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范春萍做了近20年科普图书。怎么做出好的科普图书？她在实践基础上她提出了科普思路的概念。一部好的科普作品一定有一个区别于科研思路的科普思路设计，好的科普思路是入心而不着相，要有穿透力，让读者有融入感。在这篇文章里，她结合案例分享了她所理解的科普出版，科普的巧思与表达，科普图书的时代性和三重境界。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副主编、资深科普出版人 范春萍

我从1996年开始做科普图书，到现在有17年了。近年有些变化2008年年底我离开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到《北京理工大学学报》工作。现在在学报和学校的教育研究院双重岗位，做学术期刊出版同时做教学科研，但也还与科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今天和大家一起谈谈我自己所理解的科普出版。先简单说一些概念和观念，之后讲几个案例。

我所理解的科普出版

科普出版是一个非常宽广的领域，科普书的种类很多，针对不同的受众和不同的科普目标，有不同种类的科普书。我们每位科普编辑也都有自己的侧重点，有自己感兴趣和擅长的领域。如果做书不能令你兴奋，不能让你感动，不能让你特别想和大家分享，就做不好。图书的种类也有很多种，科普书只是其中的一类，又是相对小众的一类，畅销书很少有科普作品。科普书也是非常难做的一类，它对作者、对编辑的要求特别高，因为它是跨学科、跨领域的，两种文化要融合在一起。

关于科普概念，为方便，我们这里采用《科普法》中的说法：科普是指采用公众易于理解、接受和参与的方式，普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倡导科学方法，推广科学技术应用的活动。

“科普”一词在我们国家之所以叫得这么响，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汉语的音节，“科普”读起来特别上口，又短又精炼；再就是我们国家有一个建制——科协系统，其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就是做科普。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百废待兴，很多人都是文盲，跟扫盲一起，再高一层次就做科普，但现在在这个概念上理解科普已经很窄了，科普也要与时俱进，后来有学者把公众理解科学这个概念引进来。还有几个概念就是科学传播、科学文化，也有人用科学人文来概括的。搞过研究的人都知道，最简单的概念往往是最难定义的概念，因为它涉及的东西太多，一说就错。

有个科学传播素质概念是我提出来的，我在一篇文章里面专门讲过：一个人所具备的对科学信息正确理解的前提下采用有效方式对其进行传播的素质。以前人们提的是科学素质，我这里说的是科学传播素质。我在做出版工作中有体会，这两者是不同的。这个素质的要求，主要涉及的人群是科学作者、科学记者、科学编辑、还有一些科学管理部门的人，当然教师也有科学传播的职能。由于科学传播素质不行，导致好多东西出错。

科普作品的特殊性，要求科普作者要有科学背景，受过科学训练，甚至本身就是科研一线的工作者，但是这个背景只能保证一个“科”字，还不见得能完全保证，因为一个人在自己的专业里不管理解得有多深，都不能说看得见整体的科学，这需要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背景才能做到。不过，这倒不需要非得科班出身的人，因为没有人可以到所有的科班去训练一遍。这需要你在日常工作中去关照、留意，让自己去吸纳一些东西。科学实践的经历可以使科研工作者在科研方式和科学著述中形成科研思路。我在对出版实践进行反思中提出“科普思路”这个概念，是我在十几年科普出版工作中体会出来，提炼出来的。科普出版，既需要“科”也需要“普”，所以就非常难做。

关于科普作品的分类和受众

科普书有一类，被约定俗成地称为“高级科普”。但是我不赞成高级这个“级”字，虽然已经叫了好多年了，我还是比较喜欢用“高端科普”这个提法。高端科普指在思想层面，不是专门的知识，是在科学背景、人文关怀、思维方式这些层面上做的科普，或者就前沿领域最新科技进展在同行之间进行科普。跟高端科普相对应的叫知识科普。知识科普能达到准确、通俗、趣味性，或者有现场感等等就可以了，而高端科普的要求还要多一些。

