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专访】马美著先生，岳麓编书人，先后编辑出版了《陶澍全集》、《左宗棠全集》、《郭嵩焘全集》、《曾国藩》（注释本）等图书，在古籍出版整理的漫漫长路上踏出了一个又一个坚实的脚印。新世纪，纵然古籍出版遭遇出版质量参差不齐、受众日益流失等困境，但始终有这么一批人如马先生，数年如一日坚守在这一阵地中，增补学术研究空白，弘扬普及传统文化，于国家、于历史、于出版、于读者，幸甚至哉！

马美著 岳麓书社社长助理兼湖湘文库项目部主任、编审

《郭嵩焘全集》十年“出鞘” 《湖湘文库》再添新成员

百道网：《郭嵩焘全集》是《湖湘文库》的重要典籍。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湖湘文库”的情况。

马美著：《湖湘文库》是由湖南省委、省政府主导并组织实施的一项大型文化工程。编纂《湖湘文库》的目的，一是系统地、大规模地整理出版湖湘文献典籍，弘扬传统文化；二是系统地研究湖湘文化的方方面面，推进湖湘文化向更新、更高的层次发展。

《湖湘文库》成书700册，分为甲、乙两编。甲编为湖湘文献，系前人著述；乙编为湖湘研究，系今人编撰。岳麓书社承担了355册的出版任务，大概可以分为几类：一是湖湘经典文献，包含《船山全书》、《陶澍全集》、《魏源全集》、《曾国藩全集》、《左宗棠全集》和《郭嵩焘全集》等六大全集在内的大量湖湘人物文集；二是方志类文献，如《南岳志》、《桃花源志略》等山水志和《湖南通志》、《长沙府志》等地方志；三是湖湘考古与古文化类，如《湖南楚墓与楚文化》等。

《湖湘文库》自2006年8月启动，今年8月全部完成。

百道网：俗话说，十年磨一剑，郭嵩焘全集这把宝剑正是十年出鞘，称得上是编辑的呕心沥血之作，这其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全集分经史子集四部，每一部在编排上有什么特色？在全集编纂中，您主要负责哪一方面的工作？

马美著：郭嵩焘（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湖南湘阴人。道光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苏松粮储道、两淮盐运使、署理广东巡抚、驻英法公使等职。他是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也是最早认识到应该学习西方国家的“政教”，从而倡导在政治上进行改良的先驱。

在编辑《郭嵩焘全集》工程中，最难的是资料搜集。在启动全集的时候，我们确定了一个资料搜集原则，即力争做到“只言片语，求全责备”。郭嵩焘一生学识渊博，勤于著述，留下了宏富的著作，但是因为多种原因，其著述大多散佚，受其委托整理遗著的大学者王先谦曾说其“生平撰著大半散佚”。为了尽可能搜集到更多的郭氏著作，我们采用了明确的梳理办法。首先是根据相关资料按图索骥，查找郭氏的著作。根据相关资料提供的线索，我们派编辑组的同志远赴北京、广州、南京、昆明等地，辗转反复，获得了很多珍贵的郭氏手稿等资料。其次，我们尽可能利用网络线索查找资料。我们编辑组专门安排一位熟悉网络的同志，负责收集有关郭嵩焘著述的信息。正是通过这个办法，我们了解到山东省图书馆收藏有100页郭嵩焘手稿，得知这个消息，我们如获至宝，赶忙派人去济南与图书馆洽谈，得到了这批宝贵的资料。

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得到很多朋友的支持，这让我们非常感激。根据汪荣祖《走向世界的挫折》一书的记载，英国国家档案馆藏有郭嵩焘任大英公使时的信函，我们与英国国家档案馆联系，请求他们支持《郭集》的出版，他们的工作人员热情地为我们调阅了馆藏的郭嵩焘档案，并将之全部照相，制成光盘，寄来长沙。我们编辑组得知云南省图书馆藏有郭嵩焘的珍贵手稿，写信给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同志，秦书记了解到家乡编辑《郭集》的情况，百忙之中亲切指导。在他的关怀下，云南省图书馆给我们提供了馆内珍藏的郭嵩焘手稿复印件。

