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请贺社长谈谈您对编辑价值的理解。

    贺圣遂：编辑的核心价值主要体现在其收集、整理、规范、提炼和优化社会的思想、知识等文化成果上，综观人类发展的历史，正是有了编辑这一职业，社会的发展进步与文化的传承普及才顺理成章。

    我曾在一篇论文中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将我国编辑的职能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收集和诠释——从编辑诞生到鸦片战争。编辑职能主要表现为对经典文献的收集、整理、归纳和诠释，并创建编辑体例。在1840年以前的漫长历史长河中，大多数的下层人民与文字无缘，文化只是少数人的专利，也被统治者用作巩固国家政权的工具。图书的载体，从龟甲到木简、帛再到纸，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而手抄、印制图书的技术，发展也非常缓慢。这些因素阻碍了文化的生产和传播，导致可以利用的文献和信息不够丰富，使用和查询也极不方便。因此，收集和整理文献就成为第一批编辑家们的重要职责和使命。这个阶段，编辑家与学问家往往是有机统一的，表现出明显的“编学一体”特征。孔子、刘向父子、郭璞、郑樵、马端临、纪昀等历代的杰出学者亦是不同时代的一流编辑家。

    第二个阶段是鉴别与整合——从鸦片战争到“文革”前。与第一代编辑不同，第二代编辑的职能更多地表现为对文化信息资源的鉴别和整合。他们一方面突破了第一代编辑家们只重视传统中国文化的界限，摆脱了其以自身治学范围选定编辑范围的陈规，继承了严复等近代先贤文化强国的理想，非常关注吸收国外的先进文化；另一方面又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对现代中国的重要价值与意义，在推介域外文化的过程中，利用自身深厚的学养和独特的眼光对中西文化作了精心的筛选，通过鉴别与整合，使国外思潮与中国固有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力图为社会提供更全面、更先进、更优秀的文化。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鲁迅、茅盾、邹韬奋、巴金、张静庐、郑振铎等是第二代编辑家的代表。第二代编辑家的学问为编辑工作奠定了基础，但其编辑工作却远远突破了其学问的范围，既专注于出版的文化使命，又不放弃出版的商业价值，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出版人。从价值趋向上看，他们彻底摆脱了“学好文武艺，货卖帝王家”的窠臼，把“开启民智”、“为社会提供精神滋养”作为工作的核心目标，力图通过创造性的文化劳动，为社会的发展和国民素质的提高提供文化服务。

    第三个阶段是创意和造新——改革开放迄今。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中国的经济、科技和文化都有飞速进步和发展。社会的文化环境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受过教育的知识阶层队伍急剧扩大，信息的更新速度加快，信息量在短时间内迅速膨胀，海量的信息充斥着社会的角角落落；随着信息的增加，新旧信息的快速更替，多元化的文化观念逐步形成，人们的文化需求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而现代的科技发展，为现代人提供了多样化的信息接收工具，网络、手机、电视、广播等新兴电子媒体的崛起打破了原来纸质媒体一统天下的局面。信息来源的多样化和信息更新速度的加快，使出版业的整个生态环境发生了实质性变化。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变化的规律，发现社会流行观念和思潮，把握变动不居的读者趣味成为现代社会对出版业的基本要求。相应地，在编辑工作中，编辑的职能也就更多地表现为创意和造新，通过独特的创意制造出全新的文化商品，获得市场的认同。

    以上三个阶段的编辑职能的演化过程，体现了编辑的核心价值所在。通俗而言，人类社会的进步、文化知识的累积与提升，都离不开编辑的以上工作，这就是编辑存在的价值。

    百道：数字出版时代的到来，编辑的核心价值会受到技术的挑战或因技术而被改变吗？

    贺圣遂：具体到出版行业自身，正是因为有了编辑，才有了出版业的发展和博兴。伴随数字化技术的不断演进，写作者越来越多，增速也快，写作者的数量甚至超过了读书人。博客、微博等传播网络出现后，几乎人人都成了“作家”。在我看来，这是传统出版面临的一个全新的环境。一方面，人人写作，为出版人与编辑甄别作品增添了难度，需要花大量时间沙里淘金。另一方面，“知识”的急剧扩充和“信息”的迅速泛滥，使很多有价值的作品淹没无闻。所以这个时代，远远不是说编辑不需要了，出版业不需要了；相反，编辑的价值和出版业的重要性将日益凸显。