区别于科学教育和技术推广，科普的对象是普通公众，非特定人群，科学教育是在学校里面做的，技术推广也有针对性很强的读者。而科普的、作为非特定人群的读者对象，不具备专业知识，无法设定知识结构和阅读目标，这导致了科普作品更加难做，因为可读可不读。

公众阅读科普书，主要是出于好奇和求知这两个动机。问题在于出于这两个动机者，无法判断科学的真伪，这就是伪科学能够大行其道的原因。

创意内核

这个是我在做完“绿色经典文库”之后的一个体会。科普图书的创意内核最重要的是要科学性、时代性，此外，科普图书要有一个普及目标。好的创意内核一定是可生发的，不是抖机灵的，是要有深厚背景的，如背景知识、理论体系、思想方法等。如果不了解背后的东西而硬做，就做不好。创意内核有时候表现为灵感、直觉，但它一定是建立在广泛的理论和实践背景之上的。能不能找到内核，以什么为内核，这也决定了书稿的定位和最后的样式以及你将采取什么方法去营销。

早年的编辑不需要做策划，而且反对做策划，他们认为作者文责自己负，编辑不应该干预作者，作者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编辑要做的只是技术性的事。但是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现在的编辑已经走向市场，如果完全靠作者，出版社会无法生存了。而且作者和编辑确实是两个行业，早年的编辑们，就像邹韬奋他们那一代人，他们也不是完全的在作者文责自负、编辑只做技术活儿这个层面当编辑的。真正的编辑家是要把自己的思想都呈现出来的，为什么很多人说编辑是为别人做嫁衣呢，因为他们的知识和智慧全部融入到作者的作品中去了。以作者为选题这种情况也有，比如说柴静，她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这完全是另外一类产品。以选题找作者，这是高手的做法，更多的时候是与作者磨合选题，甚至依赖有选题意识的作者而去找选题。

科普思路

科普思路是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出来的概念，特指科普策划和科普创作中以科普目的而设计的创作思路，是为外行读者开辟的一条认识路径。通过这条路径，使外行读者对书中所欲传达的东西可以从不懂到懂、由有兴趣到学习感受到知识、思想、方法和精神等，加深对科学的理解、提升科学素质或相关能力。

区别于科研思路。一部好的科普作品一定有一个区别于科研思路的科普思路设计。由于科普的知识源头一定是从科研中来的，所以科研思路难免就会带进来。科普思路可以是历史的、逻辑的、认知的、场景的等，重要的是要从读者出发，要明白读者是非专业的，而你做的是一部科普作品。

有一些科学家在写科学著作的时候也会关注到这个视角，比如我做过的一套科普丛书中有一本书叫《自私的基因》，作者是牛津大学的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他在前言里面说到：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脑子后面总有一只眼睛在看着我，那是一只外行读者的眼睛，第三只眼。他就希望把这本学术专著写成一本外行也能读得懂并体会到其中精髓的书。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高端科普读物与学术作品之间有一个模糊地带，有的高端科普书涉及到前沿领域，它本身是需要研究才能写得出来的，有研究性质，有学术性。也有的学术作品，如《自私的基因》，本身就是一部科学著作，但在写的时候充分考虑到科普视角，从而外行读者也可当作科普作品来读。我做的好多书是在这个模糊地带上。比如《社会生物学》这本书，出版即创立了一个学科，30多年没有人能够超越。它是一部纯学术书，但是它确实也可以作为一部好的科普作品，拥有重要的科普价值。

科研思路一般有几种形态：求解问题式的实证思路，从问题出发，简述状况，设计研究路径，以数据说话，就事论事，给出结论，指出不足，提出展望；论证问题式逻辑研究思路：背景介绍，论点陈述，论据展开（归纳的或演绎的），给出结论；综述报告式思路：综述文献、阐释背景，分述诸种状况或研发路径，提出存在问题和研究课题，提出展望；教材式思路：背景和意义，学习方法，定义、界说，学说和流派，规律和原理，研究方法……总结展望。

