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十九世纪被拖入近现代世界体系以来，中国的历史始终深深镶嵌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比如，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曾经有一种罪名叫“反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历史的相互依赖就更加明显了。中国保持了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奇迹，甚至在欧美普遍陷入经济危机的时候，也能保持高速增长，这是三十多年来最重要的世界历史事件之一。之所以如此，中国一定是做对了什么。看客的直观感受是中国庞大的人口及其带来的廉价劳动力。周其仁先生在《中国做对了什么？》中就驳斥了这种观点。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奇迹源自人力资源的廉价，那这种廉价为何没有带动此前数十年间的经济发展呢？在他看来，经济奇迹的答案显然只能在改革开放后的比较优势中寻得——制度因素。沿着这一思路，周其仁一直在思考的就是中国“改革的逻辑”（《改革的逻辑》，中信出版社2013年9月版）。周先生在书中指出，公司的高效率在于公司内部各个部门在整体经营战略下完成各自的任务，公司内部的交易费用趋近于零；中央计划经济就是试图把这种公司运作模式移用至国家管理领域。可问题是，在中央计划经济时代，交易费用为零，但与之相应的是组织成本太高，从而仍是经济低效的。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之后，中国的国内组织成本和国际交易成本都随之降低，也就是在经济制度上出现了与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制度的和解，这就带来了像战后日本经济奇迹一样的中国经济奇迹。那么，既然奇迹已经发生，而我们依然生活在奇迹的光环之下，还需要继续改革吗？周先生做出了肯定的答复。他这样说，是因为他看到了社会矛盾正日趋严重；而新一代年轻人有着新的视野和参照系，一些经济的增长不见得能让他们满足；再者，经济发展的同时，匹配的制度建设没能跟上，从而出现了制度漏洞和与之伴生的法外现象。那么，既然要继续改革，中国还需要做对什么呢？在这本应该是延伸“改革逻辑”的著作中，周先生却只用很少地篇幅来谈“中国还要做对什么？”所幸，费孝通先生早在七十年前就给出了部分答案。

费孝通先生在二战后国共内战的第二年（1946年）出版了《民主·宪法·人权：作之民》（三联书店2013年4月版），此次再版是该书首版大陆简体版。这本书在当时颇为畅销、轰动一时，曹聚仁甚至称之为经典之作。副标题是“作之民”，结合书中常常提到的欧美政治参与，这本书就是写给中国人的公民教育读物。它是献给那个时代的，却并没有作古，因为它的许多呼吁至今还未能落实于华夏大地。伦敦人不仅熟识巴力门（英人议会“Parliament”的音译），更重视培育巴力门的海德公园。他们不是政治从业者，但他们也并不因此就成了局外人。如徐贲先生所说，“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而不应当仅仅是少数几个人的闭门主业。惟其如此，在政治场合，政治人物的偶在性格、偶然事件就会减少。

“理有固然，势无必至”，中国还有许多必须要做对的地方，因为还有许多偶然性让人捉摸不透，中国的前景也因而还是未定之天，或跃在渊，或飞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