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杲同志是我敬重的出版界的前辈和领导，这份敬重完全发自肺腑，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见过的领导越多，敬重的程度越深。最近几年，我一旦有些重要的想法和做法，包括困惑和不解，总想第一时间向刘杲同志诉说，好在现在有了互联网这一工具，使一切交流都变得如此容易。

其实，我与刘杲同志并没有在一起共过事，他也没有做过我的顶头上司。上世纪80年代初刘杲同志担任国家出版行政管理部门领导时，我还是一个刚刚步入出版行业的新兵，无缘与中央一级的部门首长直接对话。第一次近距离见到刘杲同志是在90年代初，当时我在香港三联书店担任总编辑，刘杲同志来港公干，顺便来香港联合出版集团看望大家。初次见面，最强烈的感觉是他身上有一股气，叫气度也好，气质、气韵也好，让人觉得温暖、和顺，却力透智慧和锐气，说话声音不高，但充满了洞察力，耐人深思，给人启迪。我意识到他不仅是一位领导，还是一位出版行家。原来，刘杲同志60年代中期随湖北省委书记赵辛初同志调京之后一直在出版口工作，从文化部出版局到国家出版局，再到新闻出版署，因此，他见证了半个世纪中国出版的蹒跚与腾飞，亲历了改革开放之初出版业的气象初开，格局巨变。他曾参与主持了三个出版五年规划的制定与实施，直接参与和领导了一系列重大出版工程，包括上海出版的煌煌巨著《汉语大词典》；他曾担任过著作权法起草小组和出版法起草小组的组长，今天中国出版领域最重要的法规条例的出台都与其有关。

1993年底，刘杲同志从新闻出版署领导岗位上退下来，转任中国编辑学会会长，不仅倾力于编辑学理论建设，还热心提携中青年编辑。1995年，中国编辑学会内专门设立了中青年编辑研究会，由胡守文和我分别担任正副会长，一批优秀的中青年编辑，如龚莉、王建辉、俞晓群、曲仲等均参与其事。同年，刘杲同志还从编辑学会不多的经费中挤出专款，策划了“中青年编辑论丛”，资助中青年编辑出版个人论著，并亲自为论丛作序。我的第一本编辑论著《编匠心集》就有幸收入其中，拙作出版后，刘杲同志还以《读〈编匠心集〉》为题，在《中国图书评论》发表文章，给了我许多鼓励，令我感动。这些都拉近了我和刘杲同志的距离。2006年，承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同志厚爱，该社出版了我的《中国出版产业论稿》一书，应我的请求，刘杲同志又欣然为该书作序，关切之情，溢于笔端。

刘杲同志对中青年编辑的关心和爱护是缘于对出版事业的热爱，是基于他一以贯之的出版理想，希望我们的出版事业后继有人。什么是刘杲同志的出版理想呢，我们从他的著述中可见端倪。离开领导岗位后，刘杲同志的文章仍时有发表，我不管多忙，都要在第一时间细细研读。他的文章简洁明快，标题就是立场，譬如“文化产业首先要讲文化”、“出版：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牢记出版工作的神圣使命”、“关键在于精神文明建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我们是中国编辑”、“理论创新是学科建设的灵魂”，等等，读来十分舒展，十分振奋。在这些文字的深处，我读到了一位老出版家的坚定和坚守。在时代大潮面前，他重视出版社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强调出版企业要增强面向市场的能力，提倡出版信息化、国际化，但对出版娱乐化、商业化始终保持一分清醒；他始终提醒我们，要把握好度，不能因为市场的喧哗、利益的诱惑而失守底线，不能变为小平同志批评的那种“混迹于”出版界的“唯利是图的商人”；他反复强调编辑之魂在文章的品质，文字的灵性，思想的光辉，精神的魅力。在刘杲同志的心底，对出版工作有一份永远的神圣，有一份透明的纯粹，用以对抗当下滚滚而来的市侩化、市俗化，这是何等难能可贵啊。

长期以来，出版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进步主义的出版史。关于出版的本质和价值，人类有许许多多美好的描述，如高尔基的“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雨果的“书籍是造就灵魂的工具”，培根的“读书在于塑造完善的人格”，等等。我最喜欢的是赫尔岑的一段话：“书是和人类一起成长起来的，一切震撼智慧的学说，一切打动心灵的热情，都在书里结晶成形；在书本中记述了人类狂激生活的宏大规模的自白，记述了叫做世界史的宏伟的自传。”读来让人热血沸腾，激动不已。但是，当出版度过“高兴的时代”和“核算的时代”，进入“资本的时代”后，一切似乎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切凝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进步主义的出版史产生了危机，“一切向钱看”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相当多的出版人的行为，出版业有沦为大众娱乐业附庸的危险。这种情况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都发生着。面对这样严重的挑战，今天的出版人应该像我们的前辈刘杲同志那样在心底里对出版工作有一份神圣和纯粹，有一份坚定和坚持，唯其如此，我们才可能在今天这个“资本的时代”，在努力面向市场的过程中，驯服资本，利用资本，开创出“启蒙大众、追求进步”的出版史的新篇章。（原载《文汇报》2011年9月24日）

(本文原载于：《出版忆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