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10月25日上午，赫鲁晓夫在一次只有苏联代表参加的秘密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演讲。这个演讲对斯大林及其个人崇拜行为进行了大量批判，这个报告不仅给苏共带来巨大的冲击，也给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沈志华认为，1956年初，中共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苏共二十大提出新方针，中国以及社会主义各国的历史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历史提供了一个机会，“社会主义道路究竟走向何方，这是需要并可能进行认真的思考和比较，中共领导人也确实开始了探索。”但是为什么毛泽东已经看到了苏联模式的种种弊端，到头来还要重蹈覆辙？作者希望通过当时国内外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分析来解答这些问题。

《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年的中国》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作者：沈志华 著

出版时间：2013年01月

沈志华先生的《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一书，收录了他之前发表过的九篇关于中国1956-1957年的历史专题论文，这些论文独立成篇，但彼此之间又有着密切的逻辑关系。与以往研究这段历史的论著相比，此书最大的特色乃是在于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从而得出了许多新的见解。

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留下很多后遗症，斯大林死时的苏联已经到了不能不改革、给民众松绑的地步，经济上的战时社会主义模式尽管带领苏联人民取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但付出的代价也非常巨大，“斯大林去世前后的主要生产指标几乎都低于十月革命前”。在这个背景下，中共高层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主张超速实现工业化发展的方针得到了遏制，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主张稳健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取得了苏联的支持，“这是周恩来与毛泽东之间少有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正面冲突。”这本是一次中国摆脱斯大林高度集权模式的机会，但波匈事件的发生突然改变了历史的发展方向。

“波匈事件实际上是东欧国家长期以来积累的与苏联的矛盾和对斯大林模式不满的总爆发，而打开潘多拉盒子的就是苏共二十大以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其核心问题是这两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对斯大林模式的高度不满，民众要求摆脱高度集权的斯大林模式、提高工资福利，并要求落实民主制度。

由于赫鲁晓夫在处理这两次突发事件时的能力不足，他主动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请教处理意见，对波兰波兹南事件以和平方式解决，对匈牙利事件进行第二次出兵和武力镇压，这些决策背后，中共领导人都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波匈事件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开始“问鼎”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领导地位，在毛泽东的建议下，在苏联莫斯科召开了世界共产党代表大会，会上毛泽东“指点江山”，这使赫鲁晓夫开始从对中国的感恩转变为警惕，警惕中国挑战苏联地位，成为国际共产阵营的领导者。

沈志华指出，共产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利益关系，他们之间存在一种掌握“马克思主义”正统性的是非之争，简言之，“真理只有一个，谁掌握了真理，谁就有能力和资格取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毛泽东深知，尽管中共在理论上已经赶上甚至超越了苏共，但在经济实力上面中国还是非常薄弱，加上苏联人造卫星上空和15年超过美国的口号，都极大刺激了毛泽东要在经济建设上面大干一场的决心，但他是一个对如何进行现代化建设所知不多，他所能做的自然就是大搞群众运动的建设模式，这为后来他主导“大跃进”运动埋下了伏笔。

毛泽东在总结波匈事件后得出的教训是：革命成功了也有脱离人民群众而导致失败的危险。因而，1957年毛泽东最初提出整风，是希望通过“和风细雨”的方式打击党内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当整风遇到党内人士消极对待的时候，他想借用党外知识界的力量完成这一任务。当他发现知识分子提出的批评已经超出了执政党作风问题，而是指向整个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时候———“事情正在起变化”，整风变为了反右派运动，从党内整风走向了全民整风。沈志华认为：“如果——— 中国共产党在1957年没有停止思考和探索，并且支持、参与苏联和东欧的改革，继续广开言路，扩大民主，招贤纳士，改弦更张，那么——— 就有可能在社会主义阵营看到各国独立自主多元发展、不同模式竞争前进的局面，就有可能在50年代的中国出现人们在80年代才看到的‘转折’。

史的进程本身确实是充满了非常多的偶然性，但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和东欧开始的改革后来被中共视为“修正主义”，中共领导人长期以来的依靠“阶级斗争”“群众运动”的惯性思维和理论并不是一下子可以消除的，因此这个“转折”的可能性其实很成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