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现实面前我们不时就范，但依然相信，总有一些事情可以自己做主。这样的信念，让我们安心。从最朴素的意义上讲，这就叫“自由意志”（free will）。然而当哲学家追问，我们究竟是不是真正在自由地行动呢？朴素的问题变得复杂。

在哲学领域，关于自由意志的讨论持续了两千年。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阿奎那、笛卡尔、休谟、洛克、莱布尼茨、康德、伯林，这些哲学大牛都探讨过这一问题。在这方面深有研究的哲学家诺齐克表示，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最后还得承认，“自由意志是最令人头痛、最难以把握的问题”。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觉得这个问题有多么难解，特别是神经科学家们。他们秉持一个共同的观点：“我即我脑”，并一致认为，要想找到自由意志，就得先找到可能产生自由意志的大脑结构。没有结构，何来功能呢？

过去三十年，认知神经科学借重心理学、神经医学、神经胚胎学、神经解剖学等学科的力量，将我们对大脑的认识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站在这个知识高地上，神经科学家高调宣称：自由意志根本是幻觉！

对于自由意志论者而言，这当然是一个不能接受的结论。对于普通人来讲，它也令人尴尬。难道我们都是提线木偶吗？没有自由意志，两个人的相爱还叫心甘情愿？没有自由意志，岂不是说杀人放火都是身不由己？

面对这些困惑，迈克尔·加扎尼加说别急。身为“认知神经科学之父”，加扎尼加被《纽约时报》誉为“脑科学研究领域的霍金”。2009年他在苏格兰爱丁堡大学的吉福德讲座上做了一个为期两周的系列讲演，中心议题就是自由意志的有无。该演讲现结集成书，题为 《谁说了算？自由意志的心理学解读》。

表面上看，跟其他神经科学家没什么不同，加扎尼加的结论同样是：自由意志是一种错觉。他说我们的大脑里没有一个缩微版的自己，像电影《黑衣人》里的迷你外星人那样，躲在脑壳里操控一切。相反，人脑是一个高度复杂的并行分布式系统，就像互联网那样，没有一个统一指挥的最高长官。多数情形下，人脑的运行是纯粹自动化的，不需要意识的参与，更不需要自由意志这个观念。例如心脏的跳动、肺部的呼吸、体温的调节等等。但是，大脑中还有不少系统却是半自动化的，它们要不断地收集并响应外界的信息，以便自己随时调整运行状态。这些系统相互竞争，一起争夺“注意”这一系统的关注。只有获得关注的赢家才可能从支撑意识体验的神经系统里浮现出来。

为什么我们没有察觉到，相互竞争的系统在大脑里吵成一片？这是因为支撑意识体验的神经系统里有一类专门的“解释器”。它像足球场外的解说员，针对感觉、记忆、行为及其它们之间的关系，负责向个人提供一种统一而完整的故事。就像“意识流”这个词描述的那样，解释机制让我们每个人的意识顺滑流畅，有如绵绵流水一般。

既然是解释机制，也就是说它只承担事后合理化的功能，神经科学家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他们运用电位测定和核磁共振等技术测试大脑的活动，结果发现，大脑总是先行动，之后才把该行为“通知”给意识系统的解释机制。有时候，大脑对一个行为倾向的结果进行了长达10分钟的编码，然后才把它交给产生意识的神经系统。

于是不少神经科学家指出，我们其实是将解释器对行为的事后合理化误会为自由意志了。事实是，行为根本不需要自由意志来做动力。好比你拿起水杯300毫秒之后，解释器才告诉你：“我要来一杯冰水，而不是热茶。”这可能是一种心理上必要的幻觉，但绝对不是行为的内在动力。

真是这么简单吗？不。在这一点上，加扎尼加没有他的后辈同行们那样激进。他认为，宣称大脑中没有自由意志，实际上犯了一个还原论的错误。对因果关系的过度迷信，使得这些人没有认识到，大脑虽然是产生意识的“场所”，然而意识作为一种突现的特性或现象，不能简单地看成大脑的分泌物。实情是，意识以及有意识的行为是多重精神状态与复杂的环境合力互动的特定结果。只有在各方角力分出胜负后，解释器才宣布，我们自由地做出了选择。

在书的后半部分，加扎尼加没有清晰地说明，他论述的重点其实已经从自由意志这一观念转向了实质上的自由。实际上，他强调的是人类在长期进化过程中产生的个体与群体进行互动的机制。它没有特定的结构，而是大脑的很多神经回路必须遵守的方法。它是一种协议，一种规则，一种运作方式，没有藏在大脑的某个神秘的角落。这一番解读已经与伯林所说的消极自由有着很相似的特征。因为最终他们都力图证明，自由一直是人类的本质，以及可追求的价值。我们既不是决定论的，也不是自由意志的提线木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