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塔连科 赵和平绘

米哈伊尔·列昂季耶维奇·季塔连科不仅是俄罗斯知名的汉学家、中国问题专家，还是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远东研究所所长和俄中友协主席。记者与季塔连科先生相识多年，堪称老朋友。不久前，记者对他进行了一次深入的专访，让我们来听听他与中国的不解之缘。

记者：尊敬的米哈伊尔·列昂季耶维奇，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认识中国的？

季塔连科：我出生在西伯利亚阿尔泰边疆区的一个偏远乡村，上中学时就对中国产生了兴趣。当时正值中国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历史课老师给我们讲中国共产党与日本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历史，使我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中学毕业后，我考上了师范学校。很快，老师和同学们都知道我是个中国问题“专家”，于是老师让我在班里做报告，介绍中国的历史和孔子的教育学观点。师范学校的前身是沙皇时期的一所贵族学校，图书馆里有不少关于中国的书籍，其中有关于孔子、孟子书的俄译本，我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我被孔子的《论语》深深打动，从此迷上了中国的文化、哲学和教育学。从师范学校毕业后，我获得了红色毕业证书（优秀生），校务委员会一致推选我免试到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学习。

记者：听说您和郭沫若通过信？

季：没错。上大学后，我继续研究中国哲学，对老子学说产生了兴趣。我根据《道德经》写了篇论述老子辩证法的年级论文。当时我还不懂中文，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俄译本出版了，该书介绍了孔子、老子和墨子，我被此书深深地吸引。我当时还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毛头小伙儿，提笔就给郭沫若写了封信：“郭沫若同志，您好！我对中国哲学很感兴趣，我已多年研究中国哲学，您在《十批判书》中谈到了老子，为什么没有提及《易经》呢？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一个月过后，我收到了郭沫若的回信。他在信中这样写道，“亲爱的苏联朋友！谢谢你的来信。你对中国哲学感兴趣，这很好。如果你真的对中国哲学感兴趣，真心想深入研究，作为长者我要告诉你，你必须学习汉语，学习中国的文言文。这样才能深入研究原著。我给你的建议是：你要学习中文。”我向系主任汇报了与郭沫若通信的经过，系主任很支持我学中文的想法，他给历史系领导写了信，介绍我到他那里学汉语。我的汉语老师是当时著名汉学家和翻译家伊萨延科的夫人，伊萨延科是苏共20大和21大中俄文高级同传翻译。虽然每周只有两次汉语课，主要学习书写和对话，但对我今后的汉语学习产生了重要影响。

记者：听说您还是冯友兰教授的学生？

季：是的。1956年周恩来总理访苏，他在与赫鲁晓夫会谈时谈到了互换留学生问题。赫鲁晓夫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很快，苏联向中国派出了第一批留学生，共60人。我作为第一批苏联留学生被分到北京大学哲学系。我用了两年时间学习汉语，老师是冯友兰。我经常到冯老家里去请教，他讲话语速缓慢，但思路非常清晰。任继愈先生也是我的老师，我也去过他家。任继愈先生还送给我一本他刚刚出版的《墨子》。此后，我又潜心研究墨子。后来，我和哲学系的师生一起到黄村人民公社接受再教育，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从永定门火车站上车，在丰台站下车。我在中国的农村生活了6个月。后来不知道是谁向苏联教育部“告了密”，说有一名苏联留学生不好好学习，跑到农村去“休息”。其实在农村，是冯友兰教授亲自给我授课，任继愈先生和冯至先生也给我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课。在农村，我有幸认识了翦伯赞先生。返京后，我转到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当时的系主任是胡曲原教授，我继续研究墨子，听了许多名家的课，还遇到了复旦大学的校长陈望道。时至今日，在复旦大学办公楼里还有一个展牌，上面记录着当年在复旦学习过的外国著名学者名单。位居第一的牌子上写着：米沙（苏联），那就是我。（笑）

记者：毕业后您开始从事外交工作，但仍积极研究中国的古代哲学，当时有什么考虑？

季：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苏联外交部，到苏联驻上海总领馆任职，后转到北京苏联驻华使馆。结束驻外工作回到莫斯科后，我考取了莫大哲学系研究生。1965年我被派往苏共中央国际部工作，专门研究中国问题和毛泽东思想体系，同时，继续研究中国哲学。1967年，安德罗波夫出任苏共中央书记兼国际部部长，我向他报告说，要想真正了解中国，必须从研究中国的哲学入手。我向苏共中央建议，应加强对中文的学习和研究，培养一批中国问题的专门人才。后来，苏共中央下属的社科院成立了中国问题研究室，在莫大哲学系也成立了中国哲学教研室。1970至1971年间，我们出版了两卷本的《中国古代哲学》一书，详细介绍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和墨子。此外，我们还深入研究了毛泽东著作及中国佛教。

记者：俄罗斯汉学家为两国关系正常化作出过不小贡献，您对今后两国关系发展有什么考虑？

季：苏联解体之后，俄远东所和汉学家们经历了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连续五六个月发不出工资。这时，中国友人伸出了援助之手，出资让我们出版书籍。在中方的帮助下，我们出版了《中国哲学辞典》《中国精神文化百科全书》等。中国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了，我们研究所一直跟踪研究。中国改革之初时，研究所内争论激烈，一些人认为改革会导致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另一些人则认为，中国只有进行改革，才能摆脱危机。作为所领导，我一直支持学术争论。我们客观、完整、准确、不带任何政治色彩地出版了中方改革时期出台的方针政策和经济立法等文件，并把我们的研究报告不断呈送俄国家领导人。通过几十年对中国的研究我得出的结论是：要想读懂中国人，弄懂中国文化，弄清楚中国政治，首先应该研究好中国哲学，因为中国哲学是一切问题的纲，纲举才能目张。伟大的俄中两国人民携手并肩，共同发展睦邻友好合作关系，这就是对全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光明日报莫斯科7月28日电 光明日报驻莫斯科记者 杨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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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哈伊尔·列昂季耶维奇·季塔连科：1934年4月出生。哲学博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联邦功勋科学活动家、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俄中友协主席。季塔连科1957年大学毕业后到北京大学哲学系进修，师从冯友兰先生。1959年又前往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学习，师从胡曲原教授。1962年至1965年，季塔连科在苏联驻上海总领馆和苏联驻华大使馆工作。1965年至1985年，在苏共中央国际部负责中国和东亚地区工作，1979年11月获哲学博士学位。1985年至今，季塔连科一直担任俄远东所所长职务。1997年5月30日当选俄科学院通讯院院士，2001年11月当选为院士。季塔连科是研究中国哲学史、中国政治和现实问题、俄罗斯与亚太地区各国及俄中关系问题的专家，有论著200余部（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