以科研思路写作的特点是：语言规范刻板，数据图表公式原理，直接简洁，就事论事，心无旁鹜，基本围绕专业或领域叙事，很少述及与社会、生活、人文的关联，需要读者有比较深厚的知识背景方能理解其所陈述的事实、使用的学理及所具有的意义。有时，作者为了使作品有一点科普意味，会刻意加入一两个故事或案例，但却依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其科研思路的本质。不是说以科研思路写成的科普书必定会套用如上某个模式，而是说从整体上能看到如上思路的印迹。

这些是我自己总结的，不一定对，仅供参考。

科研工作者写东西往往会受这些思路的影响，这时就需要编辑做工作，在前期与作者充分磨合，你要充分理解作者的思想，也要让作者充分了解你的意图，在过程中不断地跟踪、调整，最后才能形成接近你想要的东西。

好的科普书，特别是高端科普，出版社各方面一定要真正能配合。如果出版社的主要力量、特别是发行营销没有发力，只靠编辑自己努力是做不成的。如果出版社只顾着经济效益，做一些极端媚俗的书，这个出版社的整体评价肯定是不行的。好的科普思路是入心而不着相，要有穿透力，让读者有融入感。当然科学性是第一位的，这一点毋庸置疑。

以上是我在概念和观念层面的一些体会，下面以我做过的一些书为例谈一谈。

我的实践与案例分享

案例1：21世纪100个科学难题——小编辑靠电话簿解决的出版难题

首先说说《21世纪100个科学难题》。这本书整体主要是我策划的，其中的100个具体的难题则主要是作者自选的。这书的创意内核是什么呢？熟悉科学史的人知道，1900年的世界数学大会上，大数学家希尔伯特提了23个数学难题，这些难题引领了数学发展的方向，数学界做了一百年，也没全做出来。1997年，以希尔伯特数学难题为诱因，我就想做100个科学难题，希望也起到些类似的作用。因为马上就要世纪之交了，所以就叫了《21世纪100个科学难题》这个名字，这就是这本书的创意内核。

我研究生毕业后在报社做了一段时间记者，后来进入了吉林人民出版社。那时候是新社长上任，我提出这个选题的时候，因为科普书不在社里的出版范围内，很多人都不能接受，但社长说这个选题好，能做。这个社长叫周殿富，可以说，他是我的伯乐，我后来的许多选题都是在他的支持下做出来的。

当时，我的理念是一定要找一流的作者，那就只能去科学院找院士了，理所当然应该去中科院的院士局找。而我本科、研究生都是在东北念的，我一个小硕士，北京也不认识什么人，只能一个个地查号码、打电话。

我的经验是这样，私人关系并不总是奏效的，有时候会把公事变成私事，合作互利的事情变成了求人，公事公办反而更能行得通。

那时我打电话到中科院院士局办公室，一位姓何的主任接的电话。我说了自己的意图，说希望能与中科院合作。何主任肯定了我的想法，但说不能帮我组织，组织工作只能由我自己来做，不过他说可以给我提供一些帮助。当时他给了我一张电话号码簿，让我自己去找院士们。这对我来说已经是往前跨了一步。我非常感谢这位何先生，如果不是他的帮助，这个选题或许会夭折。

就这样，我一个边远地区出版社的小编辑，坐在招待所走廊里，捧着号码簿一个一个地打电话，那时只能住得起这种走廊有公用电话的地下室招待所。可想而知基本都被拒绝了，直到打到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唐孝威院士，他在电话里说，你所说的书已经有人做了，你不用做了。我当时吃惊不小，问过之后才知道是一本叫《21世纪科学发展趋势》的书，不是难题，心才算稍微放了下来。我随即找到这本书，在招待所里读了一个星期，从趋势中提炼出60几个我认为是难题的问题列出来。

