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构筑中国信息全像的过程中，不仅需要我们自己的努力，更需要作为沟通桥梁的外国出版家、翻译家和作家。他们是中国乃至世界的宝贵财富。在2012年举办的第六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中，共有6人获此殊荣。在得到这个奖项前，他们是怎么做的？在得到这个奖项后，他们又是如何想的呢？请看——







《我的父亲邓小平》、《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多年来，金胜一翻译的中国图书多达40多种，自己撰写的论著也有20多种，在向韩国读者积极宣传介绍中国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中国政府的政策是很公平的，中国人是善良纯朴的。”金胜一说，自己非常喜欢中国。他认为，翻译、撰写有关中国的图书，可以帮助韩国读者看清中国的发展过程、看到中国未来的样子。

每年到中国旅游的韩国人有四百多万人，他们听导游讲解才知道中国的饮食、风情，而很多导游并不能真正介绍好中国。“中国的文化很深刻”，金胜一认为，有必要对导游等对外行业的服务人员加强培训。

尽管有一批学者和知识分子在研究中国，但中国图书在韩国的销售情况并不理想。金胜一告诉记者，过去他翻译的一些图书在韩国只印刷了不到1000册，出版社压力很大。直到近几年中国政府大力推动出版走出去，这种情况才有所好转，在韩国出版的中国图书正在逐渐增加。

从1975年至今，金胜一学习、研究中国历史已有37年。金胜一说，这个奖项为他今后的人生道路指明了方向，推动中韩友好、向韩国人民介绍中国文化、促进中韩文化交流是他的毕生事业。

雷文虽然一直强调的是其他人的贡献，但实际上对于这部丛书雷文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所以在提及这部丛书的情况时，他是信手拈来：《中国文化与文明》项目于1990年启动，首卷《中国绘画三千年》于1997年在中美两国出版面世。在此期间，承担该项目的耶鲁大学和中国外文局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虽然任务艰巨，但他们的付出获得了丰硕的回报。雷文说，这个项目曾获得中国图书奖、美国出版商协会大奖“霍金斯图书大奖”等多个奖项，其中《中国绘画三千年》、《中国古代建筑》等卷本被作为国礼赠送给美国。

雷文在感谢信中，对自己谈的很少，但实际上，除了这部丛书，他为中美交流还作了很多贡献。

翻看他的简历，随处可见他为中美交流所作出的努力：作为耶鲁大学第22任校长，雷文立志将耶鲁打造成为全世界培养领袖人才的摇篮。而在2001年，雷文在纪念北大百年的讲话中，不仅把“全球性大学”的目标提得更加明确，而且把中国作为实现这一愿景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毫无疑问已成为耶鲁大学国际化建设最为重要的伙伴之一。在耶鲁与中国的不断交流中，雷文对中国的感情也在日益加深。关于他的名字，中文曾有“莱温”、“莱文”等好几种译法，现在他自己选定了“雷文”这个称呼，因为友人送给他的一枚中国印章，篆刻的就是“雷文”这两个字。英文版的《中国日报》和新华社的电讯稿已成了他每天必须浏览和阅读的文字。

此次获奖对于雷文来说是一种肯定，而他把这次肯定当做对耶鲁的肯定。在感谢信的最后，他表示，在长期的交流中，耶鲁很骄傲他们与中国建立的深厚友谊。在字里行间，表达着他对这个奖的珍惜与重视，也传递着将为中美交流作出更多贡献的信息。

“我第一次来北京是在1973年，在之后的十余年，我又以耶鲁校友、联合国工作人员等各种身份回到了北京，在这个过程中我也见证了中国的巨大变化，这些变化震动了整个世界。”在第六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的新闻发布会上，里德并没有对他自己所做的工作多作论述，而是在讲话的开始就谈到对中国变化的惊叹，对耶鲁大学与中国大学之间不解之缘的关注。在这个过程中，让在场听众深切感受到了他对中国的友好与热爱，而他的这种友好与热爱也在他的简历中得到了印证。

