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月 2 日，199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新制度经济学鼻祖罗纳德·科斯在美国芝加哥当地医院去世，享年 102 岁。

“他走了，我非常难过。”

9 月 2 日，《哈佛商业评论》特约撰稿人拉里·唐斯通过短信，第一时间把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离世的消息告诉一位非经济领域的朋友。

“是意外吗？”对方问。唐斯想了想，“科斯教授都 102 岁了，所以（去世）并不是那么不可预料。”

但这一消息对他而言，却很突然。唐斯上个月写作时，还参考过科斯写于 1937 年和 1960 年的两篇著名论文——《企业的性质》与《社会成本问题》。

正是这两个经典理论，让他走上了 199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领奖台。

美国芝加哥大学当天发布的讣告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交易成本理论提出者罗纳德·哈里·科斯于当天在芝加哥圣若瑟医院逝世，享年102 岁。”

据他的中国助手王宁介绍，科斯大约在一个月前因肺炎住院，因为年事已高，用药谨慎，病情没有好转。医院遵从了老先生不愿过度治疗的意愿，从 8 月 28 日起放弃了实质性治疗。

“我上周五到周日（指 8 月 30 日至 9 月 1 日）都在芝加哥，周五时他已经基本不能和我们讲话了，但是能听懂我们的交谈，还不时地投来微笑予以回应。”王宁说，“科斯老先生是在睡梦中去世的，走得很安详。”

科斯之前已经写好遗嘱，遗体捐献供科学研究，不安排任何告别仪式。

在科斯离世之前，他也是世界上最年长的诺贝尔奖得主。

“如果你拷问数据足够久，真相自然就会浮现。”在 102 年的人生旅程中，科斯奠定了新制度经济学基础，创造性地提出产权在经济制度安排中的重要性。他不仅在理论贡献上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影响深远，同时在其过半的生命中，一直保持着对中国的关注。

“在探寻更好的经济制度的道路上，科斯与中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他的弟子、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中心）教授盛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1991 年，81 岁的科斯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

从平民子弟到诺奖得主

2010 年 12 月 29 日，是科斯的百岁华诞。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中心等十多家单位，当天在北京召开了“科斯与中国”学术研讨会。

这次会议还有两个会场，分别是芝加哥和上海。三个会场在两个不同时区。

盛洪在会议开幕式上打趣： “我们这个会议有一个共同的时间，那就是在伦敦。”

伦敦郊外有一个名叫威尔斯登的小镇，1910 年，科斯便出生于该地。他的父母都是当地邮局的普通电报业务员，文化程度并不高。家境不富裕的科斯 12 岁便开始打工，由于患有腿疾，他不得不每天戴上铁制护腿。

邻居都劝科斯放弃学业，而科斯不仅在中学阶段屡获当地政府的奖学金，还顺利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经济学。

大学四年级，他获得了赴美研究美国工业的旅行奖学金。

到美国访问的这一年，他亲自去工厂和企业参观，在头脑里初建了交易成本和企业性质的理论模型，这段经历也促成了他的第一篇名著《企业的性质》的诞生。

这篇文章发表于1937 年，讨论了企业存在的原因及其扩展规模的界限问题，“交易成本”这一重要概念即来源于此文，后被经济学者概括为“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

大学毕业后，经过一番辗转，科斯回到母校任教。

据科斯生前回忆，同时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教的新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和当时已发表《通论》的凯恩斯对他的影响并不大，“最大的收益来自和同学的讨论以及自己的思考”。

在母校任教 6 年后，科斯于 1951 年获得伦敦大学博士学位，随后前往美国，先后于布法罗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任教，并于 1964 年成为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之后担任《法学与经济学杂志》主编，直到 1982 年退休。

综观诺贝尔奖得主的年龄分布，科斯似乎稍显“大器晚成”。1991 年，81 岁高龄的科斯凭借前述两个主要理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的颁奖词是“阐明了交换成本和产权在经济组织和制度结构中的重要性及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科斯也被认为是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