我研究生期间学的科学哲学，刚好这本书编委会里看到了科学哲学、科学史界的董光璧先生。我辗转找到董先生的电话号，联系到董先生，说我要做这样一件事情，董先生认同我的选题，把我叫到家里去谈，并为我联系到了主持《21世纪科学发展趋势》一书整体工作的李喜先先生。我拿着自己选出来的60几个难题去拜访李先生，他看到我开的单子后觉得可以做，但也表达这是个相当艰难的任务。

其实我所选的那60几个难题，只是大概的方向而已，最终具体的难题还是要靠科学家来选。就在我兴高采烈回到吉林后，李先生打来推辞的电话。说经过考虑，太难做了，想打退堂鼓。李先生讲，科学家有很多顾虑，一方面他们不愿意写浅层次的科普，另一方面写科学难题又担心万一不被国际科学界认同会闹笑话，而如果真是难题又不一定把握得住。而我的决心很坚定，当时没有互联网，我就写了长达四页的信寄过去，详细说明自己的想法，最终说服了李先生。

历经一年半的时间，这本倾注了包括李政道先生在内的众多科学家心血的书做了出来。1998年5月11日在科学院举办首发式暨出版座谈会，出席仪式的嘉宾可谓阵容强大，有周光召、路甬祥、白春礼、许智宏等等，各路媒体纷纷到场。这是中国科学院第一次为一本书的出版召开这么高规格的会议。这本书中写的是地地道道的科学难题，却以科普书的名义获得了“五个一工程”奖，道理在于它可以作为科学同行之间的科普读物。

还是那句话，科普出版是一个非常宽广的领域，科普书的种类很特别多，针对不同的受众和不同的科普目标，有不同种类的科普书。

案例2：保护环境随手可做的——从100件到101件

接下来说一说《保护环境随手可做的101件小事》。这个101件是第二版，第一版是当时我在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保护环境随手可做的100件小事》。在这本书之前，国内基本没见到这样的环保实践指导类图书。现在网络上以及各种活动当中，到处可见“保护环境随手可做的……”的提法，还有一些漫画，其实都取自这本书，或者受这本书的启发。第一版做的是100件，10年版权到期后，我把它转移到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修订了40多件，变成101件。环境保护实践指导、生活中每天都能遇到的、随手可做的事，这是这本书的创意内核。

案例3：绿色经典文库——这不是绿色的问题，这是个绿意识的问题

下面再来说说这套“绿色经典文库”。这套书的封面在十几年后的今天仍然不过时，可以说堪称经典。它的设计者是现在已经赫赫有名的图书装帧设计人张亚力，他那时是吉林美术出版社的编辑，擅长油画和漫画。当时我去找张亚力做封面，把做封面要用的材料交给他，说这是一套环保书，主打绿色观念，你要做成绿色的。其实，这只是我自己的一个惯性思维。

张亚力说不行，你得好好给我讲讲这些书都是咋回事，然后我就给他讲。讲完以后他说了一句话，我当时就认定了这个人行，以后我的绝大多数封面都是他做的。他说：“小范，我听明白了，这可不是个绿颜色的问题，这是个绿意识的问题。我不做绿色的，我要给你做成五彩缤纷的。于是，就有了这套封面。这个绝对是张亚力高出别人的地方。

“绿色经典文库”是我和吴国盛合作的一套丛书，里面有《寂静的春天》、《增长的极限》、《只有一个地球》、《我们共同的未来》、《瓦尔登湖》等。他是这套书的主编，两批16本。吴国盛当时还在中国社科院。20世纪90年代，国家环保局刚成立不久，中国人的环境意识还是比较差的，我和吴国盛都是科学哲学的专业背景，比较容易沟通。那时环保还没有被大力提倡，我们和一些环保人士意识到环境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了，不过还来得及挽救，但是再不做点什么就来不及了，于是就有了这套书。吴国盛是包霄林老师引荐给我的，那时候他已经出版了《科学的历程》，包老师非常赏识他。那是1996年的暑期，我们是在北京见的面，达成合作意向，后来通过电话联系确定做“绿色经典文库”。当时在社里上这个选题还是颇费了一番周折的，最后还是周殿富社长拍板定了下来。