以《中国文化与文明》为例，该项目的创立和成功，里德的贡献至关重要。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他运用自己在美国政界和经济界的影响力，为项目多方筹款，乔治·布什就是在他的邀请下才成为名誉主席的，也是在他的推动下，该项目成立了三个美方委员会：以基辛格为主席、包括8位前国务卿和耶鲁大学校长在内的顾问委员会；以布热津斯基为主席的国际咨询委员会，成员包括许多在担任职务时与中国有广泛联系的政界人士；以前副总统洛克菲勒夫人南希女士为主席的《中国文化与文明》之友协会，包括许多经济界、文化艺术界的知名人士。此外，在多个场合他也对该项目进行宣传，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在里德的推荐下，美国休战基金会因该项目向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和耶鲁大学颁发了“拓展奖”。

里德为这个项目、为中美的交流做了很多很多，直到讲话的最后，他对于自己所做的都只字未提，而是不停地感谢着这些人和这些事。“这个项目之所以能成功，离不开各方的支持。”是他对所有工作进行的注解。

看着这位坐在主席台后面清瘦的老人，记者无法想象为什么在联合国日常事务外，他还能有如此大的精力来支撑整个项目！而在随后的讲话中，他给了记者答案。之所以看重这个项目，是因为他认为“这个项目在推动中美两国相互了解，消除误解方面可以发挥很大作用。”在他看来，世界充斥着政治、教派以及意识形态等很多方面的分歧，由此引发的战乱与误解使大家深受其害。而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可以尽可能减少不同宗教信仰、政治主张以及种族背景的人之间的误解。

他很喜欢北京奥运会的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他说：“我们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这是我们共同的梦想。”对于未来，他还有个美好的愿景：“我希望今后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能出版像《中国文化与文明》这样的丛书，来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地球是我们共同的家，我们应该一起创造一个更美好、更和谐的家园。”

克罗缇达，1946年出生于柬埔寨菩萨省，现任柬埔寨王国研究院院长，洪森总理私人顾问，柬埔寨语言机构副主席，江西九江大学名誉教授。在柬埔寨，克罗缇达从事中国民风的研究，特别是为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在柬埔寨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新闻发布会上，克罗缇达表示，中国、柬埔寨的友谊源远流长，随着中柬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合作交流的深入，柬埔寨人民希望了解到更多的中国传统文化及习俗，她希望她的工作能让中柬两国人民相互间得到更好的了解，中柬两国的学者能够进行友好的合作，将中柬两国的文化交流推向新的高潮。

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与热爱，克罗缇达出版过多部相关柬语出版物。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道家学说》、《孙武兵法》等。

其中在《中国哲学》一书中，克罗缇达系统阐述了从孔子到毛泽东的学说，展现了中华民族先进的思想文化和解决困难的途径、措施。《道家学说》一书介绍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对当代社会的管理有深刻的借鉴意义。《孙武兵法》一书介绍了中国著名军事家孙武的治军法则及用兵技巧。

除以作家身份出版多部专著介绍中国历史文化外，任职柬埔寨王国研究院院长的克罗缇达还致力于通过中外文化交流活动，为推动国际汉语教育和中柬两国文化交流作出突出贡献，她所在的孔子学院在2009年创办以来，在积极为孔子学院创造优越的办学条件的同时，还开展汉语教学，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成为增进中柬人民友谊和相互了解的重要桥梁。

据介绍，菲萨克常年致力于中国文学、文化、中西关系的研究和教学，译作主要包括《家》、《没有纽扣的红衬衫》等。

发布会上，菲萨克用流利的汉语作了题为《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上的希望》的简短演讲。她从文学自身、作家作品与政府三个角度阐释了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上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原因。

首先，中国当代文学有自己的道路。菲萨克认为，中国当代文学被世界普遍接受和认同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当代文学自身的发展。自上世纪开始，中国文学慢慢走上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这条道路既不是简单的继承传统，也不是简单地汲取西方的写作方法，而是把中国传统的写作经验和世界现代的写作方法融合在一起，从而使中国当代文学为世人所知晓。

其次，众多的优秀作家、作品成为中国当代文学闻名于世的先决条件。“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有这么多的作家，这些作家非常开放，非常了解世界文学，他们的作品一部接一部，这其中又有很多好的作品，仅此一点，就让中国文学在世界上确立了自己的地位。”菲萨克说。

