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书论道、以书会友，书房自然是最适合的处所。但是，时下的情势对很多爱书人来说是买书相对容易，藏书则难，宽敞的书房是无法承受的奢侈之梦。据今年上海某媒体所作的一项调查，发现如今沪上不少年轻人，家里已经没有了独立书房。有的在结婚时原有书房，生了孩子后书房立即变成了保姆房。那些不再年轻的爱书人，很多也只能因房价太高、难置新居而望书堆兴叹；有人说书房如今已成了富人的专利，或是实情。其实，“独立书房”云何哉，房间里何处不可以放书、堆书？能够让书有栖身之地就很不错了。想起意大利作家艾柯，他曾精确地计算过收藏一本书的成本：从买房子到做书架，平均每本书的额外费用是四十欧元。因此他说那些送书给他的朋友最好同时附上一张四十欧元的支票。

还好，关于书房的焦虑还可以从别处得到安慰。在台北逛旧书店的时候，看到有名的蠹行旧书店门口有一块白板,上面用黑字写着：“像我这样的人，/ 在这样的时代 / 和环境，没有饿死 / 已算万幸 / 殷海光 /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六日。”自由主义思想家殷海光的自述表达了一个知识分子在政治高压时代中的痛苦和感慨，但也未尝不可以看作读书人心情的一种透露：在这样的时代里不但活着，还能读点书，更加是万幸了。因此，书房之叹可以免了吧。

殷海光与书，是很值得一谈的。1968年，殷海光在致美国友人的信中托对方买三本书：Lyon Sharman的《孙中山的一生及其意义》、Shanti Swarup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研究》和Chalmers Johnson的《农民的民族主义和共产党的权力》。他说直接寄这类书籍给他会非常不方便，因此请对方寄给住在他家附近的美国朋友魏君；由于收件人是美国人，当台湾的邮检员想把书扔到海里时，他们必须多一层考虑。这就是1960年代台湾特务政治高压的一种氛围。（《殷海光书信集》第70页，《殷海光全集》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4月初版）他在给香港朋友的信中，时常请朋友帮他买书、寄书，同时多次叮嘱来信不要谈及所寄书名、作者等，甚至教朋友每次换不同的寄件人姓名和地址，总之，对台湾邮件检查高度警惕。他说：“在一个自由民主的地区，一个从事著作的学人怎会这样操此类的心！”更令人唏嘘不已的是，1969年1月，离他去世只有不到八个月，正被病魔折磨着的他在给香港朋友的信中反复谈如何寄书给他才能躲过审查扣压、如何向邮局交涉追查，“我们希望不致完全‘石沉大海’”（第367页）。他在另一信中说到《鲁迅全集》只收到两册，连其他的书共损失十四册，“真是损失惨重！”（第380页）。在温州街18巷16弄那座带小花园的独家平房里，殷海光“把自己关在这个院落里”读书，门外是日夜监视他的特务，还有那个他已经不愿意立身于其中的台湾社会，怎能不感到自己是一只“不靠岸的孤舟”？

谈到殷海光，很自然会想到雷震。范泓的《雷震传：民主在风雨中前行》（广西师大出版社，2013年4月第2版）是海峡两岸第一部全面评述雷震生平的传记，现在的修订版按作者后记的说法，“加大了后半部分的比重，即雷震赴台后创办与主持《自由中国》至被捕入狱、出狱后九年的新资料，同时删去一部分在今天看来是可有可无的内容。这一调整应当说是必要的，正如老友傅国涌兄所言，雷震一生意义最重大的是他的后半生，与我的看法不谋而合。”

可以更准确地说，雷震一生意义最重大的就是他主持的《自由中国》。在当时而论，《自由中国》自1949年11月20日在台湾正式出版创刊号，至1960年9月1日出版第二十三卷第五期但未及发行即被查封，共出刊两百六十期，前后十年有多。《自由中国》之于台湾民主进程的重要意义，正如台湾“中研院”著名学者钱永祥教授所言：“如果说台湾有所谓自由主义的论述、自由主义的思潮、自由主义的言论的话，那么，那是从《自由中国》半月刊开始的。……《自由中国》继承了胡适思想的脉络。”（第317页）钱先生还指出，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台湾一切重要的政治议题都是依据《自由中国》的言辞来论述或界定的，“《自由中国》对台湾政治体制和社会关系所引起的问题，在出刊十年期间几乎都曾论及……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台湾新一代不见得都读过《自由中国》这份刊物，但所使用的语言、基本概念和陈述方式，都是从这份刊物出来的”（第10页）。这是对《自由中国》非常准确的一种历史定位。范泓在《雷震传》中把这一定位具体阐释为“承前启后的作用”。“承前”是指“使一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台湾有了重新集结的机会，并以公共论坛的方式臧否时政，进而发表建言，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书生议政’在那个时代发挥到了极致”；而“启后”则是表现在雷震等人面对威权体制，建设性地“提出‘立法’离乡投票改选的建议，其落实责任政治、实现民主政治的目的，颇具前瞻性，为民主运动者所承继，遂有进一步提出‘全面改选’的诉求”；“尤其《自由中国》后期，从公开主张成立反对党到参与组建反对党，以期在台湾社会形成一个‘协商的政治秩序’，为台湾民主宪政发展史写下不可磨灭的一页，为若干年后台湾实现政治转型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支点。”（第489页）雷震系狱十年，《自由中国》也是十年；前者使一个人承受了十年失去自由的痛苦，后者却使一个时代昂起了不屈的自由头颅。胡适曾说，就因为《自由中国》，台湾人应该为雷震立一座铜像（参见第490页），其实，正如傅国涌在“序言”中所说，“雷震不仅属于那个他埋骨的孤岛，同时也属于生养他的这片广袤的大陆”。铜像之立，或可俟来日。

《雷震传》对《自由中国》创办过程、重要文章以及与国民党的冲突等问题论述甚详，是关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报刊与威权政治关系的重要研究个案。从《政府不可诱民入罪》（1951年6月1日社论）到家长来信反对国民党在台湾社会推行“党化教育”（ 1954年12月16日登载），不断产生冲突和压制；“祝寿专号”（1956年10月31日）引起全岛空前巨大的反响，也引起国民党的猛烈围剿，多年以后，龙应台认为“这正是雷震十年牢狱之灾的关键点” （第272页）；1957年8月至1958年2月，《自由中国》先后推出十五篇系列社论，全面反思当时台湾的政治、经济、教育、社会风气等问题，第一篇就是由殷海光执笔的《是什么，就说什么》；最后经由雷震的《我们为什么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1960年5月16日登载），《自由中国》终于以殷海光的《大江东流挡不住》走到了它的尽头。然而，“大江总是向海奔流的。我们深信，凡属于大多数人合理的共同愿望迟早总有实现的一天”（第313页）。

书斋夜读，偶尔会想起钟叔河先生曾集古人句为联：“更能消几番风雨，最可惜一片江山”，他还借用姜白石语说，“此语予深爱之”。钟叔河《小西门集》（岳麓书社2011年5月）中的末篇《辛亥人物佚事》正好是对立宪派与革命党的“几番风雨”的精彩记述。文学社办的《大江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的文章，钟先生说：“在清朝湖广总督的眼皮底下，能够办这样的报纸，发这样的文章，说明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制定宪法大纲，还是给了人民一些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第358页）七天后报纸被查封，主编詹大悲不肯供出作者，判了一年六个月，如交罚金则可保释，詹却选择入狱。从《大江报》到《自由中国》，由报刊而想到风雨江山。此时虽然书斋外面夜幕正深，但是不必怀疑，“大江总是向海奔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