选题定下来后，陆续联系版权，有旧译本的联系译者修订，没有译本的找译者安排翻译，同时一些成形的开始编辑排版校对设计。那时真是玩儿命地干活，每天晚上九点之前基本不回家，说通宵就通宵，以办公室为家。第一套11本第二年1月就出来了，在人民大会堂办的首发式。对这套书，李永平先生曾评价说是“本世纪最后一个文化制高点”。

编辑确实是一个需要深厚积累的行当。我入行之前已经做了七年大学老师，又读了三年研究生，做了一年半的报社记者，读研期间帮吉林文艺出版社的老师做过一些编辑工作，还兼职做过一个学术期刊的编辑，自认已经相当可以了。但是入行之后发现还差很多，要修炼的东西太多了，做这套书的时候功力还不行，现在回头看，好多东西没做到位，比方说一些翻译的质量还是大有提升空间的。

上面说的是创意体现在策划阶段的书，再举两个创意体现在推广阶段的例子。

案例4：《基因组：人种自传 23》——在营销中吃的两个亏断送了畅销的命脉

先说说《基因组：人种自传23章》，这本书的英文原版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上连续五十几周排名第一。

这本书的翻译非常优秀，译者是旅美学者，北大生物系毕业的，文笔极好。好作者难找，好编辑难找，好译者也难找。译者应该具备什么条件呢？有一个说法叫“英文可以良好，但中文一定要优秀”。做科普图书的翻译，还要兼具科学和人文的知识背景。在我看来，翻译有几个境界，第一是把英文词变成汉字，但是意思没翻过来；第二是把英语变成了汉语；第三是把英语变成了优美的汉语。这三种境界也就是所说的信、达、雅，《基因组》的翻译已经达到了“雅”的水平。看到书稿的时候，我不断感慨：“写得太好了！”我们完全不明白基因时代是个什么东西，太需要了解了，我就想一定要把它推广出去，但是靠什么来推广，那时没有互联网，你喊破嗓子，没有人听你的，你必须得要找嗓门大的帮喊，那么该找谁呢？

我当时为这本书提炼的推广理念是“面对这个时代我们应该做好怎样的准备”、“21世纪公民迈入基因时代的入门书”。

因为是科普书，首先得找科学家，然后是作家、学者、出版人、文化人等。

先要查找信息，确定要找的人。确定人选以后，还要找他们的联系方式。找电话是一门功夫，找着电话之后打电话是第二门功夫。你得能与人家对话，让人家听得懂你要说什么，而且你说的东西能让人家有兴趣。如果你一直跟人家打岔，对方没有兴趣再跟你说下去。我花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给这些人打电话，告诉对方我手头有一本特别好的书稿，内容非常重要，太需要把它传播出去了，但是我们没有能力去影响更多的人，希望您读一下这本书，如果您读完后跟我有一样的感受，就请您帮我说一两句话。当时寄出去的80多本书，收回42份推荐意见，包括各路名家，如科学家邹承鲁院士、王绶琯院士、郝柏林院士、欧阳钟灿院士，还有陈润生（现在也是院士了）、卢圣栋、杨焕明等；作家王蒙、张抗抗，学者孙小礼、董光璧、丘仁宗、周国平、李银河、梁志平、梅墨生等等；书界人士有刘苏里、方鸣、汪稼明、王一方等等。这些推荐人的名字我们都印在了腰封上，腰封的正面印上“面对基因时代我们应该做好怎样的准备”，“21世纪公民进入基因时代的入门书”，这也是我们宣传的基点。

