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又去北京？”每当我从上海前往北京采访时，上海的朋友们差不多都这么问我。

确实，北京是我去得最多的城市，起码上百次了吧。虽然我是上海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可是，我的创作“根据地”却仿佛在北京。

美国纽约有条著名的“百老汇大街”，而北京的“百老汇”才是名副其实的。我奔走于北京的“百老汇”，奔走于白发世界，请历史老人们面对我的录音机，细细回叙那铁马金戈、风云突变的往昔。

为了创作《邓小平改变中国》，我在北京频频出入于那几处“部长楼”，也去了中南海，还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大院以及《求是》杂志大院，甚至还到远郊的中共中央党校采访。

《邓小平改变中国》写的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我注意到，中国人有句挂在嘴边的话：“自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句话，在各种各样的文件上常常见到，在大大小小的报告会上常常听到，在报纸、杂志、电视、广播里属于“高频词”——这一“高频词”现象，形象地反映了这一会议的重要性。

纵观中国共产党走过的道路，有两次会议是至关重要的，是历史的转折点：一次是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从此，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

另一次则是1978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邓小平的领袖地位。从此，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

人们已经习惯地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称之为“新时期”。人们已经习惯地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所进行的艰难的工作，称之为“新长征”。

从遵义会议开始的是“毛泽东时代”；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是“邓小平时代”。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时期的遵义会议”。

我曾在1992年出版了关于遵义会议的纪实长篇《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我决心写一部姐妹篇——关于“新时期的遵义会议”的纪实长篇。

比起遵义会议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难写得多。正因为这样，对于这部长篇的写作，我已是“几起几落”了：早在1987年前，我便注意到这一重大题材，但是初步摸索了一下之后，马上发觉写作难度很高，未敢着手，撂在了一边。在1994年，又开始着手采写，写了一部分之后仍放下来，中途辍笔。

1995年冬，上海作家协会忽然紧急召集专业作家会议。我来到会场，才知道中国作家协会通知，上报1996年度作家创作计划，以便从中确定若干长篇作为重点选题。当时，给每一位专业作家发了一张表格，要求当场填好。我就填上《转折》，内容是“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纪实长篇”，计划在1996年度完成。

此后不久，我接到上海作家协会的通知，说是中国作家协会从全国各地作家协会上报的一千二百多部长篇选题中，选定了二十二部长篇作为重点，《转折》被定为“主旋律作品”选中了。

列为“重点”之后，中国作家协会创作联络部不时来电，询问创作进度。这促使我抓紧这一长篇的写作。我不得不放下手头的其他创作，全力以赴写《转折》，终于写出了四十万字初稿。写毕，看了一遍，觉得要作大修改、大补充才行，又重新改了一遍，定稿时全书为六十万字。

这部长篇最初叫《转折》，有的朋友建议应该加上一个“大”字，于是改为《大转折》。后来，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电影《大转折》上映了，为了加以区别，改名为《1978大转折》。最后，又加上“中国命运”四字，定名为《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最后改为《邓小平改变中国——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

为了写《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我在北京“马不停蹄”，全天候采访。通常一早就出发，上、下午都安排采访。有一回甚至采访到深夜十一时。在离开北京时，数了一下，总共采访了二十多人，录了近四十盒磁带，拍了三卷多胶片。我还特地去当年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场进行拍摄，以求写作时多一点“现场感”。

《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出版之后，受到好评。其中，特别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中共党史研究》杂志，在1998年笫四期发表长篇评论文章《关于党史、国史重大题材纪实作品的几点思考——兼评叶永烈著〈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

本书在2008年出版了新版，补充了十年来对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研究的新成果，改正了初版的讹误之处，以崭新的面貌呈献给广大读者。考虑到《邓小平改变中国》这一书名更加鲜明，所以新版本改为《邓小平改变中国》。在《光明日报》编辑部评选的“2008十大年度图书”之中，《邓小平改变中国》居首。

在中共十八大即将召开之际，由新华文轩集团策划，我对《邓小平改变中国》再度进行修改和补充，以使本书更加臻于完美，更加反映历史的真实，记录中国命运的那次大转折，记述在1978年历史选择了邓小平。我们的国家能有今天，我们的党能有今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贡献是决定性的，邓小平的贡献是决定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