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

如果人活在坩埚里，不熔化的东西，实在不会很多。我们的社会，或许不是缺少道德信条，而是道德本身，变得不那么重要，不那么有约束力了。如果是这样，又该怎么办呢？

何怀宏教授的新著《新纲常》，把一个老问题带到我们面前：中国当前社会的道德状态，是否糟糕？——在历史中有若干次，时人形容自己的处境为礼崩乐坏，然而每次之后，又都能重建伦理秩序，历史的读者，对古人这种阵发性的抱怨，给予的同情并不很多，我们觉得那有点大惊小怪。自古以来，包括在我们的时代，年长的人喜欢感叹今不如昔，假如他们是对的，我们的社会还能维持，只能说是奇迹，但假如他们是错的，我们的社会，又早该不是这般面目。当听到许多年轻人，对时代风气，有悲观的结论，我开始觉得或者是有一点糟糕了，但本心中，我对这个问题，是有点乐观的。

比如说，《新纲常》回顾了五四以来对旧“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批判。就在前几天，有这么个新闻，一个人在“文革”中揭发自己的母亲（她后来被枪决了），现在公开忏悔。这类可怕的“大义灭亲”故事，给人的印象最深，我们一听之下，脸色变白，如果有什么可能帮助避免这样的人伦悲剧，哪怕是旧的“三纲”，我们也要先抓在手中，我们希望有一批信条，烙在每个人的心中，当处境逼仄、人将要做出可怕的事情时，那些烙印就发烫，甚至发光。还记得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三定律吗？有时候，我们盼望我们（或自己之处的别人）也是机器人，能够被定律阻止。

当然，旧的“三纲”所调整的，并不是普通的人际关系，而是特殊的政治秩序及家庭秩序。对古代哲学家把这些（以及类似的一批）规范置于纲领的位置，现代人是有疑虑的，因为不难想象，一个忠臣孝子，一个好丈夫或好妻子，一个热爱朋友、从不和邻居吵架的人，一个爱护他所在的村庄和政治团体的人，一个被他身边的人爱戴的人，对外部世界的陌生人来说，却完全有可能是个有破坏性、不守规矩、难于相处的人，甚至有可能是个恶魔。

旧“三纲”的缺乏普遍性，以伦理学名家的何怀宏比我们看得更清楚，他明确地说：“新社会的伦理纲常的表述也不宜再是特殊人格的，比如像旧纲常表述的君臣父子夫妻关系。”何怀宏的“新三纲”，分别是“民为政纲”，“义为人纲”，“生为物纲”，与旧三纲的区别是很大的。三纲之外，又有五常。旧“五常”是“仁义礼智信”，何怀宏的“新五常”，有两项内容，一是“五常伦”，分别是“天人和”，“族群宁”，“群己公”，“人我正”，“亲友睦”，二是“五常德”，与旧五常的名目相同。中国传统的道德哲学，义务与德性并重，何怀宏对新五常的分说，继续了这一种特色。

很多读者会觉得，“新三纲”仍然超出了伦理学的范围。何怀宏对此清楚，比如对“民为政纲”，他是这样解释的，“政治秩序对减少生命和财产的损失具有基本的意义”，因而拥有了道德意味。何怀宏认为，“民为政纲”属特殊的政治伦理，而政治是如此重要，影响到所有人的生活，故列为道德纲领，亦不为过。我们可以接受这种解释，也可以不接受，对本书来说，这不是要点，《新纲常》的要点，是何怀宏对中国社会的全面关心，他想写的，是一部匡俗济时的书，他想提出的，是一整套新的（这里的“新”，是在得到公认的意义上而言）信条，新的公民意识，——好吧，就算有些观念越出了伦理学的界限，又有什么要紧。

阅读《新纲常》，我不由得想到张载的“橫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古代儒者的这种态度，在现代人眼中完全是僭越的。我们不需要圣人来为我们立法，我们为自己立法。但当剔除古代哲人的特殊傲慢之后，我们——至少我是——又有些佩服他们的格局，当仁不让的勇气。