“这辈子给我影响最深的老师应该是阿诺德·普朗特教授了。他所做的就是给我讲述了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科斯在他为诺贝尔基金会撰写的自传中写道，“他教会我一个健全的有竞争力的金融系统是如何被价格体系所调控的。这点对我来说受益匪浅。”

科斯与夫人。

“为中国奋斗，就是为世界奋斗”

在获得经济学学术研究领域的最高成就后，科斯并未止步。他的学术文章依然屡屡问世，尤其在研究中国经济改革方面，他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他生前的最后一部作品《变革中国》，成为他过去半个多世纪观察中国的珍贵总结。

科斯曾对他的中国助手王宁博士说：“自己有生之年没有到过中国，看来再也没有可能去中国了，这是终生莫大的遗憾。”

他对中国的兴趣，源于学生时代阅读的《马可·波罗游记》。他出生第二年，辛亥革命便在中国爆发。可以说，科斯是与推翻帝制后的现代中国一起成长的。

在成年后科斯依旧关注着中国的巨大变迁。“科斯定理”被介绍到中国后，对中国学术界及中国改革开放产生的深远影响至今为人所津津乐道。无论是包产到户、支持私营企业回归还是实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中国 30 年来的经济发展现象几乎都可以用“科斯定理”来解释。

1987 年，他在纪念《企业的性质》发表 50 周年研讨会的演讲中说：“我想再度扬帆探寻通往中国之路，即使我此刻所做的一切可能是发现了美洲，我也不会感到失望。”

而科斯对中国的兴趣不仅仅是中国印证了他的理论，他还有更特殊的寄托。

2008 年，在芝加哥举办的学术会议结束时，他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在我出生的头几年，欧洲一派和平与繁荣景象，但好景不长，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了。那是一场愚蠢的战争，杀死了成千上万的人。”

“科斯希望有产权制度，但不喜欢战争。因而我们隐隐可以看出他对西方世界的某种失望，转而将希望寄托在有不同文化特质的中国身上。”盛洪说，当科斯讲到“为中国奋斗，就是为世界奋斗”时，他的心颤抖了。

虽然终其一生也没有踏上这片东方土地，但科斯在中国经济学人群体中的巨大影响力一直在发酵，张维迎、张五常、盛洪、周其仁等中国最杰出的经济学家都是他在中国的拥趸。

他也很愿意结交中国经济学家，并通过他们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保持持续关注。

1980 年 12 月，张五常在底特律刚参加完一次学术会议，当时天气很冷，科斯给他打了一个电话，问：“你在那里呆多久？你对中国的一些研究涵盖了哪些领域？成果如何？”他还一连串问了张五常关于中国的很多问题。

“中国现在就像一个实验室，中国需要一些像你一样的人，我们需要了解中国的经济体系，还有中国的社会体系，你在研究过程中也许需要一些帮助。”科斯告诉张五常。

“他对中国人有偏爱，认为炎黄子孙是个伟大的民族，总有一天要回到他们应该的位置上。”张五常回忆，正是在科斯的劝说下，自己在 1982 年回到香港大学任教，“用中文解释经济制度的运作”（科斯语）。

科斯在晚年把研究重心基本放在了中国。但他从不认为他和他的经济学可以“指导”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即使到了百岁高龄，科斯还会认真阅读比他年轻不知多少、名不见经传的中国经济学家的文章。

“除了米尔顿·弗里德曼，没有其他任何西方经济学家在中国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中间会得到如此高的关注。”环境金融产品公司首席执行官理查德·桑德尔说，“科斯一直坚信，中国有能力为法律和经济学研究培育一片肥沃的土壤。”

如今，科斯已走，但他的学术遗产却依然在中国得到探讨与观照。王宁所在的科斯中国学会正在筹办一份期刊，以继承科斯的学术思想。

“为什么科斯经济学在中国能够有这么大的影响？我想这可能不仅是中国经济学家的需要，更多的是中国改革到了从经济机制反思到经济制度反思阶段的理论发展需要，也是一个大规模制度变迁的时代需要。”浙大经济学院院长史晋川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