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说，是梁启超提出来的一个永不过时的话题。

新民说，是梁启超提出来的一个永不过时的话题。因为“新”是无止境的，永远在动态之中。什么是新？梁启超在《新民说·释新民之义》中说得很清楚，“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也就是说，一是从原本的树干长出来的新枝叶，二是嫁接过来新枝叶，缺一不可，二者都是为了这棵树变得更加健壮、更加旺盛、更加苍翠，不断向更高的天空舒展。

由于不断嫁接外来的枝叶，也是在不断改造着这棵树的基因，而由原本树干上长出来的枝叶，也会不断发生变化。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互相交融，互相改造的过程。所以，梁启超的新民说，比起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前进了一大步。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还是把“体”与“用”截然分开，以为无论怎么“用”，“体”是断断不能变的。

但梁启超已敏锐地看到，体与用并不是对立的，也无法截然分开，它们总是互相作用的。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固有文化”，即使没有西方文化的植入，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在不断地变化，先秦时代的体，与秦汉时代的体已经不同；宋体与汉体也有了很多变化。

所以，不必担心西方文化的植入，就像当年宋儒与汉儒的争论一样，终究会融为一体，成为“中体”的一部分，白话文的出现就是一个好例子，宪法的出现也是一个好例子。历史上，连天下之恶皆聚焉的所谓“保守派总头目”慈禧，都没担心引入西方制度会使我们礼崩乐坏，我们还担心个啥？难道我们要倒退到顺治、康熙的年代？

因此，梁启超说，中国固有文化当然要保护，但不是整天对着天空嚷嚷“我保之，我保之”就能保的，因为树注定要长大，你硬是限制它长出新枝叶，一见冒出新枝叶就忙不叠折断它；或者光是嫁接外来的枝叶，而不让原来的树干正常生长，其实都是在杀这棵树。

梁启超指出一个保护固有文化的办法，就是积极地让这棵树长出新的枝叶，也积极地引进新的文化，你越是向各国各民族文化敞开怀抱，就越能保有固有的中国文化；积极的进取，其实是最有效的保守。相反，当你拒绝外来文化时，其实你也就在充当摧残传统文化的凶手。拒绝的力度，与摧残的力度，往往是成正比的。君不见，戊戌变法时严厉拒绝新文化，旧文化不仅没能保住，反而分崩离析。谁是摧残旧文化的元凶？不是康有为、梁启超，而是那些反对变法的“守旧派”。

梁启超还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思考题，他说，民德、民智、民力，是政治、学术、技艺的大原。前者是本，后者是末。取人之长，是要取其本，学习各民族的民德、民智、民力，也就是怎么做一个公民。没有真正公民意识，徒学政治、学术的皮毛，难免变成东施效颦。他的这个观点，在辛亥革命以后，已得到了验证。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皇帝，建立了民国，表面看来，责任内阁、总统、国会、代议政制，这些西方的政治概念与制度一应俱全，但公民社会并没有出现，或者说凭着晚清十年的新政，这个公民社会刚刚有了萌芽，还远远没有成熟，就被急风骤雨的内战与革命，荡涤一空了。很多人害怕革命，担心革命一来，泥沙俱下，玉石俱焚。但梁启超并不害怕，他在某些时候甚至主张过革命，因为革命也有两种，一种是公民的革命，一种是草莽的革命，性质并不一样，结果也必迥异。梁启超认为，无论未来是君主立宪也罢，是民主立宪也罢，是改良也罢，是革命也罢，关键是要有“新民”——新的公民。有了公民，无论天翻地覆，海桑陵谷，都不可怕，最终都会导向光明。

中国最要紧的，是培养民德、民智、民力，也就是现代公民。有了现代公民，还愁没有现代的政治、学术、技艺吗？

有人把新民的“新”字，理解为动词，新民即改造国民。这是一个很危险的误读。因为但凡改造，就会有改造者与被改造者，如果国民是被改造者，那么谁是改造者呢？是言出法随的皇帝吗？是六部九卿的大臣吗？是殿阁大学士吗？还是翰林院的侍读、侍讲学士？一句话，是“由我来改造你”吗？如果把“新民”理解为改造国民，那么和国民党的“训政”有什么区别？如果没有区别，那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和同盟会的《民报》，争得面红耳赤，又在争些什么？

梁启超所说的“新民”，并不是谁改造谁，而是国民自我改造。国民怎么自我改造？就是让他实行自治，公民在自治中学习、成长；公民社会也是靠自治才能产生，也许一天不成熟，两天不成熟，但总会慢慢成熟。事实上，梁启超所处的那个时代已经证明，国民总是走在官僚的前面，素质总是比官僚要高，如晚清的立宪运动，便是一个显例。

梁启超的广东老乡陈炯明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试问政为何物？尚待于训耶！民主政治，以人民自治为极则，人民不能自治，或不予以自治机会，专靠官僚为之代治，并且为之教训，此种官僚政治，文告政治，中国行之数千年，而未有长足之进步……徒使人民不得自治机会，而大小官僚，反得藉训政之谬说，阻碍民治之进行。”很多时候，官僚也藉着国民性的谬说，阻碍民治之进行。

梁启超在《新民说·释新民之义》中指出：“冲突者，调和之先驱也。善调和者，斯为伟大国民。”谁是善调和者？新民是也！新民从何而来？从自治来也！

叶曙明

广东作家，近代史研究者。1980年起开始写作，并从事图书编辑出版工作，曾任职于花城出版社、广东省出版总公司、广东教育出版社。创作以历史、散文、小说为主，出版了“近代史三部曲”——《大变局：1911》、《重返五四现场：1919，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中国1927·谁主沉浮》，《大国的迷失》、《军阀》、《百年激荡：20世纪广东实录》（三卷）、《广州辛亥年》等十几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