暌违已久的吕峥给我送来了新书《中国病人袁世凯》，60万字，创作两年，经历一年反复磋磨的出版审查，总算艰难面世。吕峥算得上是85后极为幸运的作家了，他的《明朝一哥王阳明》再版重印多次，发行量几十万册；他的文字轻松及时及物，读其书而时时移情现实。但就是他这样的“幸运儿”也为生计所苦，他这样最有创造冲动和能力的人也为出版所苦，由此可见我们的市场或出版市场的本质。

《中国病人袁世凯》承继了吕峥一贯活泼幽默的风格，但嬉笑怒骂的背后，却透露出类似秋水般深刻的绝望。比如：

在很多场合，中国人貌似是关心政治的。不关心不行，老婆要打酱油，娃要喝奶粉，你不关心政治，政治肯定关心你，每天都合计着怎么再从你身上榨点民脂民膏；

在一个有着悠久专制传统，人民从来说了不算的国度，多少人前赴后继地重演着从希望到失望再到绝望直至无望的心路历程，最终将人生追求定格在“莫谈国事，赚钱移民”上；

人生而独特，但大多数国人的生命就是一个逐渐走向庸俗的过程；

人们已经在冷酷的社会里练就了一颗更加冷酷的心。抱怨、嫉妒、仇恨、讥讽和猜疑是他们习惯性的情绪，而爱、宽容、理解、体谅和分享，似乎永远也不会降临这片惨遭诅咒的土地；

这是一汪绝望的死水，人与人之间的苦痛从不相通，以至于再深的痛苦也只能像冰雪飞落大海般悄无声息。长此以往，冷漠便成了最妥当的表情；

在中国，制定程序的唯一目的似乎就是为了破坏它，每个人都一边咒骂一边百舸争流地挑战着既定规则。

黑暗的时代是漫长的，当我们极目远眺，会因为那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黑夜而沮丧绝望，失去方向。走出隧道、沐浴光明的征途，似乎只能用岁月，用无数老年、青年、少年的生命去一点一点地填充。

……

鞭挞的目的是为了探讨制度与文化的碰撞、裂变。如吕峥说，“人之病，在国体；国之病，在人心”。国家之病在于转型之难，共识破裂；个人之病，在于每一个体最终都无可避免地变成了他年轻时所厌恶的那个人。袁世凯就是这样的人。

有别于以往的袁世凯传记，本书第一册《亡清之鹄》根据真实史料，客观还原了袁鲜为人知的少年时光。比如随叔父谒见曾国藩，聆听“曾门四学士”同容闳、王闿运就东方政治文化传统与西方民主宪政的辩论，铸就了进步的思想。而在“丁戊奇荒”中，袁世凯同叔父回河南赈灾，目睹了炼狱一般的底层真相与腐败透顶的官僚体系。被视作精神支柱的叔父积劳而死，更是对袁世凯产生了强烈的刺激，逐渐树立起“顶层亡清”的远大目标。

从建功朝鲜，到小站练兵，袁世凯日拱一卒、步步为营，利用体制内的资源，爬上权力的巅峰，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北洋班底，并在清廷行将就木时反戈一击，摇倒了这棵千疮百孔的枯树，避免了流血漂橹的“暴力革命”。

然而，这个在直隶总督任就上大搞自治实验，于基层推动全民普选的立宪派旗手，居然以称帝划上人生的句号，留下一段聚讼至今的公案。袁世凯的“窃国”既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国家的悲剧。这个“中国的彼得大帝”，本可以跟革命派孙中山们一道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旗帜，作为极宝贵的政治遗产使后人受益，却因此为人唾骂百年。

吕峥探讨了其中的原因。在他看来，在仇恨、自私与责任、谦卑的天平上，在成年、占有与青春、理想的天平上，中国人的人生多半向前者滑落倾斜。袁世凯没能例外。

《失乐园》中的路西法曾经是天堂中地位最高的天使。由于傲慢与愤怒，他率领天界三分之一的天使举起反旗，却因失败而堕落成撒旦。于是便有了社会学里的专业术语——— 路西法效应。

其实，不用了解路西法效应，我们中国人人都能理解人生社会的变异。人们很难“安分守己”，在巨量快速的群体示范面前，人们只能成为“羊群效应”中的一员，纯洁、无辜、顺从，又迅速地走向了“畜群效应”中的本能、贪婪、仇杀。孙中山看到了这种表面的顺从实为“一盘散沙”，真的善的秩序很难从中建立，他也一度走向独裁、斗争，直到临终，才醒悟“和平奋斗救中国”。在这片绝望的废土之上，一切阳光明媚，都整齐划一地走向了万劫不复。

民国的混乱让国人产生了“不如大清”的观感，政以贿成的现实愈演愈烈。各省截留税收，中央政府没有统一的财政，甚至连官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瓜分之祸，迫在眉睫。专制太久的国度，虽有“见群龙无首，天下大吉”的古老教言，但人们更易将其理解为“秦失其鹿，天下共逐”的逐利逐权之时，只愿攫取存量中的权利，不愿创造，不曾想到创造出日新而丰富的知识、资本、权力，可以对自己和周围乃至民族国家尽其责任。

这的确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制国家，比君主立宪的英国和日本都要走得远。但时人悲哀地发现，享受到民主自由甜头的，是国会的议员，地方的都督，跟普通市民和广大农民完全无关。为了肃贪、剪除异己、加强行政效率，袁世凯又端起了专制的毒药，义无反顾地饮下，一如他之前与之后的独裁者。

为了剖析专制的起源，探究“谁能替天行道，英雄还是法治”，吕峥挖出了伍连德(医学家)这个若隐若现的历史人物，借他之口，亦真亦幻地表达了“国人皆有专制之基因”的观点。也许，真如他所说，儒家改造世界的冲动在我们身上打下了不可磨灭的“中国式成功学”的烙印。

王道、霸道、民主、苍生、大义……那些多如繁星的立场，造就了人们生死以之的梦想。有梦想不是错，强迫他人活在自己的梦里，则大错特错。可惜，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洪杨之乱的大同社会，多少飞蛾奋不顾身地扑向那道万丈光芒，却早已分不清理想和欲望，宁可饿死千万人，也不放弃心中坚守的乌托邦。

年轻一代作者，能有这样的思考和收获，既让人“刮目”关注，又让人自省而思。当代中国的年轻知识人未必有向知识共同体“报到”归队的用心，但他们却以自己的存在思考改变了知识的秩序，这是无论如何都值得注意的。吕峥以历史和现实的多重参照触及到我们国人的变异，他在书中感慨，“专制，就是认定自己绝对不会错的想法；民主，就是对何为真理不那么确定”，这是值得我们铭记的。

在我看来，吕峥的书不仅让人认识我们的政治通病，也让我们返观自身。我们的人生社会对青春少年的教育是“希圣希贤”式的，但很少有人以一生的努力成为圣贤，反而绝大部分人自青年起就走上一条下陷堕落的道路，大部分人的品质心性失去了他早期的纯粹、真诚、博爱，而变异为专制、贪婪、自私。读史使人明哲。吕峥这样的历史作者不仅在写史，更直接把现实的真相或人生的悲喜剧“撕”给我们看。

会有多少人反躬自问，自己是否压制了他人的创造力？而首先是压制了自己青春时期的梦想和创造力？自己是否在热闹的人生和中国社会里变异为真实的“孤家寡人”、“独夫民贼”、“中国病人”？这样的话导演王兵也曾对我表述过，王兵先生曾经沉痛地说，努力吧，我们总不能像那些人一样，变成年轻人最为厌恶仇恨的那种中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