做出版，光认识人是没用的，不管是多大的专家或媒体大腕。你得能与人家对话，让对方了解你想要做什么，他能帮你做什么。

这书在营销的过程中吃了两个亏。其一是我们当时和一个传播公司合作，后者并没有起到该有的作用；其二是断货。首发式的时候，我们请了好多记者来，那时候没有网络，靠的是平面媒体，当时的传播效果非常好，产品供不应求，但后来因为加印不及时造成断货，这对营销来说是致命的，因为一年好几十万种书需要上架需要传播、占版面，兴奋点很快就会转移。

案例5：《手艺中国》——铁葫芦的炼兵之作

《手艺中国》是我去年做的一本书。这本书是19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个美国人在中国游历了8年时间，走村串户调查民间手工艺，拍照片，记录文字，回国后整理了十年做出来的，英文书名是China at Work。这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但是很长时间都没有人敢做，因为太难译。我是个比较敢吃螃蟹的人。这本书前后做了6年，做完了之后涉及怎么给它定位的问题。书名译成《手艺中国》是主译戴吾三先生的主张，有的学者不太赞成，认为媚俗，但我们考虑这个名字响亮，大体符合原意，含义比较容易被一般读者接受，还是坚持了这个译法。作者这样一种调查在中国科技史研究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我们后来对它的传播定位就是“一个美国人用相机和尺笔记录的中国人劳作史”。

当时根据这个定位做封面做了十几个方案，最后选了张亚力设计的这个。当时他设计完成后我并没相中，又找人再设计，找全社各方面的人帮着选，十几个方案每人挑中的结果也是五花八门。后来我把十几个方案发给磨铁铁葫芦图书的一个熟人，说我有点拿不定主意，封面请他帮着看看。这本书最后能推广成功，有他们很大的功劳。那时铁葫芦图书刚刚开始运作，他们自己的产品还没出来，就拿我这本书练兵了。他们营销部门有几个人选的是现在这个封面。当时他们说让我过去大家一起聊聊，拿这本书做素材，互相交流一下经验。他们说之所以选这个封面是因为这里有人，其他方案全是物。我很佩服他们的眼光。

选定封面之后，铁葫芦的人又帮我做进一步定位，他们说我的定位太阳春白雪了，普通读者不会感兴趣的，于是后来又提炼，加了“我们爷爷的爷爷，奶奶的奶奶年代的那些古老的故事”，一下子我也觉得亮了，找着感觉了。这书出来之前，就开始在当当网预订了，后来当当要独家包销，我没同意。

告知信息一上网，网友们就开始发挥了。有人说：如果穿越回古代，没有现在的物质生活条件，你怎么生活？这就是一本生活百科全书；又有人说如果穿越到未来，现代文明几乎已经毁灭了，怎么生活？带上这本书。这样读者群一下就扩大了。刚开始我们连4000册都不敢印的，结果后来连印了三次。今天来之前，我把书名“手艺中国”打入新浪微博上搜了一下，出来16000多条，当当网有1285条评论。新浪微博上好多人说读了这本好书，好多都是说的好话。

这是我讲的两个营销创意内核的例子，接下来再举点科普思路方面的例子。

案例6：《再造一个地球》——科普的巧思与表达

科普思路是一个认识论思路，这是我提炼出来的，我必须得去解释它，我借用了发明创造里常使用的“巧思”的概念。巧思是解说发明创造或工艺设计过程时常用的一个词汇，我把它移植过来用来解说科普思路的特质。没有一般性可用的诀窍，更没有模式，它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但是听了之后你们肯定有感受，巧思不是空的。巧思可以是历史的、逻辑的、认知心理的、场景的等各种各样的情况，落实到具体的选题去呈现它。

比方说《再造一个地球：人类移民火星之路》这本书，就有一个内核的提升过程。最开始的内核就是“再造一个地球”这句话，这是咱们国家嫦娥工程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院士在一次科普演讲中说的。大意是说如果我有时间，想写一本书，就叫《再造一个地球》，写开发火星，把它改造成适宜人类居住的星球。当时好多出版社的人在，都听到了这句话。但是几年之后来我去找他时，欧阳先生说没有人因此而去找过他。

