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上海古籍出版社是新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两家半”古籍社中的一家，五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古籍出版的专业方向。社长高克勤对于上古社坚守专业方向的阐释很实在，他说：因为我们的本事就是这个，古籍出版社不出古籍还叫什么古籍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 高克勤

百道网：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刚刚公布的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中，以17项名列全国第二。您作为一位老古籍，请您谈谈上古社为什么能取得这样的成绩？

高克勤：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本来就主要针对古籍出版社的专业出版项目。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全国名列第二，我觉得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应该的，既是上古社长期坚持专业出版方向的结果，也是与上古社的历史和地位相符合的。

在全国的专业古籍出版社中，最早的就是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两家。中华书局有百年历史，原来它在上海，上世纪50年代迁移到北京。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是1956年成立的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古典文学出版社和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合并成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在文革以前相当一段时期，全国就这两家出版社是古籍专业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设古典文学部，也做一些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所以又有“两家半”之说。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陈云同志对古籍整理作出重要批示之后，各地纷纷成立古籍出版社。现在中国版协下面的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有33家成员单位，其中大多数就是这一时期成立的地方古籍出版社。这两年，由于国家加大了对文化的支持力度，许多原来不从事古籍出版的出版社也加入了古籍出版行列。这次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中华书局占十九项，上海古籍占十七项，是符合全国专业古籍出版社的现状的。作为一个专业出版社，长期积累得比较多，应该取得这样的成绩。但是也有“大年”、“小年”的情况。去年就很少，我社只有九项。古籍出版和其他种类的图书出版不大一样，有自己的特点，古籍出版好多项目都要做五年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的，到今年正好是水到渠成。

百道网：这次贵社获得资助的17个古籍整理项目的侧重类型有哪些？

高克勤：我们还是侧重传统文史典籍的整理，就是传统的经史子集。从经部来说，有《毛诗注疏》、《春秋公羊传注疏》。从史部来说，有《史记会注考证》，这是《史记》研究的一部名书，还有《新元史》。子部有朱熹的《〈朱子语类〉汇校》，有《阳明后学文献丛书》。集部有一些大家的文集，例如《杜甫集校注》。从古代起就千人注杜，研究杜甫的作品很多，解放后国家也动用了很多力量做杜甫全集校注，几十年了还未出版。我们这次列项的是由北师大教授谢思炜以一人之力做的《杜甫集校注》。《廖平全集》收齐了这位近代经学大家的著作。此外还有关于佛教的《弘明集校笺》。还有清代研究训诂学的四部学术名著，即王念孙《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王引之的《经义述闻》《经传释词》。

这些都是一些传统的古籍整理，是对古籍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另外我们也很关注海外收藏的中国古籍。例如这次列项的《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藏稀见稿抄校本丛刊》，以及《日本国见在书目详考》，后者是一个日本收藏的中国古籍目录。

我们还关注新发现的地下出土文献，比如说简帛、甲骨文等。以出土文献整理出版项目来说，我社自本世纪初起启动了《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甲骨集》等出版项目，也极大地满足了学界的需求，推动了甲骨学、简帛学的研究。

百道网：在获取海外文献方面，上海古籍社依靠哪些渠道了解信息，实现出版呢？

高克勤：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好多古籍流入海外，许多已成为国外图书馆、博物馆的珍藏。这些珍本的回归几乎已不可能，即使一睹其真容也成了奢望。因此，百年来，中华不少有识之士去欧美、东瀛等处访书、抄录，前赴后继，历经艰难，为的就是保存中华文献。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力的增强，国家对文化建设愈益重视，对海外所藏中国古籍的访求工作也加快了步伐。在这方面，上海古籍出版社走在了前列，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起，启动《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的出版项目，与英、法、俄等国图书馆等合作，用拍照影印方式，已出版了英藏、法藏、俄藏西域、敦煌文献等百余册，其中《俄藏敦煌文献》所收为举世罕见的秘籍，所有文献均为第一次发表，极大地推动了敦煌学研究。以前，有外国学者很狂妄地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不在中国。那么现在经过中国学者的努力，包括我们出版社披露了这么多的资料以后，现在我们可以很理直气壮地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

欧、美国家对东亚特别是对中国也很关注。在出版方面，我们主要通过复制的手段，把一些真本取回来。这不像文物，文物可以买回来，但是这些东西是买不回来的，只能通过复制的手段。包括敦煌文献也是复制，我们把照片拍回来影印出版。

日、韩本来就在东亚文化圈，受中国文化影响。他们那边把中国的古书收藏得很好，也有目录出来，例如《日本国见在书目详考》。随着交流越来越频繁，信息渠道也变得越来越通畅，《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选刊》就是我们依靠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由北大的安平秋教授主编的。宫内厅书陵部是日本皇家藏书机构，所藏中国古籍宋刊本、元刊本、元钞本140余种，其中有的是中国国内未有收藏的版本，有些是中国所藏为残本而书陵部所藏为全本，或书陵部所藏版本刻印较早。因宫内厅书陵部系皇家机构，外界鲜有机会了解，此次选择其中国内缺藏或学术价值较高的66种影印出版，部分地满足了学界的需求。