所以，当我读到何怀宏斩钉截铁地将生命原则，个人的生命与自由，置于他的信念体系的峰巅，不由得鼓起掌来。这不是什么新鲜的信念，这是人类最早的原则，也将是最后得以实现的原则，它在表面上总是公认的，在实际上又总是被践踏，人们有无数的理由，来压迫和剥夺他人，而这些理由，又有至少一半是貌似高尚的，振振有词的。有的读者，可能觉得这一原则与从属的其他原则的逻辑关系（或对任何伦理体系的逻辑特性）不太有信心，有的读者，可能不喜欢《新纲常》解释传统儒学为以生命价值为核心，来诱使社会接受这一信条，但如前所说，这也不是要点，读者可以不同意他对传统伦理的解释，而仍然可以像我一样，真诚地赞美何怀宏的苦心孤诣，理解他将人的生命及自由，置于一切义务之首，将对人的生命和自由的尊重，置于一切德性之巅，对中国社会的实际意义。

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最缺的，真是信条吗？

怎样才能说服人们——哪怕是一个人，不但在观念上接受一种伦理主张，而且奉行之？或者，作为个人，当遇到选择时，哪些力量让我们遵行已有的道德信条，哪些力量让我们抛开它，而以利害为先呢？在“新三纲”的“义为人纲”中，何怀宏提出“显见、自明”而且完全之义务体系的四条主要规范：不可杀害，不可盗窃，不可欺诈，不可性侵。老实说，读到这四条时，我心中生出一股悲观的情绪。这是人类最古老的道德诫条（比如，“十诫”的六至九条便是它们），同时也是被违反得最多的诫条。在我们的社会中，从古至今，大概很少有人反对它们的地位，很少有人主张偷东西是美德，欺诈是行善，然而人们仍在不停地撒谎，不停地彼此杀戮；人偷盗，不是因为他相信偷盗本身是正当的，而是因为偷盗对他是有利的，而且，每违反一条道德命令，他都能至少找出两条，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对极少的人来说，根本无需道德辩护）。当义务体系笨拙难用时，我们想到美德，当德性令人迷惑时，我们又希望有严格的规范可以遵奉，当两者都有希望成功而又都失败时，我们又回到个老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做一个好人？

前面谈到了旧“三纲”。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有过“文革”的大陆，同未曾有“文革”的台湾，根据一般的观察，两岸的家庭关系，在“文革”之后的如今，并不存在严重的差别。那么，为什么“文革”最烈那几年中，家庭关系受到如此严重的破坏呢？为什么家庭观念能够修复，另一些就很难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能同时解释中国社会的道德状态。是另有一些因素，使人们——除了少数自律极严的人——很难奉行自己的道德信念，政治对社会的严重干涉，不仅破坏了道德体系本身，还使其未经破坏的部分，失去了约束力，对这些，《新纲常》都有讨论。是啊，我们不是不知道好坏，我们只是做不起好人。如果人活在坩埚里，不熔化的东西，实在不会很多。我们的社会，或许不是缺少道德信条，而是道德本身，变得不那么重要，不那么有约束力了。如果是这样，又该怎么办呢？

何怀宏教授在书中说：“一个稳定发展的社会的基础，一定是合乎道德或合乎正义的。”他又说：“要谋求根本的长久之道，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就在社会道德根基的明确确立”。这是美好的观点，又是令人困惑的观点。我不能说在某种前提实现之前，社会尺度上的道德自救是无望成功的，我也不知如何评价伦理反抗对其他社会进程的意义，实际上，何怀宏教授的学术和道德勇气，使我们眼前的麻烦，更加难于回避了一点。无论如何，我希望《新纲常》能够在学术界之外，激起波纹，则它的意义，方得彰明，我们的社会，方得受益，这也是我作为伦理学的外行，勇于谈论此书的最大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