《郭嵩焘全集》，我们是按照经史子集进行编排的，为什么要这样编排呢？这取决于我们对著作者的定位。在启动全集之时，我们邀请多位专家进行座谈，大家一致认为，郭嵩焘虽然做过署理巡抚，第一任外交官，但其著述的时间多于出仕的时间，他首先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和学者，其次才是政治家和外交家。所以我们按照学者的著述情况以经史子集进行编排。遗憾的是在郭氏现存的著作中，子部的内容非常少，只有《庄子评注》和《管子评注》两种，计七万多字。为了整体上的合理安排，我们把以上的子部两种附在集部之后，虽然很好地解决了全书材料分配的问题，但难免有些微疵。

我担任《郭嵩焘全集》的主要责任编辑，和主编一道确定全集的体例，制订校点的工作细则，组织编写人员开会讨论和解决校点中遇到的问题，一审部分书稿和二审全部书稿，在书稿初步完成后组织专家审稿，力求书稿质量较高。

挖掘整理古籍 普及传统文化

百道网：您做古籍编撰这么多年，古籍出版和受众需求发生了哪些变化？是否可以说，相对于大众、小说出版等，古籍出版受市场影响较小？

马美著：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一直很重视，特别是1981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提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有了长足的进步，在古籍图书的品种和数量、古籍图书的学术水准等方面都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成就。据统计，新中国整理出版的古籍图书总计已逾一万种。

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古籍出版遇到了一些困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信息多元化对传统出版尤其是古籍出版的冲击。当今时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越来越多元化。据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人们对媒体的选择倾向更趋于分散和多元化，出版、电视受到新兴数位媒体（互联网等）的挑战。这一态势的出现，主要是因为数码资讯技术带来的传播速度迅速，出版周期缩短。数码资讯技术的发展，极大的改变了传统媒体的格局，在给传统出版注入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大的冲击。这一变化是当前传统出版所面临的共同困难，但作为专业性强、读者面较窄的古籍出版更是首当其冲。

二是出版题材的相对狭窄导致大量重复出版。据调查，我国的古籍品种大概有十五万种以上，但能直接整理出版且能获得经济效益的不过三百种。由于图书市场面临激烈竞争，而古籍出版题材又相对狭窄，使古籍出版出现大量低水平上的重复出版。目前图书市场上各类古籍普及读物品种繁多，唐诗宋词、诸子百家等名著名篇的各类选本更是数不胜数。比如一部《红楼梦》，市场上就有一两百个版本。由于大量品种重复出版现象严重，古籍普及读本的销量也很难令人满意。而大规模的重复出版，既给国家的物力、财力造成了极大的浪费，也让读者无所适从，难以选择。

三是受众兴趣的转移导致读者人数的减少。由于时代的久远及语言文字上的一些障碍，古代典籍与今天的读者之间产生了一定的距离。当前的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他们更多的是关注当今流行的文化现象，他们获得信息的途径也主要是通过网络、电视、杂志等。因此，当今的青少年花费在阅读名著尤其是古典名著的时间越来越少，导致古籍读者人数的急剧减少。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古籍图书的印数呈日渐减少的趋势，除少数长销图书外，大多数古籍图书的印数都在四五千册，尽管如此还有大量的库存存在。此外，由于古籍整理的方式缺乏创新与改变，原有的整理表现方式难受青少年读者的青睐，也导致了读者人数的减少。

对于这样的现状，我们作为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者，首先要正确认识古籍出版在构筑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坚定推动古籍出版发展的信念。其次要与时俱进，用适合读者的内容和形式生产文化产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长期以来，我们的古籍出版肩负着两个重要任务，一是挖掘整理古籍，一是普及传统文化。整理古籍，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必须坚持进行下去。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普及传统文化应成为古籍出版的更为重要的任务。把优秀的传统文化转化为社会性的大众文化，古籍才会有更广泛的读者和更好地发挥传承文化的职能。比如，岳麓书社出版的《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等，就是把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结合起来的成功尝试。这两本书采取名家评点名作的形式，再现了曾国藩走向成功的心路历程，唐浩明精当的评点和赏析，消除了人们对语言文字和时代背景的隔膜，因而使曾国藩的家书和奏折拥有了更多的读者。这两本书出版两年多来，已各销售数万册。同时，我们也要运用新的科技成果，促进古籍出版形态和阅读形式的多元化。