百道网：古籍整理有时候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很多研究者会认为，影印本应该是最简单的，也难免有错；今人重新整理、标点和排印的版本就更不让人放心。他们常常会从很多煌煌巨著中找出体例、考订或者是选目上的种种不足。整理工作既然吃力不讨好，为什么还要做？以您自己多年的古籍整理经历，以及上古社的古籍整理工作为例，如何尽力避免这种项目的遗憾？

高克勤：我自己做过古籍整理，我自己在上海古籍出版社也整理出版了一些书，其中《王荆文公诗笺注》就是我自己校点的，我利用业余时间花了五六年做这项工作，光看两次校样就花了近一年。我觉得古籍整理影印是第一步，古籍影印本身就是一种整理。影印并不简单，关键在于找到合适的版本，选版本也要体现学术眼光。中国有专门的一个学科叫版本学。对于有的研究者来说，有影印就够了。但是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光影印还不够，还要阅读。阅读就要通过出版社进行深度的或普及性的整理。普及包括做选本，做译注，翻译成白话文，让大家看得懂，因为毕竟要古为今用。

古籍整理的学问比较难，但在很多高校、科研机构都不被重视，不算学术成果，高校偏重论文论著。我经常发现有些老师连文章都读不通，点不断，却洋洋洒洒写论文。社会上对古籍出版社的编辑要求比较高，实际上，以我看过的书稿为例，大部分错误是整理者的问题。读者的愿望可以理解，但在社会不重视古籍整理的环境下，要求古籍出版的编辑一定要比学者水平都高，其实对古籍出版社编辑是一种苛求。当然，中华书局、上海古籍社曾经有很多很好的编辑水平不亚于大学教授，有很多编辑本身就做过大学教授，比如说以前我们古籍出版社的编辑中有著名的科技史专家胡道静，有文史专家金性尧先生、何满子先生。我们的赵昌平总编也是国内著名的研究唐诗的专家。

古籍整理确实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但是为什么还要做呢？一是出于责任感，因为古籍整理关系到中华民族子孙万代的文化传承。现在使用白话文，好多人看不懂文言文，需要有专门的人去整理古籍。二是我们做古籍整理的人，学了半辈子，做了半辈子，不做古籍也对不起国家和自己。老实说，看人挑担不吃力，做其他也未必讨好，还不如做自己最擅长的东西。

前两年从事辞书出版的出版社必须有个准入门槛，我觉得从事古籍出版的出版社也应该有准入门槛。现在国家致力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对古籍整理有资助，许多社都来申报。大家都来做古籍整理确实是好事，但是有的出版社不具备整理古籍的能力，拿到项目也未必能做好。

出版本来就是朝专业化方向发展，做好了专业才能创品牌，才能在读者的心目中树立好的形象。古籍整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非常困难。国内好多古籍出版社都转向了，有的去做教辅教材。上海古籍出版社有一个好的传统，几十年来没有改变过，始终坚持古籍整理的方向，再困难也没有放弃过。做出了品牌以后，学者、读者都认同了。现在再加上国家对文化的大力支持，所以上海古籍出版社靠古籍整理出版获得的经济效益还不错。

百道网：以上古社的经验来说，做好古籍项目的国家出版资助申报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高克勤：目前，由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组织编制的《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已颁布实施。《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标志着一个由国家主导、体现国家意志、代表国家水平的脉络清晰的古籍出版体系已经逐步形成。这部《规划》明确未来10年古籍整理的五项重点内容，即全面梳理我国古籍资源、总结古籍整理出版成果的古籍整理基础性出版项目；系统影印复制国内未见或稀见的重要古籍，促进散失海外中国古籍珍本回归的整理出版项目；采用多种方式深入整理甲金、简帛、石刻、写本、文书等各类出土文献整理出版项目；系统整理历代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第一手档案资料的社会档案整理出版项目；创新技术手段，推进古籍数字化的出版项目。回顾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出版历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可以发现其从事古籍整理的重点和方向是与国家意志相一致的。

做好古籍项目的国家出版资助申报的工作重点，就是组织符合这些重点内容的古籍整理项目的落实和完成。要围绕着国家项目的重点去组稿，去物色整理者。要重在积累，重在整理，特别是要深入整理。比如说海外文献、地下出土文献，我们先把它影印出来，让大家看到资料。像以前地下出土文献出土后，发表的话需要五年十年，研究者往往也看不到这些东西。我们上海古籍出版社把这些文献陆续出版，研究者可以看到，这就促进了学术研究的发展。但是对于一些传统文献，比如说 “十三经”、《杜甫集》等要进行深度整理。这就是说，有版本价值的、有校勘价值的可以影印。影印看上去很简单，但实际上不简单。影印本重在选择底本，特别是从海外过来的底本。这需要有学术眼光。做任何古籍首先还是要把学术标准作为第一。