    百道：在贺社长眼中，什么样的编辑才是好编辑？

    贺圣遂：什么样的编辑才是好编辑？我先讲几个故事。

    卡夫卡的第一部小说集初版仅印了600册，这还是在该出版公司的编辑一再坚持下才获得出版机会的。几十年后，作家本人及其作品成为20世纪最受读者瞩目的对象，卡夫卡亦被认为是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大师级人物。我们可以说卡夫卡第一部作品的编辑是先知先觉，因为正是他发现了卡夫卡所开创的文学表现形式及其作品中所投射出的对现代社会的深刻洞察力。

    J·K·罗琳的《哈利·波特》在被布卢姆斯伯里出版公司(Bloomsbury)出版前，已先后被12家出版社拒绝。其实《哈利·波特》投稿的出版公司多达几十家，很多家出版社连拒绝出版的消息都不曾回复。正是布卢姆斯伯里出版公司这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出版社的编辑，凭借自己非凡的文学鉴别力发现了《哈利·波特》的非凡品质。可以说是这位编辑发现了罗琳，虽然当时他们的初版印数也不过区区1500册。但是如果不是这位编辑的慧眼，哪里会有日后《哈利·波特》被译成60多种语言，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销售数亿册的奇迹？

    我国知名作家、学者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在出版前，也曾遭遇两家出版社的拒稿。著名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如今风靡海内外学界及读书界的《万历十五年》，当初也曾遭到英美多家大学出版社和出版集团的拒绝。
   
    ……

    什么样的编辑是好编辑？力排众议出版以上图书的编辑就是好编辑。他们有感觉时代潮流脉动的敏锐洞察力，有洞穿书稿文本的一流鉴赏力，当然，更有打造一流作品的案头功夫和营销能力。

    百道：在我国日益市场化的竞争环境中，以及出版业数字化转型的时代背景中，编辑们如何做好这个时代的编辑工作？

    贺圣遂：在新技术层出不穷，新竞争日益加剧的市场背景下，现代编辑要有意识地培养面向市场的文化创造力。要做好我们这个时代编辑工作，我以为如下几点很重要：（1）“发现文化的能力”；（2）“催化文化的能力”；（3）“组合文化的能力”；（4）“创新文化呈现方式的能力”。

    发现的能力是指发现选题、发现最适合作者、发现领先出版业同行出版动向的能力。选题自市场中来，这是市场经济环境下对编辑的基本要求，发现有生命力的市场空白选题是考验编辑眼光的重要表征。但在市场已有同类选题的情况下，编辑发现业内同行的动向并通过为自己谋划的选题发掘“最合适作者”，设法超越同行，并取得引人瞩目的成绩，同样是编辑创新能力的表现。恰如美国著名编辑家舒斯特所言：“当你听到另外一家出版社即将出版一本差不多的书时，千万不要气馁。‘成为最好的’永远都比跑第一重要得多。”

    编辑的催化力，首先表现在编辑通过提供可行性的建议促使作者将设想打造为成功的作品。知识结构有异、人生经历不同的作者在特定的环境下，有可能会迸发出闪光的思想，有心的编辑总能捕捉住这些稍纵即逝的思想，推动作者创作出优秀作品。编辑的第二种“催化能力”表现为编辑帮助作者提升作品。优秀的编辑往往比“初出茅庐”的作者更熟悉其作品，更懂得作品的价值和社会意义。他们知道如何使仅具框架的“作品”更完善，更富有文学性、艺术性和学术价值。 编辑的第三种“催化能力”表现在编辑要力求成为作者完善作品的“好参谋”。编辑的优势在于直接面向社会和读者，对市场需求的判断更准确。

    通过组合文化，编辑能够将分散的、凌乱的甚至是湮没无闻的知识重新汇聚、系统化并使之重见天日。组合文化，不仅有利于文化的整合、传播与扩散，还可以起到规模效应，促进出版业自身经营的发展。这种作法盘往往能够盘活学术价值高、专业性强的学术著作，使之发挥更大的影响。

    呈现方式的创新则是为图书文本穿上一套靓丽的衣装，使图书的内容与形式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出版史上所有的成功案例都表明，善于创新呈现方式的编辑高手，往往都能够引领出版的潮流，引发了一次次的“出版革命”，创造骄人的出版奇迹。在新媒体技术影响广泛的今天，编辑通过开本、版式、设计风格、材质等要素的创新，可以使图书获得更多读者的认可，赢得更大市场。

    出版的本位是文化，文化的价值要在市场中实现。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编辑，其职责所在，不仅是依靠多年的知识积累和文化素养，协同作者打造出一流的文本，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面向市场的文化创造力，使图书更加喜闻乐见，流播更广，市场影响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