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从“文化奇人”到“失败政客”：备受争议的一代风云人物王云五座谈会在北京三联书店举行，著名出版人、《读书》杂志前主编沈昌文，海豚出版社社长俞晓群等人参加了当日活动。在当天的发言中，沈昌文讲到了自己半个多世纪以来对王云五这位出版界前辈的认识过程。

前几天我刚读完了《王云五全集》（九州出版社）中的一本，王云五的自传，对王云五有了新的认识。在我的记忆中，我接触到的出版界的老人，尤其是三联书店的前辈没有一个不骂王云五，所以我是在听骂王云五的骂声中长大的。1951年3月我到北京工作，在新闻出版总署，当时骂得最厉害的是胡愈之老先生，他是新闻出版总署署长。他们骂的话我全部同意。为什么？解放前那几年我在上海，王云五在上海的名声坏极了——他管经济，发行金圆券，导致物价上涨的幅度不是5%、10%，而是两天涨一倍。所以我本人是金圆券的受害者，对王云五毫无感情。到北京工作以后，又在一些革命前辈的教育之下做出版。今天三联书店作为会场太有历史意义了。因为三联书店的前辈都骂王云五。

我在三联书店革命前辈的教育和帮助下长大，对王云五没有好感。等到我1995年退休以后出现了新情况，我认识了俞晓群先生，他在辽宁教育出版社主持出版工作，要出书，要我帮忙，我非常乐意。此前，他是数学家，在三联书店出过书，我们合作得非常好。俞晓群先生提出了一个计划——要做一套“新世纪万有文库”。看到“万有文库”这四个字我就头疼，因为这是王云五的书，解放前，王云五搞“万有文库”很有名。晓群兄花了很长时间，对我这个老头慢慢启蒙、教育，给我书看。而且，当时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我开始慢慢转变，尤其是等到我接触到“万有文库”的工作后，我看到，王云五的“万有文库”，完全从文化着眼，而不是经济。我以前想象，他搞“万有文库”主要是赚钱，看起来我想错了。所以，我在俞晓群先生的领导下，“新世纪万有文库”出版了600多种。这是我一生出版生涯中做的品种最多的一套书，而且是我退休以后做的。这套书每本都很便宜，10块、8块，内容很丰富，尤其是中间讲的近代文化那一部分。就这样，我慢慢转变了对王云五先生的看法。

王云五有几个事情我永远忘不了：一个是“四角号码”的口诀——一横二垂三点捺，点下带横变零头，叉四插五方块六，七角八八小是九（王云五原来的四句）。我们做了革命出版工作以后，要跟王云五划清界限，各位在学校里念的不是这四句话，“一横二垂三点捺”我们改成“横一垂二点捺三”，“叉四插五方块六”我们改成“四叉五插六方块”，“七角八八小是九”改成“角七八八九是小”，这样一来就可以把“王云五”的名字拿掉了。所以，“文革”以后很长时间都是用这个口诀。这个改动我参与了——我们对王云五痛恨到这个程度了。一个人跟我讲“一横两垂三点捺”，说明你是白的；要说“横一垂二点捺三”，我立刻认为你是红的，跟我一伙。这是很重要的界限。

王云五的种种故事，我当时都仔细地探讨了，后来我还特别了解到王云五是自学出身的。自学——我特别有感触，都说“自学成才”，我却是“自学不成才”。解放以后的运动中，我受的打击最大的一个运动是：“忠诚老实政治自觉”运动。我初中二年级休学了，就在上海滩上混。在革命阵营里，我是工人出身，做的检讨很多。做的检讨最多的是伪造文凭，伪造了工作文凭、伪造了大学文凭。刚解放到上海招考的那些老区去的人，很容易蒙骗，我们在上海，他们不知道我可以花几块钱买一个工作证。在这个运动中，出于对党的忠诚，我把这些全交代了，党支部通知我：你回上海去吧。于是我就要马上离开北京了，正在我痛苦的时候，我翻译的书出版了。我在上海受地下党的影响学了俄语，到北京我发觉俄语书翻得很多，可翻俄语的专家不认识几个行话，“开本”不会讲，“页码”不会说。于是我专门将技术强的书，从俄文翻译成中文，一下子我变成专家了，于是我留在北京，就这样留下来了。

不管是对王云五的自学，还是他在出版上取得的巨大成就，我想对王云五应该有重新认识，我想我们三联书店的朋友都会同意这一点。

据沈昌文发言录音整理

原文标题：沈昌文 对王云五应重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