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政府不仅承担着发展的压力，更要处理好发展中产生的问题和矛盾。基层干部认为自己是“小马拉大车”，总感觉力不从心，缺乏相应的资源和权力；但上级政府却担心基层政府有权之后难以驾驭。

贾平凹的新著《带灯》是一部具有现代意识的文学作品。它的主题是关于中国农村的，反映的是当下农村发生着的事，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在“接地气”。《带灯》描写了乡镇政府日常工作是多么繁杂：上访、救灾、选举、计划生育……的确，自从农业税免除之后，中国乡镇一级的工作重点就转移了，由原来的催粮催款刮宫流产，转移到了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维护社会稳定上。可以说，在乡镇，维稳是仅次于招商引资的第二大事情，这既关乎乡镇工作能否得先进，也关乎乡镇领导的升迁。所以，乡镇干部特别重视维稳工作，按照贺雪峰的话说，这就是乡镇工作“不出事”的逻辑。

小说勾勒的，是复杂的乡土社会中农村不同阶层的群体样态：有老弱病残、孤儿寡妇的贫困群体；有蛮横霸道、欺压百姓的富人；有精于政策的代理上访者；更有与小说女主角“带灯”建立良好关系的“老伙计”（十三个病弱的妇女，带灯经常帮助他们）。故事的高潮，是“樱镇”引进了一个大工厂。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从书记到平民等各色人物，都慢慢进入癫狂状态。置身在错综复杂的漩涡中， 带灯作为乡镇综合治理办公室的主任，以执著而纯然的心，默默为那些需要帮助的弱者尽心尽力而不求回报。可以说，贾平凹描写的乡村治理是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农民的生产生活处境比较孤单、无助，乡村处于一种凋敝的状态。因而，作者对陕西南部农村的描写带有一种悲观的情绪。

总之，《带灯》一书主要是围绕着乡村社会的治理和乡村观念两个主题而展开的。这是研究农村社会的重要视角和分析框架。在税费时代，乡村组织作为利益主体，其行为目标清晰、结构功能明确。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施行和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农村进入了后税费时代。这对乡村治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在基层债务和财政刚性开支压力下，乡村公共事业建设艰难；另一方面，村干部和农民的联系越来越弱，转而与乡镇政府形成“利益同构”，使得乡村精英的行为选择越来越偏离社区整体利益，且村庄行政权威的物质基础被削弱，村庄公共权威出现真空状态，一些学者称之为基层权力的“悬浮”。

随着国家资源的输入，乡村社会中出现了一个全新的结构，这个结构就是地方政府与地方势力的结盟。在面对外来资源时，一方面，客观上必须以这些精英作为代理来承接；另一方面，乡村内部则出现了大部分收益都被大农户和精英占有的大户治理、“大农吃小农”型的合作。乡村社会普遍出现了“精英俘获”侵蚀公共利益的问题。取消农业税前，乡镇深度介入农业生产和农村公共事务之中，因为这是完成各种税费和提留任务的前提。取消农业税后，国家不再收取农业税费，乡镇不再从农村提取资源，乡镇因此退出农村公共事务和农业生产事务。乡镇关心的不再是农业发展，而是如何将资源储存起来，用于发展经济和提升业绩。

农村税费改革后，乡村与农民的关系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一方面，乡镇退出农村社会，农村社会在乡镇退出后并未有内生力量的增长，而是出现了进一步离散化和无序化的趋势；另一方面，随着国家力量入侵乡村，农民往往在与乡村的互动中占据优势地位，比如，农民上访往往是令乡村干部极为头痛的事情，无论农民有理无理，只要他们上访，乡村干部都奈何不得。而一旦农民上访到县及以上部门，乡村干部就可能因为农民上访而受处分。因此，在当前乡村与农民的关系中，乡村往往表现得既软又硬。一个方面来看，乡村是很硬的，因为乡村掌握着资源及其分配的权力，可以做成很多事情，并且最终做成了很多事情；另一方面来看，乡村又相当软弱，因为乡村无法通过正当合法的途径来应对乡村治理中的困境，比如，无法应对无理上访、精神病人上访，无法应对钉子户等。当农民上访成本较低、风险较小时，农民就可能频频借用上访的手段向地方政府施压。由于上访代价较小，农民就可能借上访来谋取利益，形成上访专业户，上访受到激励，农村社会的任何矛盾与纠纷都可能借助上访逼迫政府解决。由此造成上访数量剧增，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难以应对。这是基层治理中遇到的新困境。

