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3中国好编辑颁奖典礼暨中国好编辑论坛上的主旨演讲全文


刘瑞琳 广西师大出版社 总编辑 北京贝贝特出版顾问有限公司 总经理

大家好！首先感谢百道网为业界做了一件好事，也衷心地祝贺每一位获奖的编辑。

其实我从来不会演讲，尤其在这样一个场合，在这么多前辈和领导面前，在这么多出版同行先进和优秀编辑面前，无论讲什么，都会显得有些唐突，仿佛班门弄斧。但我还是来了。原因只有一个：编辑这份工作，这个职业，融进了我生命中太多的酸甜苦辣，我愿意冒昧罗列一二，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感受。今年，2013年，是我进入出版行业整整20年，这20年分成两个阶段，前十年，1993年到2003年，我在山东画报出版社工作，2003年秋进入广西师大出版社，主持北京贝贝特至今，也整整十年了。今天想讲在这二十年中分别跨越一头一尾还有中间三个时段的三个小故事，虽然对大家未必有启发，但对我而言，却是一个粗疏的总结。

第一个故事，关于无知无畏，关于热情

我刚进新成立的山东画报出版社，就有幸参与编辑了《图片中国百年史》这样一部大制作。这部书后来获得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书刚出来，我们都很兴奋，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书，这么贵的书，这么重的书，大八开，定价1480元，18斤重。尤其是版权页上还署了我的名字，助理编辑，刘瑞琳，偷偷看了好多次，不敢相信，自己的名字就印在那儿。那时总编辑汪家明领衔，我的编辑部主任冯克力是责任编辑之一，我也只是助理编辑之一。那时，山东画报出版社刚刚成立，得想尽办法挣钱生存。除了做《图片中国百年史》这样有人文内涵的书，还通过关系请省长题词，做了一本叫《创业者》的书，其实是找企业家掏钱入选，然后按页码收费。今天看，就是以出书的名义拉广告。当时我不认识什么企业家，就问总编辑，新华书店的经理算不算？汪总说，当然算。那就太好了，我心里想，书店的经理总比其他企业老总容易打交道吧。打听到当时山东临沂和烟台两个新华书店的老总都干得不错，我就想先去临沂。既然是去书店，不如也带上当时出版社已经出版的一些书，顺便推销。尤其《图片中国百年史》这样的大书，人家只有亲眼见到才能买。我的想法迅速得到领导的支持，经总编辑签字批准，借给我一套图片中国百年史，还有其他几本已经记不得是什么的小书，装了一纸箱，坐绿皮火车出发。从济南到临沂，下火车后再背着书箱子到处打听新华书店在哪里，坐一小段公交车，路上还把裙子给拉破了，又求人用自行车帮忙推了一段，总算到了新华书店的办公室。三打听两打听，扛着书箱上二楼，敲开门，微胖，灰白发，这就是当时山东新华书店系统著名的地区经理朱干了。我动员他上《创业者》，被一口拒绝，“新华书店哪有钱干这些花哨事”。拉广告没戏了，我又搬出书，介绍新成立的出版社。朱干问：你在出版社是干什么的？我说：编辑。他问：你们编辑也管卖书吗？我说：我主要是来拉《创业者》，顺便带书来看看你们是不是有兴趣。朱干说：你这书这么贵，可不好卖，我给你介绍一个能人。我拿着他写的纸条去找沂水县新华书店的高文中经理，高文中说：“朱干是俺的老经理，他刚来过电话说，有一个省城来的女编辑，你得帮帮她”。后来我跟这位高经理成了好朋友，他的确给了我很多帮助，我们也有不少合作，最大一宗，他帮我卖了上百万册区域发行的两种书。他是我见过的最有智慧的基层的能人。后来朱干经理突发心脏病去世后，高经理跟我说，要不是老朱极力推荐你，我们哪会认识。老朱几次说，五六十年代我干流动售书员那会儿还见过编辑送书下乡的，没想到现在还有刘编辑这样的，一个妇女，扛一箱子书。

说实话，我已记不清当时自己怎么会有那么大力气，背一大箱子书。似乎就是出于一种无知无畏的热情吧。我那时也不知道、甚至没考虑过，编辑这个岗位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我不清楚编辑这个行当那些有名的大编辑都是怎么工作的，只是凭着自己的直觉和热情去做事情。最近李克强说，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或许我就属于那种甩开膀子做事的人吧。无知无畏，不理会什么条条框框，凭着自己的直觉去做事情，甚至不必在意自己能否成为一个好编辑，因为你关心的不是自己，而是书。

第二个故事，关于判断，也关于信任

2002年冬，我在饭桌上听一个记者说，陈丹青有本书在江苏印出来了，又被禁掉了。之前我在杂志上看过陈丹青的文字，很喜欢，这事我好奇，也惦记。后来找清华美院的杭间要了陈丹青的电话，拿到了那本被出版社自我审查过滤掉的书。我一字一句读下来，觉得没有任何问题。于是我来到北京，对陈丹青说：我们可以出这本书。陈丹青问：你确定没问题吗？我说：我相信我的判断。然后陈丹青去济南，配图，排版，很快书就出来了。这本书叫《多余的素材》。

书出来之后，我们去南京做活动。南京可一公司的老板娘钱晓征在可一书店设局，请来不少当地媒体，还有很多朋友，我那时懵懵懂懂的，只记得满桌子的玫瑰花瓣，好像还让我讲几句话，我只说得出“第一次来南京”什么的，直到有记者问：陈老师下本书会写什么，会在哪个出版社出？陈丹青指着在旁边发呆的我说：“呶，刘瑞琳，她就是我的出版社，我下面的书都会交给她出。”我才被吓醒。后来走在老城墙上，我问：“陈老师，你说我是你的出版社，什么意思？”陈丹青说：“也许我在国外生活久了，我只认人的，不相信机构。”我说：“如果我换出版社呢？”他说：“我跟着你走啊，你就是个好编辑。”我没觉得自己是好编辑，陈老师鼓励我说：“你诚恳，敏锐，果断，剑及履及，这当然就是做好编辑的料啊。”但我知道，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在他的书被否定的时候，我的判断给予了他以支持，而且事后证明，当时的判断是对的。

2003年，我离开山东，加盟广西师大出版社，陈丹青果真把他的所有书都交给我来出。后来又向我们推荐木心先生的作品，从2006年出版《哥伦比亚的倒影》到今年出版《文学回忆录》，我们也算是不辱使命吧。很难想象，当初出版《多余的素材》建立起来的那份朴素的信任，竟能结出这么丰硕的果实。我一直很感激陈丹青，也感激给予我信任的每一位作者。我常常有种不安和忐忑，作者把书交给你，好像是把他的孩子托付给你，你做不好，照料不好，会寝食难安。常常有一些新入行的编辑对我说，做编辑是出于对文字的热爱，我会告诉他：做编辑，其实更重要的是与人打交道。做书，其实是在做人。而作者的信任，就是你作为编辑最大的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