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发明了一种关于新闻的新类别图书，或者至少是一种新的分支类别，这事儿可以追溯到2008年。林肯新闻学院的Richard Keeble曾在2001请我帮忙发行一份名为《伦理空间》的杂志编辑的特刊。

那时露丝和布兰德的绯闻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所以我集中精力和BBC的线人联系。很长一段时间后我才意识到我们有多么丰富的资源，完全可以把杂志的稿件组成书稿。就是这么简单。

很偶然地，《伦理空间》的出版社Abramis公司因为其创新性的按需出版学术书籍而声名大噪。所以，该社的核心人物理查弗兰克林很高兴援手相助。

因为收录了关于金融危机的报道《与富时指数调情？》，《超越信任》这本书又火了一年。从这一点上看来，可以确定我们已经建立了对学生、专业记者和学者都具有价值的可行的出版模式。

我还发现通过参与焦点性的专项主题会议，我们可以把会议发言者们的贡献汇总。曾经作为考文垂大学的传播学高级讲师，我有机会参与了一系列与BBC新闻学院合作的会议。会议由当时的BBC新闻学院的校长Kevin Marsh主持。

我们马上制作了30本书，其中有《阿富汗，战争与媒体》（2010），《面向未来：现代媒体工具》（2011），《调查性报道：生存还是灭亡？》（2011），《是海市蜃楼吗？阿拉伯之春的报道》（2011）。最后一本是在的黎波里政权倒塌的9个星期之内制作完成的，各章节由Alex Crawford、Alex Crawford、Lindsey Hilsum、Jon Leyne、Wyre Davies等人撰写，书的内容都来自于第一线，而这些作者也都愿意通过书籍这一桥梁 免费与读者分享他们的经历。

定期为我们的书做贡献的人中也有比较高调的，比如Harry Evans、Alan Rusbridger和John Lloyd。

我和Richard Keeble在四年中完成了7本“黑客学术”类图书的出版。这一模式看起来已经找到了它的生存之道。当然，它的运作也存在困难。每一本书，虽然在短短的3个月内就能发布，但是也凝集着爱的作品。我们倾尽全力，当Richard这个实干家在对每段文字细细斟酌的时候，我们也抓耳挠腮，不甚烦恼。

我与Neil Fowler、Ian Reeves合作制作了第8本图书——《草根新闻学的灭亡和重生》，这本书像刚出炉的蛋糕一样抢手，读者中不乏专业记者。

这些书在学者中间的赞誉颇高，因为这正是“研究卓越框架”（REF - 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将于2014年正是实施）所追求的在真实世界的影响力。

正如Harry Evans在谈论“窃听书”时所说，这是“每个编辑的梦想书”，因为编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书的内容可以“面面俱到，让人叫绝、经过深思熟虑又具有重要意义”。这就是这种出版的优势所在。我们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发表他们的观点，无论我们是否赞同或者在多大程度上赞同这些观点。这就是学术自由。

这一新类型的目标非常简单：精确度、相关度、影响力。杂志上的大部分学术作品在出版时就几乎已经不再有高的关联度。这就好比是人们开始评论赛马比赛的时候，赛马早就已经回到马厩门后了。

一位有名的出版商向我们提供了“窃听书”的出版日期：2014年。到那时，上诉法院莱韦森 法官的质询将成为历史，或者也会成为正式的法律。这些书的目标就是当一切有所定夺后，可以影响相关的从业者和决策者。就像我们在交易的时候常说的，“与莱韦森法官关系亲密的线人”告诉我他本人也阅读了窃听书。这种影响对于我们来说已经足够了。

透过相关的反馈信息，我知道记者、学者和学生们都非常青睐这类信息的归集，这些书使得他们可以自由进出盛满知识的水池。

相对于学生，老师们在引用面世不到三个月的论文中的信息时，会比较尴尬（也有可能是更高兴）。

“黑客学术”模式会生存下来吗？这么说吧，目前八本书中有两本已经开始印第二版了，马上还会有第三本也需要加印。我们正在策划一本将于2013年初面世的新书，暂时命名为《后莱韦森时代》。这一模式会欣欣向荣的，因为狄更斯所代表的新闻精神是永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