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8日下午，《大国的命运》新书分享会乘着上海书展的热浪火爆开场，这也是包刚升教授首次携新书亮相上海博库书城。这次讲述与以往有些不同，包刚升先以我们如何从历史看未来这一发问引出此次分享会的主题。

活动现场

“英国和西方兴起之后，为什么非西方传统大国都无一例外地陷入重大政治危机？何为传统大国的现代转型难题，大国转型究竟难在哪儿？为什么有的大国崛起导致了战争，而有的却能维系和平？”他说道：“我从2018年开始关注这些问题，因此在本书开篇我这样写道，本书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英国作为第一个现代化国家兴起之后许多主要大国，特别是非西方传统大国所经历的政治变迁及其背后的逻辑。换言之，这些大国自英国兴起之后普遍面临着一系列政治危机，而后又普遍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政治重生或国家再造过程。解释这些重要的政治现象并讨论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何种政治启示，正是本书的主旨所在。”

在这本书的开端，包刚升用三个片段向读者展示了1800年世界历史的关键时刻，分别是1800年的英国、1800年的奥斯曼帝国和1800年的晚清帝国。“当时尽管英国的工业革命还在进行当中，并未完成，这个国家的政治系统、经济系统和观念系统已经和其他一些重要的地方有了巨大的差异，我的讨论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包刚升现场分享

理解大国命运需要关注到背后的五大基本问题，即危机、困境、转型、崛起和领先。其实这里也对应着五个命题，包刚升通过对比中国、俄罗斯、印度、土耳其、伊朗、埃及等几个非西方传统大国逐一分析从政治危机到国家再造历程中的五个命题：

一、传统大国除非遭遇重大危机或战争失败，否则就倾向于维持现状，而非倾向于启动变革与转型。

二、面对西方兴起带来的冲击，传统大国往往面临着国家重建与民族重建的政治任务。

三、传统大国一旦摆脱危机，实现实力提升，就容易走上重新定义与塑造传统的道路。

四、由于被西方打败或被西方殖民的经历，传统大国容易产生自身的挫败感和对西方的负面看法或敌对情绪。

五、传统大国只要实现独立自主与实力提升，就更有可能与西方主要国家产生区域性或全球性的权力竞争。

包刚升简要介绍了“蛛网理论模型”的五个因素，他说：“在这个模型里，五个因素特别重要，每个因素可能会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和平导向，一个是冲突导向或者战争导向。如果一个国家比较多的指标都是冲突导向或战争导向，那它实现和平崛起的难度比较大；如果大部分指标是和平导向，大概率这个国家会实现和平崛起。”

现场签售

谈及新书的贡献，他坦言，“这本书具有原创性的问题意识，同时基于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一整套解释该问题的理论。理解过去，是为了更好的理解现在与未来，也希望这本书从宏观上为理解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提供一个参照系或理论背景。”

据悉，《大国的命运》今年6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是包刚升教授的全新力作，该书上市后反响热烈、广受好评，在京东各国政治类图书榜榜首蝉联30天，处于当当政治、军事好评榜第一。并受到罗振宇、马国川、赵灵敏等一众大咖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