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房间》有两个版本，一个是2006年的旧版，一个是2013年的新版。新版收入《有人将死》、《乳白色的阳光》、《公共澡堂》、《那位最后到会的代表》等十四篇中短篇小说，这十四篇都经作者重写。重写是完美主义者的疯狂举动，你猜不出薛忆沩究竟是为文学献身，还是为生命而献身，在他的“房间”里，文学与生命是一体的。旧版中的《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等九篇，没有收入新版。

《流动的房间》以重写后的面貌再现，这是奇迹般的“复活”。敏感是我们集体的病，“治”也敏感，“乱”也敏感。沉默、响应、歌颂、抗争、思考同时被视为“敏感”，“我们”的时代，忙于掩盖世俗的恐惧，“我们”的时代，草木皆兵。薛忆沩是善设隐喻的大师，其实，他的隐喻早已超越“敏感”，他的隐喻早已抵达超越后的恐惧，亦即生与死带来的恐惧，那是“敏感”也逃不掉的恐惧。世俗的恐惧是断代之物，对生死的恐惧，则是被浓缩的永恒之事。究竟是要“活”在断代里，还是要“活”在永恒中？肉身不会告诉你，只有灵魂才能告诉你——尽管这时代让灵魂蒙羞，但我们还是要求助于灵魂。

薛忆沩的作品，充满令人绝望的透彻。读他的作品，也许要像他读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一样，有“与马可·波罗同行”的耐力与勇气，否则，很难看到欲望与时间之间扣人心弦的漫长对峙。《有人将死》里的苦思冥想者在外面游荡了八个多月，对“重要的事情”的预感，中断了旅程。这需要苦思冥想才能预感的重要事情是什么呢？有人将死，“只有死亡能够带来的自由”，还是生日快乐？尽管死亡可以获取“奢侈的自由”，尽管面对死亡智者更坦然，但享乐的生活比沉思的生活更值得同情，所以，“生日快乐才重要”。《乳白色的阳光》写了一名靠厌倦为“生”的税务员，他大病一场之后，便感受到无处不在的陌生感，陌生感产生于“我是谁”的疑问之后，这种自我折磨无休无止，找不到自我，自我便无立足之地。《公共澡堂》显示了作者驾驭故事的高超能力：内心带动故事，两者配合得天衣无缝，公共澡堂、闹钟是绝妙的隐喻，要细心辨识，方能看到那惊心动魄的历史。《那位最后到会的代表》是大手笔的书写，开会与暴动（隐喻性生活）穿插于同一故事，到底是性介入了权威还是权威介入了性，革命在这含混不清的关系里，充当了什么角色？“代表”之作，有向莎士比亚致敬的意味。《出租车司机》用死亡验证生命的神圣。《流动的房间》以复杂的叙事结构写出一座“看不见”的城市，“那座城市很可能是我们记忆之中最后的防线。它捍卫着生命最后的尊严”。那些俗世的所有执着，知识、物质、黑暗、语言、音乐、性爱等，是并不平行的“欲望”，这些饱受理性与信仰怀疑的事物，也许正是捍卫速朽性命之尊严的无法之法。薛忆沩看到一个个最值得同情的“个人”。这些“个人”忍负了沉重的“普遍人性”，所以，他的小说，必然“心”生恐惧。这些恐惧折磨各式各样的生活，这些恐惧暗示了生命的永恒疑惑，所有的欲望，都是徒劳之举，“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庄子·大宗师》），但这个“劳”字偏偏就是做人的本分，“生则不能无劳”（林希逸），生乃恐惧之源。恐惧是令《流动的房间》不安的思想资源。

恐惧的后面，到底有没有救赎？是因为智慧而抵达恐惧，还是因为智慧而无所恐惧？这些问题，薛忆沩一直不肯给出回答，也许开启那些神秘莫测的“房间”，已经耗尽了他的心神。“家”在《流动的房间》里，出现了数次，但那只是一个虚幻而流动的符号。理性与信仰对恐惧有解答，但它们都不成其为唯一而绝对的解答，从这个角度看，向生的恐惧在本质上远大于向死的恐惧。言辞极简，隐喻极深，两者奇妙地诠释了薛忆沩的透彻，他说得越少，神秘感就越多，读他的小说，有如经历生死。

薛忆沩是“我们”的时代最孤独的洞察者。但愿笔者的赞美，对薛忆沩不是一种伤害。赞美泛滥于世，智慧与伟大就有可能被淹没，这是孤独者的“不幸”。

作者：胡传吉（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