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在救国方式上，知识分子之间产生了分歧，激进的知识分子主张采取革命的方式，希望通过革命来建设一个新中国。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则坚持走“得尺进尺、得寸进寸”的改良道路。

在主张改良的知识分子之中，一部分以胡适为首的“独立评论派”知识分子，立足于城市，希望通过学术与教育的方式来引导国家走向现代化之路；而以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知识分子，则有感于农村社会经济的凋敝与民众教育水平的低下，发起了乡村建设运动。

这两派在促使中国走向现代化之路的大方向上，是相似的。但是，在许多理念上，则有很多的分歧。对于“乡村建设派”从事的工作，独立评论派的知识分子，如董时进、张佛泉、吴景超等，不论是在公共舆论上，还是在私下谈话中，都表达了一些他们的看法。这些看法与意见，对我们重新审视民国的乡村建设运动，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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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分配农村土地？

——以梁漱溟、董时进为例

在梁漱溟看来，乡村建设运动的关键之一在于发展农村经济，尽快让农民富裕。鉴于农村中土地分配极不合理的现象，在乡村建设运动中，梁漱溟一直坚持土地公有制的主张。在梁漱溟自述文录《我生有涯愿无尽》中，他说：

人类日趋于下流与衰败，是何等可惊可惧的事！教育家挽救不了；卫生家挽救不了；宗教家、道德家、哲学家都挽救不了。什么政治家、法律家更不用说。拔本塞源，只有废除财产私有制度，以生产手段归公，生活问题基本上由社会共同解决，而免去人与人之间生存竞争。

对于土地公有的主张，“独立评论派”的董时进则是反对的。作为农学家，董时进深知土地乃是农民的命根子，失去土地的农民其实就是待宰的羔羊。

后来，两人都是民盟的委员。1945年民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采纳了梁漱溟的意见，提出以“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土地国有”作为民盟政纲。董时进则坚决反对，认为“中国农村经济问题不是土地所有制问题，而是改良生产技术问题”。为了坚持自己的主张，董时进于1947年脱离民盟，自建中国农民党。

虽然在1958年，梁漱溟依然用犯言直谏的方式为广大农民说话，但他的土地公有的主张一直没有改变。一边希望马儿吃得饱、跑的好，一边希望马儿不吃草，这是梁漱溟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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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救济农村——吴景超的答案

对如何救济农村的问题，独立评论派知识分子也有自己的答案，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是吴景超。

在《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再论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中，吴景超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说：

中国农村中人口太多，嗷嗷待哺者众，是农村中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农业中已经无路可走了。我们只有希望全国的都市，从发展工业上努力，那么一部分的农民迁如都市，固然可以有立足之地，就是那些留在乡下的农民，因争食者减少，生活也可略为舒适一点了。吴景超《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商务印书馆2010年12月第一版 94页。

作为研究都市社会学的社会学家，吴景超分析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得出一个结论：即全国人口中农村人口所占的比例越低，国家经济发展就越快，国家就越发达。由此出发，吴景超主张大力发展城市，通过城市中工商业的发展，吸引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来到城市，成为市民，这样既繁荣了城市经济，又减轻了农村人口数量，为农民减轻了负担。为此，吴景超分别从工业、交通、金融这三个方面入手，阐释了城市的发展如何带动农村发展的思路。

几十年过去了，反观当下的“城镇化”发展策略，我们不得不佩服吴景超的战略眼光。在吴景超看来，乡村建设并不仅仅是发展生产、输入资金、教授知识等问题。乡村建设的关键在于让农民进城，成为市民，这种身份的转变既繁荣了城市，也复兴了农村，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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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教育，还是公民教育？

——以胡适、陶行知为例

民国时期，乡村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大力发展平民教育，在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晏阳初与陶行知。这里专谈陶行知与胡适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

陶行知与胡适，两人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安徽人，又都是留美的学生，同时也都是杜威的学生。但两人对教育的思考上，很有一些不同。

1920年代，陶行知曾就“平民教育”的问题和胡适有过讨论，其关于“平民教育”的方法还受到过胡适的启发。据李伶伶、王一心的《胡适与陶行知：两个安徽佬》介绍：

有回陶行知问胡适：“你家里可办平民教育吗？”胡适说能。陶行知又问：“谁教咧？”胡适说：“我的车夫可以教。”陶行知顿受启发，一个教一个、被教的在学的同时又可以教下一个的“连环教育法”在他头脑中明晰起来。（李伶伶、王一心的《日记中的胡适--他和影响了那个时代的他们》，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版，第132页）

然而胡适似乎不太热衷平民教育。1930年7月21日，胡适在日记中说：

我深信一个民治的国家里应该人人识字，但我希望从儿童教育下手，我不赞成今日所谓“平民教育”。成人的习惯已成，不易教育。给他们念几本《千字课》，也没有什么用处。（《胡适日记全集》第六册，第196-197页）

与平民教育相比，胡适更青睐于公民教育。两者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却有所区别。平民教育的对象多是乡村成年人中的文盲，公民教育的对象则更多的是世界观、人生观尚未定型的、年龄偏小的受众。二者最鲜明的区别在于：与成年文盲相比，年龄小的更有可塑性，成效更快，影响也更深，幼年的习惯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

在教育上，如果说陶行知奉行的是“普及”的原则，那么胡适则具有更多的精英主义色彩，他更关注的则是如何“提高”。1920年9月20日，胡适在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有《提高与普及》的演讲，胡适说：

我不希望北大来做那浅薄的“普及”运动，我希望北大的同人一齐用全力向“提高”这方面做工夫。要创造文化，学术及思想，惟有真提高才能真普及。（《胡适文集②》，人民文学出版社，第67页）

旨在普及的“平民教育”的背后，如果走到极致，就有走向民粹的危险。1930年代，许多知识分子主张走向“民间”，为了更好的教育平民，他们当时致力于创建一种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大众语”，并使用这种民间语言与民众沟通。他们原本希望通过教育来“化大众”，却往往在教育过程中被“大众化”了。一旦知识分子本身的话语方式向平民靠拢，知识分子本身的独立性与纯粹性就丧失了，最终的结果往往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种从思想、情感、立场等各方面向农民靠拢的民粹倾向，实开启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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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复会”的经验

民国的乡村建设运动运动中，常被忽略的是“农复会”的经验。“农复会”，即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它的成立，与抗战胜利后美国对中国的经济援助有关。当时，鉴于中国农村经济的落后，美国专家建议与中国相关农业专家合作，一起促进中国农业的发展。这样，于1948年10月1日，依据所签《中美经济合作协定》，由美国拨款，由中美双方专家组成的“农复会”在南京成立。

当时派遣来到中国的美国农业专家是穆懿尔，他是胡适康奈尔大学的同学，国际地位很高，中国的相关专家则有晏阳初、沈宗翰、邹秉文、钱天鹤等农学专家，都是当时中国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因此，“农复会”这个机构，在当时属于既有钱、又有人才的一流机构。

　　后来，“农复会”转移到台湾。到了台湾之后，“农复会”对台湾农业的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详细情况，可见台大历史系教授黄俊杰所做的口述历史作品《农复会口述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