百道网：有一种提法不知道对不对，古籍项目的出版属于一种团队作战，或者叫集团作战。不是某一个编辑单打独斗可以完成的，尤其是成系列的大项目。在时间跨度较长、部头较大的项目中，如何才能协调好“集团作战”？

高克勤：我承认这种说法。出版社转向市场以后，好多出版社就把项目承包到编辑个人，上海古籍出版社坚持团队化、专业化运作，我们是不承包到编辑个人的。有的古籍整理项目需要许多编辑做很多年才能完成。比如说《续修四库全书》，我们组建了专门的编辑室，用了十几个编辑，全社支援，做了八年，才完成这部一千八百册的大书。我们在中国版协和社会力量的支持下，一个出版社做了以前乾隆皇帝以举国之力做成的事情。我们的《续修四库全书》比乾隆皇帝的《四库全书》搜的书还多。《续修四库全书》做得非常艰苦，我们是举债贷款做这套书的。虽然是影印书，但学术含量是很高的，独一无二的，所以做好了以后也有了丰厚的回报。我们的不少古籍整理项目，特别是一些点校，编辑花的功夫比整理者还多。人家说编辑是无名英雄，为他人做嫁妆。我就对编辑说，我们做了编辑这个行当，为他人做嫁妆是应该的。为什么呢？这是我们的责任，在给人家做嫁妆的同时，我们也在为自己做嫁衣。因为我们的本事就是这个，古籍出版社不出古籍还叫什么古籍出版社。所以从近六十年的发展历程来说，我觉得还是做好专业，打造品牌是我们成功的基础。

百道网：古籍出版物是一个专业和小众的读者和机构用户市场，在直接面对读者和机构用户的产品推广上，上古社在大众市场上做了哪些努力，扩大普通读者对上古社品牌的认知？

高克勤：这两年中华书局做得不错。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全国的古籍社里边算上古社做得最好。我们抓两手，一手抓古籍整理，一手抓普及读物。我们曾经在六十年代做《中华活叶文选》，风靡一时。八十年代初，《唐诗三百首》我们就印到一百多万。2000年前后我们又更新做了图文本的《唐诗三百首》，也印到五六十万。我们有比较稳定的古籍出版市场，但是我们也在努力发挥社会影响力。清明节等定为国定假日后，我们就及时推出了《话说清明》等书。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时候，中国馆有《清明上河图》，我们就出版了《解读清明上河图》。受《舌尖上的中国》红火的影响，我们又出版了《舌尖上的红楼梦》。我们也在努力采用一些新的营销手段，通过书评、广告、微信、微博、出版座谈会，读者见面会来开展读者营销活动。特别是在每年的上海书展上，我们把全体编辑都派到书展上和读者面对面，了解读者的阅读需求。当了解到以前高端的线装书比较适合现代读者复古、怀古的心理。我们就做一些新排的线装本，价格比较便宜。比如说纳兰性德的词很流行，我们就做一本小的线装本，再配一本注解本，适应不同层次的读者需求，很受读者的欢迎。

百道网：古籍整理出版是出版业中专业化程度极高的领域，上古社对古籍整理的编辑有何要求、做何定位，在人才的储备和培养方面的现状如何？

高克勤：上古社在选人方面很严格，从1978年开始，上古社从社会上招聘了一批学有专长的人，七七级大学生走入社会后，我们就要大学生，有研究生后就要研究生。我们对新来的人都要经过严格的考试，虽说考的都是一些文史基础知识，但有些题目甚至名牌大学的博士生都考不及格，觉得非常难，他们都说比考博士还难。但在我们看来，其实考的题目是很基础的，比如说给简体字写繁体字，给异体字写正体字，标点古文，注诗词格律，考一些版本等。我们特别重视编辑的基本功和策划水平。培养人才，我们采取传帮带，老带新。上海古籍出版社曾经是一个经济上比较困难的出版社，在困难的出版社编辑容易成材。我们比较强调图书策划必须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要求编辑知道学术界的潮流，甚至要引领学术潮流。所以这两年上古社的中青年编辑成长得也比较快。上海有好几家出版社的一把手都是从上海古籍出版社抽调过去的，大概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已经给上海出版界奉献出了七位社长、总编辑。可能是上级领导考虑到上海古籍出版社有比较严格的选人制度，用人有规范，青年人成长有平台，所以比较容易出人才。

百道网：确实是这样，我们也看到了相关报道，上海古籍社不愧是培养出版领军人才的黄埔军校。在这里，如何进行编辑考核呢？

高克勤：我刚才说我们不承包到编辑个人，但是我们的目标考核是放到编辑室这一块，编辑室还是要考核的。所以编辑室主任的压力蛮大。但是一些重大的古籍整理项目，是编辑室无力承担的，还是由社里统一操作，不考经济效益，社里按工作量考核，也算“一社两制”吧，社领导会挑选一个青年同志作为培养对象，让他负责具体工作，这也是在工作中学习。考核的方法和指标每年都会有所变化，但激励机制不变，提高职工收入的目标不变，有利于发展的宗旨不变。总之，考核的目的是发展，发展是硬道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