这本书讲的是一个科学问题——宇宙空间开发。尽管参与了整体策划过程，但在成稿后审读时，我还是有了新的感受。我深深地感受到，这不只是一个开发火星的问题，它的前提、它的保证，它的目的之一，都是要保护好我们的地球，保护好我们现在的家园。于是，我在书稿中加入了这样的内容，两位作者也认同我的做法。具体到这本书的科普思路，如果让科学家去解释外太空开发、改造火星，科学家会怎么写？肯定会从科学可能性和技术的角度写。欧阳先生作为第一作者在这里面起到的也主要是这个作用，当然这是相当重要的作用，是内核。他主要从科学的角度提思路，说用什么科学技术去实现，要经历什么样的过程。第二作者刘茜是非常优秀的科普作家，她从地球人类的梦想，怎么以月球做空间做跳板，怎么去看火星上面生命背影，通往火星的远征等等展开叙述，这也就是所说的科普巧思了。这本书里所有的巧思、所有的科普思路都体现在目录里面的，那么多巧思的东西，优美的感觉，足够看出它的吸引力了。

《再造一个地球》是我做的一个科技部的科技计划科普化示范项目“芦笛曲丛书”中的第一本。

“芦笛曲”这个丛书名也是下了功夫的。这套书也跟希尔伯特有关，希尔伯特是非常有名的大数学家，除了他提出的23个科学难题引领了数学界一个世纪的研究方向之外，还引领了我对《21世纪100个科学难题》和“芦笛曲丛书”这两个名字的思考。“芦笛曲”丛书的名字来自他的传记作者、也是他的学生外尔的一句话，他说：“希尔伯特这个吹笛人所吹出的甜美的芦笛声，吸引着无数老鼠跟着他投入了数学的深河。”非常美好的意境。这句话把这里所有的道理全说透了，一个是榜样的力量、精神领袖的力量；一个是科学的美，科学的好玩儿，科学吸引人的魅力。所以我就起了这个名字，但是你光是写上“芦笛曲”三个字不会有人理解，这就需要解说，在前勒口解释一下，就点亮了。我做的“盗火者译丛”丛书每一本的前勒口上也有关于丛书名的点亮之笔。

为什么我做的一些书能叫得响？其实是王一方对我说的一句话使我更加明确了一个理念，他说有很多事情是写出来的。他每个月一定发一篇文章，一直坚持好多年。我当时做“绿色经典文库”、“支点丛书”、《100个科学难题》等，一本书我至少写一篇书评，如果我自己没时间写，一定找人写。当时没有网络、博客，就有《中国图书商报》、《中华读书报》、《中国科学报》、《新闻出版报》，还有《科学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的一些小栏目。有一段时间，几乎每一期报纸到达，要么《中华读书报》，要么《新闻出版报》，要么《中国图书商报》，总之会有我的书评，所以市场很快就知道了。编辑一定要能写，比方说写策划报告、写书评，写你自己的书评或者写别人的书的书评都可以，也可以写行业研究，编辑业务、行业趋势研究这些东西。

《野兽之美》是当年另外一个非常有名的出版人野夫做的，我买这本书的时候尽管不知道它讲什么，但是被这个书名所吸引。野兽怎么个美法，何以为美？其实，这本书要讲的内容是它的副标题“生命本质的重新审视”，如果按学术型写法，会先交待“什么是生命”、“如何理解本质”、“动物的生命形式”……，这样就会陷入哲理阐释和论述中，缺少了生命的灵动和美感。但是这本书不是那样做的，而是把各种动物的行为分类来写，也有一个从生命之初到生命结束这样的线索，但是它是跳开了科学话语，用的是人文话语。