百道网：我注意到迄今为止您出过曾国藩、左宗棠、陶澍全集，加上新出来的这部郭嵩焘全集，几乎都是晚清豪杰，为什么单单选取这一历史时段的人物来做？

马美著：岳麓书社是一家地方古籍出版社，出版地方人物的文献，是我们职责所在。“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清代以来，尤其是晚清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历史学家谭其骧认为：“自清季以降，湖南人才辈出，举世无出其右者。”晚清时期湖南历史人物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郭嵩焘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影响，出版他们的著作，对研究中国近代史以及湖湘文化都有重要的意义。

岳麓书社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做了出版六大全集的计划，包含《船山全书》、《曾国藩全集》、《左宗棠全集》、《魏源全集》、《王先谦全集》、《王闿运全集》，除船山（王夫之）是明末清初人物外，其他都是晚清人物，后来实际完成的有《船山全书》、《曾国藩全集》、《左宗棠全集》、《魏源全集》。湖湘文库启动后，我们出版了六大人物全集，《船山全书》（修订本）、《曾国藩全集》（修订本）、《左宗棠全集》（修订本）、《魏源全集》（修订本）、《陶澍全集》、《郭嵩焘全集》。按照原有的规划，我们还有《王先谦全集》、《王闿运全集》未出，这两个人物都是大学者，出版他们的全集，对研究晚清史、湖湘文化和晚清学术都有重要意义，希望能够尽快完成这一使命。

所以，选择出版晚清人物的著述，这是我们出版的定位及前辈学人的规划决定的，我有幸能够参与这样的工作，幸甚至哉！

乐自书中来，苦亦伴其间

百道网：做古籍整理工作，与其说在做书，不如说在做学问，浸淫其中十多年，请与我们分享一下其中的苦和乐。

马美著：做一个古籍图书编辑，必须具备一定的学养。岳麓书社杨坚先生编辑的《船山全书》、唐浩明先生编辑的《曾国藩全集》，之所以能赢得广泛的赞誉，即是与他们深厚的学养有关。杨坚先生是韬奋奖获得者，他编辑《船山全书》，十数年如一日，成为研究船山的大学者。《船山全书》出版后，以其著作收集之全、所据底本之善、校勘之精、记录之准，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影响。如北京大学张岱年教授在给杨坚的信中说：“北京图书馆任继愈先生、武汉大学萧箑父先生、华中师范大学张舜徽先生、中华书局杨伯峻先生等都对《船山全书》的编校质量、学术价值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唐浩明先生编《曾国藩全集》时，先后写了十多万字的学术研究文章，后来还成功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目前还担任湖南省作协主席，成为我国出版界很有影响的出版家。

对于前辈的学术境界，我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我在接手编辑《郭集》时，先后阅读了《郭嵩焘评传》（王兴国著）、《走向世界的挫折》（汪荣祖著）、《郭嵩焘年谱》（郭廷以著）等多种关于郭氏的著作，在中国知网上下载了所有关于郭嵩焘的研究论文认真学习，对郭嵩焘的生平与著述有了比较深的认识。正因为对郭氏生平事迹的深入了解，对编辑书稿大有帮助，发现了整理者疏忽的一些问题。

作为古籍图书编辑，我们编辑图书很多，这要求我们对所编的图书都要有所研究，这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可是工作任务又很重，有时候感到时间太不够用了，这是令人苦恼的地方。但是，在编辑图书过程中，看到一本本新书出版，又感到无比的欣慰。尤其是读有所得，把自己的所得与众人分享，也令人快慰。如与编书相关，我发表的论文《彭开勋与〈南楚诗纪〉》（《长沙理工大学学报》）、《陶澍外交观初探》（《船山学刊》）、《〈郭嵩焘全集〉编辑记述与体会》（《中国编辑》），书评《精益求精 嘉惠学林——写在〈船山全书〉修订重版之际》（《湖南日报》）、《躬行日用 学不躐等——评〈近思录集释〉》（《中国社会科学报》）、《先行者的历史脚印——评〈郭嵩焘全集〉》（《光明日报》）等等，虽然只是些肤浅的体会，但也是一步步走过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