套用一句古代的政治术语来说，乡镇官是管民之官，乡镇以上之官都是管官之官。乡镇、村两级政权直接面对民众，是直接掌管乡村社会公共事务的政权；乡村两级的官员是直接与民众打交道，并直接执行、处理、解决乡村社会公共事务的公务人员。乡镇干部与村干部的现实处境可以六个字概括：位卑、权轻、责重。用乡镇干部的话来说，“对上顶不住，对下压不住”。

乡镇干部处于矛盾和责任的第一线，但是工作上没有抓手。上级政府要求安全、稳定和持续的经济增长，但是管理机制和人员配套都不足。许多问题实行属地化管理（分片包干制管理），缺乏相应的资源和手段。农民的柔性素质和政府的刚性责任构成了一对矛盾：强管，农民不答应；弱管，上级必然不同意。特别是发达地区的乡镇，由于经济发展较快，人口大量集聚，人多则事必杂，产生的社会问题和矛盾也就多。基层政府不仅承担着发展的压力，更要处理好发展中产生的问题和矛盾。基层干部认为自己是“小马拉大车”，总感觉力不从心，缺乏相应的资源和权力；但上级政府却担心基层政府有权之后难以驾驭。上级政府的担忧不无道理，而基层政府所面临的困境也是现实而残酷的，这个问题迄今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值得我们深思。

中国乡村社会的变化是多面的，不仅涉及前面谈到的乡村治理问题，同时涉及乡村观念的转变。曹锦清教授将人们的生活状态概括为从“单位”建制到个人主体的转变，也有学者描述为中国社会个体化的崛起。他们的观点存在着相似之处：个人时代的来临，或者说是人们能够自主选择生活方式。在这种观念的背后，隐藏着市场经济这只“无形的手”对传统农村的无限瓦解和破坏。其中，道德问题成为这个时代最大的问题之一。

所谓道德问题，其实是个体为自由而付出的安全的代价：就业的安全、婚姻的安全，以及货币的安全。在原来的计划经济时代，可以说是计划经济公有制，还有单位体制，农村原来就是合作社，城市有各个单位。在计划条件下，身处单位体制的人是安全的。在这样的制度下，人们很少有自由选择权。由于严格的户籍制度，农村人不能选择到城里生活。如果说人们原来是生活在一个安全而自由有限的体制下的话，那么，当中国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以后，个体便获得了无限的选择自由，然而，个体的选择自由却带来了他们之间的所有结合的不安全。这个不安全是市场共有的，也是每个人渴望的自由所固有的。我们一方面要每个人自由，另一方面又渴望在自由的人群里有一些关系是稳定的，比如友谊关系、夫妻关系、家庭关系、伦理关系。这本身就是非常矛盾的一件事。

