。孔子认为，古代的大学教育主要是为了辅佐君主，宣传先王的为政之道。孔子非常了解虞、夏、商、周历代古圣先贤的政治管理的实际情况，也清醒地认识到，春秋以后，礼崩乐坏，社会出现了很大的变动。所以，在《大学》中，他总结了过去的论述教育的文献，提炼出了王道政治的基本模式，而且指出了在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承继其精神的方法和途径。这样，就使得《大学》中短短的文字成为了儒家传统文化中的经典论述。

在“书评书讯”部分，介绍了《汉代洪范五行学：一种异质性知识的经学化》这本书。《洪范》五行学是汉代的儒学家以《尚书·洪范》为基础，杂合阴阳、五行、月令、星占等多种数术知识，构建的一种儒家的占卜预测的学说，在《经学研究》第七辑的这篇文章中，全面辑佚汉代《洪范》五行学的相关文献，整理了汉代《洪范》五行学的发展脉络，探讨汉代的儒学家如何通过一系列阐释手段，实现数术这一异质性知识的经学化。

在这一辑中，在“域外经义”栏目，收录了日本的经学家西晋一郎撰写的“《礼记》中所见礼的意义”一文，这篇文章是由日本学者工藤卓司翻译的。

在这本书的后面，有各篇论文的英文提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