科普图书的时代性和三重境界

这个时代性就是不同的时代，人们的欣赏眼光、知识水平不一样，科普思路也不一样。在我们读科普书的那个时代，热门的是《十万个为什么》和阿西莫夫。《十万个为什么》由当年的火爆到现在的没落，其实就是时代的问题。阿西莫夫也一样。曾经，阿西莫夫是我们的盛宴，我们是读着阿西莫夫和《十万个为什么》长大的。但是现在，阿迷们再怎么去替阿西莫夫出传记出文集，替他开研讨会，阿西莫夫也火不起来了。为什么？他的时代过去了，这个时代已经是卡尔·萨根、马特·里德利这样的作者的时代。

科普书有三种境界：第一重，激发读者的好奇心和阅读兴趣，使读者乐于阅读，甚至手不释卷；第二重，使读者产生释疑解惑的欲望，追踪阅读，我做的“支点丛书”、“大美译丛”、“盗火者译丛”等，都经常有读者打电话问下一部什么时候出，这就达到第二种境界了；第三种境界，就是使读者投身与科学相关的事业，影响读者的人生。

我在小学的时候读过一本书叫《宇宙的秘密》，是我父亲从他单位的资料室借回来给我们读的。我当时如饥似渴，仿佛有一种脑袋开瓢的感觉，什么恒星、星系、超星系、空间，那么广阔，我的空间感受力和逻辑思维基础就始于这本书。

《宇宙的秘密》这本书目录特别简单，太阳、月亮，行星、恒星、太阳系、星系……，但这本书影响了我的一生。我还专门写了一篇小文《宇宙和心灵：一本小书对我的影响》谈这段经历。我的一位现在已经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同学特意给我打电话说，他的人生也受到了这本书的影响。后来，我与这本书的作者、《光明日报》科技部前主任朱志尧联系上了，他说也有其他孩子跟他说这书影响了他们的人生。可见科普图书的力量有多大。

做了科普出版工作以后，我希望自己能做出在当今时代对新一代人也起到同样作用的书，于是就策划了《李元爷爷带你游星空》。李元爷爷是科普活动家，北京天文馆的创始人之一，现在80多岁了，以他为角色虚拟了场景，带着几个小朋友去旅行，时空穿越，在宇宙间飞来飞去。从城市为什么看不见星星、光污染讲起……一路讲下去。作者刘茜是讲故事的好手，写得特别好。这本书送给一些孩子看，他们都非常喜欢。今年入选中国科协的“一百本科普好书”，希望它可以让更多有缘人看到。

以上是我讲的科普图书的时代性和三重境界。

两点感悟

一是关于编辑能不能深度编稿的问题。这要看你自己具不具备相应的实力，对书稿内容是不是能驾驭得了。确实有把握，你就去做，会提升书稿的档次，或者锦上添花。如果没有把握，千万不要做。我记得，有一次中青社老社长胡守文给我们做报告，说有一个作者气势汹汹地给他打电话，说“我好好一颗白菜被你们的猪给啃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懂，就不要乱来，乱来就糟蹋了好东西。在一次科普界的纪念会上发了一本纪念册，其中“宇称守恒”被写成了“宇宙守恒”，这不可能是原作者的错，肯定是编辑人员改的，成了大笑话。所以说，如果不懂，千万不要乱改。但对于你没看懂又觉得有疑问的地方，你一定要负责任。怎么办？去查文献、去请教专家。为什么我这里有的书做五六年而不能出手，就是还有许多地方拿不准，或不满意，反复请教反复改，甚至反复地换作者、换译者。

二是科普是个大概念，科普出版是个大领域，科普行业是个大课堂，不要辜负了这个职业。我特别受益于科普编辑生涯，它一直在让我进步。这么说的前提是一定要做好书、接触好作者，参与作者智力创造的过程。如果一入行就做差稿子、烂稿子，就根本不会知道这个行业应该怎样工作，也便辜负了这段职业生涯。

这些是我自己的体会，说出来与大家共勉。　

*本文根据作者在第5期编辑沙龙上的演讲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