所以，市场经济带来的后果是：每个人寻求自由的同时，也承担着不安全的风险。农村是村落世界，是熟人的社会。熟人社会的行为会受到习俗、道德、舆论的制约。熟人社会是一个稳定的社会、静态的社会、低流动的社会。所谓的村落社会，在前三十年叫“单位社会”，单位社会就是熟人社会，就是静态社会，它是由道德来制约每个人的行为的社会。大规模的市场经济发展，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让农村人口从熟人社会流向大都市。现代都市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流动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面，个人不再受内在道德的制约，而是依靠外在法律的约束。但是，传统的那些东西被遗弃了，而真正的法制观念和法制体系又没有完全建立，便形成了一个人人自危的境地：每个人都明了要维护自己的利益，该维护的维护，不该维护的也就胡搅蛮缠。“如同农民的庞杂混乱、肆虐无信，只有现实的生存和后代的依靠这两方面对他们有制约作用。人与人之间赤裸地看待。”这样的乡土社会，贾平凹比喻为“陈年的蜘蛛网，动哪儿都落灰尘”。正如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所说：传统社会的习俗、规则被破坏之后，新的社会制度和规则还没有完全建立，人们的观念还没有完全转变。这往往导致社会对个人的行为缺乏法律和道德约束，所以，在社会的快速转型期，极易出现社会“失范”现象。小说中带灯担任主任的、由乡镇设置的综合治理办公室，正是国家法制建设中的一个缓冲带，起着缓解各种社会矛盾、维持社会秩序正常运行的作用。

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的入侵，也带来了农民生活观念的转变。从思想观念看，农民的生活观念从家本位的家庭伦理进入了个体化状态；从人生意义看，农民不再守着他们那一套传统伦理，其生活意义从一种可以“过日子”的逻辑转变为如何“过好日子”的逻辑。如今，农民不再为了维护传统(如家庭的延续)而行动；相反，他们为了自己的生活而选择性地使用传统。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一个从伦理意义到现实意义的转变。实际上，在农村社会转型中，农民与原来所归属的群体(家庭、村落等)之间的联系愈加松散，农民所归属的群体对他们的影响和控制程度减弱，农民更加关注自我权利与情感的表达，更加重视和尊重自我个性的张扬。这是一种新的选择，更是一种对生活意义的重新诠释。农民生活观念的转变并不是偶然的结果。从社会结构方面讲，这是市场经济侵入比较彻底的后果；从文化方面讲，这既是现代性观念渗透农村造成的影响，也是农民为适应工业化、城市化等观念做出的反映。不可否认，结构和文化是影响生活观念转变最重要的因素。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明显，我们理解农村社会、了解农民生活，不仅要有诸如市场经济、工业化、城市化的宏观视角；同时，也要挖掘微观社会的基础，尤其是从农村文化、农村性质出发，来理解农民生活的逻辑，进而归纳出农民生活观念转变的内在动力和外在机制。贺雪峰教授在《论中国农村的区域差异》一文中，带给了我们启示性的观点。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从村庄社会结构的视角看，中国农村可以分为南方、中部和北方三大区域，其中南方地区多团结型村庄，北方地区多分裂型村庄，中部地区多分散的原子化村庄。区域村庄结构的差异与不同区域生态环境和村庄历史有关。通过村庄社会结构的研究，可以比较好地揭示中国各农村区域的社会和文化特质。这提醒我们，在“三农”问题中，乡村治理问题（困境）与乡土观念转变（尤其是人们生活观念的变化）虽已成为迫切的问题，但是我们不必悲观，市场经济的入侵，并没有完全瓦解农村传统，功利主义、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盛行，并不意味着一切传统的东西已经烟消云散。在中国南方的一些村落，宗族、祠堂、礼仪等习俗依然存在，中国式的小农经济形态和家庭作坊依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眼下，我们的面前正摆着一个更深刻的问题，我国正处在市场化、工业化、全球化复杂的环境之中，农村社会的发展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纯农业社会性质，也不是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后工业社会性质。中国的农村社会，正处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这不仅是研究中国农村的重要背景，更是理解中国社会的关键。

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曾讲到：“乡村在经过一个让人以为已死去的休克期之后，重新获得了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生命力。”乡村是不会终结的。相反，它为一种新的经济与社会体系的出现提供了可能。当前中国出现的情况，与1960-1980年代的法国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但在许多年后，当初逃离农村进入城市体系的法国农民又开始逐渐向农村回迁，农村依然是人们心中的理想家园，农村永远不会消失，它只是以新的方式存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