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专稿】大学学术出版由于目标受众范围较窄，相应得到的关注较少。美国大学出版商年度会议为我们提供了了解这一领域的机会。困境中的大学出版商都在寻找危机突破口，修复与图书馆的关系无疑是摆在第一位的。同时他们始终将自己视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重大学术使命。

近期，美国大学出版商年度会议关注了三个重大命题：版权、公共知识分子和新的商业模式。但是在这三大命题之上，本次会议最大的主题是——宣传主张。与会者们重新回顾了密苏里大学出版社的问题。但除此之外，会议更关注了社会化媒体战略，比如如何在校园里建立起用户圈，新的资金筹措方法，还有出版社与学术图书馆之间的不安状况。

大学出版商协会主席菲利普•赛尔康呼吁大家“坚守使命”，同时也提到，现在是时候修复旧桥、搭建新桥了。他提出，大学出版商协会必须进一步扩展会员规模，但出版社必须为大学学术出版活动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

赛尔康提说的学术基础设施，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修复与图书馆之间的关系。近几年，出版社与图书馆的关系由于图书和期刊成本上涨、开放存取、合理使用和电子仓储等问题受到一定影响。

赛尔康引用《教父》中柯里昂对不同帮派进行调停的场景作为比喻，避免事态失控：他将研究图书馆学会邀请到大学出版商协会来，共同探讨“合理使用”的框架（在加拿大法律中，“合理使用”指的是用户为教育或其他受法律保护的目的而使用版权内容）。

20多个大学出版商协会成员向各自大学图书馆发出邀请。对出版社来说，它们必须学会如何与图书馆相处，另一些则与校园图书馆开展项目合作。

在“大学出版社与图书馆合作”会议上，几位出版商坦诚地表达了这种关系所带来的利益和困难。亚利桑那大学出版社凯瑟琳•康拉德表示，她已经意识到有一天自己有可能搬到图书馆工作。

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出版社与图书馆之间还缺乏相互了解。图书馆出版与大学出版有很大的不同，“如果你不了解对方，合作当然无法进行。”康尔德说。

共存的优势

但也有大学出版商发现了两者共存的许多优势。过去，出版社一般是位于学校里比较偏僻的地方，如果进入图书馆，那有助于增强它们在大学里的显示度。

康拉德指出，现在不是离开校园的时候。另外，坦普尔大学出版社主任亚历克斯•霍尔兹曼谈到，大学出版社不应该成为学术的辅助者，而应该成为学术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尤其在预算被削减的情况下。

格鲁吉亚出版社主任丽莎•拜耳提到出版社进入图书馆的一些优势，即出版社预算就会成为图书馆预算中的单独一项，这有助于出版社保持财务健康。另外，出版社还能获得图书馆的技术支持。

这样的安排同样具有挑战。“最重要的是让图书馆记住，我们是学术出版商，”拜耳说。这意味着双方在一些问题上还存在分歧，就如佐治亚州的电子仓储案件，拜耳说，她的老板代表作为被告的大学，面对作为原告的出版商。

有些出版商想办法与图书馆建立关系。康奈尔大学出版社编辑彼得•J•波特认为有一步非常关键，就是出版社与图书馆依然保持独立，但在部分领域开展合作。举个例子，他们合作出版德国研究的系列图书，图书馆员扮演策划编辑的角色。

普渡大学出版社查尔斯•T•沃特金森表示，图书馆与出版社合作需要进行综合管理，他强调，尽管双方存在争议，但应该彼此尊重。

图书馆与出版商最大的共识在于服务学科与学者发展。沃特金森说，会议中太多的宣传集中在功能层面，例如审稿编辑、生产活动等。他认为，更好的策略应该集中到“我们的核心使命——投资和组织学术活动。”

向内看，向外转

本次大会设置专场会议，讨论密苏里大学出版社倒闭后又东山再起的案例，在这一事件中起关键作用的几位出版人重新回顾了事件经过，讲述了他们如何从失败走向胜利。

米勒图书营销公司总裁布鲁斯•约书亚、佛罗里达州立大学英语专业助理教授内德•斯塔基所是拯救密苏里大学出版社行动的带头人。这次行动另一的功臣是詹尼斯•希尔维，当时她是哥伦比亚每日论坛报记者，追踪并报道了这一事件，引起全国关注。

杜克大学出版社编辑部主任肯•威斯克在推特上表示，密苏里大学出版社全体会议是大会流程中很棒的环节，整个会场弥漫着“劫后余生”所带来的欢乐气息。但在发言中，斯塔基也提醒出版商丧失自身价值和地位的风险。

保卫出版社的斗争是保卫美国高等教育斗争中的一部分，他说，这将大学出版社所为等同于学术本身。

当校园里三分之二、甚至更多的学者是一群忙碌的教师，学术出版会怎么样？这些助理教授工作过于辛苦，对于终生职位不抱什么希望，斯塔基说，“由于几乎没有什么时间，他们不再写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