最后，政府行为成为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推动力量。菲萨克在演讲中提到，世界上许多国家希望了解中国文学，目前中国政府也采取多种办法，开始在世界上推广中国文学，这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提供很好的渠道。

短短5分钟的演讲，菲萨克用她作为观察中国当代文学“第三只眼”的身份回顾了中国当代文学变化发展的历史，观察了中国作家作品创作的现状，展望了中国当代文学光明的未来，通过她搭起的文化交流桥梁，定会促进拉美地区人民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了解，增加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上的声望。

据悉，作为马德里自治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菲萨克积极推动马德里自治大学与国家汉语办公室、社科院、北京大学等机构和院校开展合作，并协助中国作协在西班牙举行中西文学论坛。除中国经典文学作品翻译外，菲萨克关于中国的主要著作还包括：《中国知识分子与权力》、《中国女性》、《目的地—中国》等。

“‘3’这个数字在中国非常重要：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刘备有‘三顾茅庐’的故事，而诸葛亮拥有‘三寸不烂之舌’。”莫芝宜佳说，文化传播也离不开“3”：一部作品要经过作者创作，出版者发表问世，最后依靠翻译者走向世界，“三者缺一不可，文化才得以活跃和发展”。

在莫芝宜佳看来，聚焦于作者、出版者、翻译者的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将传播文化的三个方面联系到了一起，获得这一殊荣让她感到“非常有意义”。

莫芝宜佳与中国文化的“亲密接触”已有近50年，说起自己与中国的缘分，她如数家珍：上世纪60年代开始学习中文，读文言文、学《论语》；做中文老师，与很多中国学生成为朋友，交往至今；1977年，第一次坐火车来中国受到热情接待，此后多次来华，“每次都有新的感受”；在教学的同时从事中国文学的研究，喜欢六朝志怪小说，喜欢《聊斋志异》，喜欢《西游记》；将对她影响最深的中国作家钱钟书先生的作品《围城》译成德语并出版，博士后论文《论管锥编——从钱钟书的〈管锥编〉重新审视杜甫》的中译本1998年问世后于2002年再版……

莫芝宜佳学习中文最初在很多朋友看来是“中了邪、发了疯”，而她对汉学研究越深入，对中国文化就越着迷。她不仅将这种“疯”延续了大半辈子，还不断通过自己的努力推动汉学在德国的发展及中西方学术、文化的交流合作。

从1982年起，莫芝宜佳应邀到北大、中国社科院、复旦、同济、四川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讲学访问15次；与美、英、法、意等国际汉学界关系密切，1996年~2004年连续9年担任波恩大学——爱尔兰根大学“中国论坛”召集人。

她的汉学研究涉猎广泛，迄今发表作品58种，包括《康德与中国》、《中国短篇叙事文学史》、《汉语语法基础》等专著，《围城》、《中国故事集》等译著，涉及中国文学、“钱学”、中西文学比较等内容的30篇论文，以及书评等。

如今，莫芝宜佳翻译的《围城》已经出了第二版，杨绛的《我们仨》也经她之手翻译成德文版，即将出版。

自1973年执教欧洲汉学重镇波恩大学起，莫芝宜佳从事汉语教学和汉学研究40载，育人无数、著述丰硕，在其任教、写作、翻译、研究、讲座、研讨等活动中介绍客观的中国，为汉语在德国的推广、德国主流社会客观地认识中国和中德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贡献。

莫芝宜佳说，她最喜欢小说《西游记》，还大胆地将作者、出版者、翻译者比喻为《西游记》中“最聪明、最具创造性”的猴子孙悟空，“头脑灵活、性格温和”的猪八戒以及“执著、吃苦耐劳、在象牙塔里‘爬格子’”的和尚唐僧。“三个人缺一不可，又互相弥补，最终完成西天取经的大业，就像今天我们这些来到中国‘取经’的作者、出版者、翻译者，我们也要通过自己的手将中国文化及其最新成果带向全世界。”莫芝宜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