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米沃什来说，《被禁锢的头脑》是一部标志性的作品。1951年，米沃什从波兰驻法国大使馆文化参赞的位置出走。此后两年间，他写作并出版了这部随笔集。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部书带有某种自我诠释的性质。

实际上，书中的内容完全超出了个人的范围。写出著名的《战后欧洲史》的欧洲问题研究专家托尼·朱特认为，在描绘权力和极权主义对整个知识界的诱惑方面，没有哪一本书比它更深刻。

当《被禁锢的头脑》出版时，巴黎的知识分子依然沉浸在对苏联共产主义的幻想中，斯大林是他们心目中的明星领袖。加缪在《反抗者》对此发出一点不同的声音，即遭到萨特等左派人士的火力强大的狙击。《被禁锢的头脑》遭遇同样的命运，米沃什说是引起了所有人的反感：苏联的追随者认为这本书是侮辱性的，而反共分子则指责说政治态度暧昧，怀疑作者骨子里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认识苏联和苏联式政制有一个过程。揭开“铁幕”的有力者来自苏共党内：赫鲁晓夫1956年作的政治秘密报告，首次系统性地把斯大林统治的真相暴露于世。如此看来，米沃什的批判未免太早了一点。

米沃什终至于与体制决裂，其勇气来源于作为一位知识分子作家的良知和经验。1945年，苏联战胜了德国法西斯，将波兰等多个东欧国家纳入其势力范围之内，强制推行它所规定的政制，包括意识形态，即米沃什书中说的“新信仰”。他目睹了许多朋友和作家同行在思想改造过程中发生“异化”，而他自己，虽然极力服从，克制内心的反抗，可回旋的余地毕竟愈来愈狭窄，连保持某一程度的思想自由也不可能，最后才作出自我放逐的抉择。

《被禁锢的头脑》在台湾的汉译本叫《攻心记》，“头脑”换作“心灵”，其实指的都是一种精神。无疑地，米沃什把知识分子看作是社会的良心和头脑。对意识形态专政的国家来说，知识分子被视为危险的群体而同样受到重视；只要禁锢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就将有效地操控全社会。

米沃什在书中试图重现一个号称“人民民主国家”中人民的思想改变过程，通过解析，引导读者深入了解一个异质化的特殊环境，走进“东方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此外，他还特别强调说：“我的言论同时也是一种抗议，我否认教条有权为以其名义所犯下的罪行进行辩护。”可以感受到，诗人在道义面前，拥有一种为任何权力不能撄其锋的个体性力量。

药丸的妙处何在？

国家如何可能禁锢人们的头脑？

除施加传统的暴力和强制手段，以制造普遍的恐惧之外，米沃什给出一种“穆尔提-丙”药丸。“药丸”原出于作家维特凯维奇的一个长篇小说《永不满足》，书中的人物缺乏信仰，焦虑而沮丧，因为服用了蒙古哲学家穆尔提-丙制造出的一种能导致“世界观”改变的丸药，变成了另外一种人，松弛、麻木、平和、逸乐，乃愉快地接受了征服者的统治。但是，又因为无法彻底改变原来的特性，终于成为一群精神分裂症患者。

“穆尔提-丙”药丸是由上层统一规定发放的。这种丸药对敏感而懦弱的知识分子的诱惑力，显然远远超过工人、农民和一般市民。异化了的知识分子有一种“罪恶感”，在新政权中渴望成为人民群众中的一分子，渴望得到社会承认；相反害怕独立思考，害怕隔离，不习惯那种强硬而严厉的思想方式，甘于服从书报审查制度和出版机构的各种要求，且极力设法适应“需要”。国家力求证明，而知识分子也为之深信的是：现状不可能改变。于是，“一切都为一个制度、一种声音、一个思想所取代”，成为一种定局。

据说开始服用“穆尔提-丙”药丸时会痛苦、绝望。米沃什说，服用丸药的人有双重人格，可以更敏锐地感悟到人们的生存境遇，若要调节自己或跟踪别人的异端思想都变得格外方便。作家艺术家会因此变成一个有经验的心理学家和意识形态的捍卫者，互相窥探，彼此督促，按照统一的标准转变“世界观”。

在米沃什的笔下，东欧知识分子矛盾重重，精神苦闷。他们根本不能过正常的生活，或者说，生活没有真实性可言。“几乎所有人都不得不成为演员，”米沃什描写道：“然而这需要非常高超的表演技巧，思想必须战战兢兢，时刻处于警觉状态；说话必须考虑后果，三思而后言。每个不合时宜的微笑，每个表错情的眼神都会招惹怀疑和指责，给自己带来危险。甚至人们生活的方式、说话的语调或喜欢佩戴的领带颜色，也都会被解释为某种政治倾向的标志。”人人都在公众面前演戏，而人人也都清楚彼此在逢场作戏；时间长了，以至于连自己也难以区分到底在真的演戏还是在过生活了。

“凯特曼”的威力何在？

如此大规模的表演性的社会生活现象，米沃什借用法国人戈比诺所著《中亚的宗教与哲学》中的“凯特曼”一词加以概括。

何谓“凯特曼”？东方穆斯林认为，如果可能，人们必须对他们的信仰保持沉默。戈比诺进一步指出，有时保持沉默还不够，当沉默可能被认为是主动招供，那时就不应犹豫，不仅要公开否认自己真正的观点，而且必须采取一切手段和策略来蒙蔽对手。只有用这种方式，才能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亲属，在跟异教徒进行周旋时，不致伤害神圣的信仰。

凯特曼是一种生存策略，一种权宜之计，米沃什讽刺说是遵照“时代的要求”而采取的“伟大且行之有效的手段”。在二十世纪的欧洲，凯特曼以最精确严格的形式，在“人民民主国家”中被广泛应用。米沃什列举凯特曼的几类主要的表现，其中最普遍也危害最大的有“职业工作凯特曼”和“伦理凯特曼”。

米沃什举例说：如果作为学者去参加各种大会，那么我就会在大会上严格地“按照党所指引的方向”做个适合的报告。他们要我做什么我都照做，利用我的名字也无妨，如果做到这些，我就能被批准通过科研项目，允许进入实验室，得到一笔资金。如果我是一个作家，在国家垄断出版而又有着严厉的审查制度的情况下，希望在书架上看到自己的作品，就必须为有资格从事写作付出代价。哪怕写一篇关于斯威夫特的论文，而且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我也得宣称自己是“新信仰”的信徒；如果写小说，译诗，还必须写出一定数量歌功颂德的诗文。这就叫“职业工作凯特曼”。

没有哪一种类的凯特曼与“伦理凯特曼”无关。“新信仰”伦理规定一些基本原则，包括培养“新人”(或称“接班人”)各种条件都有着明确的比例配置。其中，为革命利益服务当然是第一位的。米沃什特别提到“告密”这种行为，他指出，古往今来从来不曾有人将它视为一种美德，但是在“新信仰”文明中，告密却是作为好公民的基本美德而受到赞许和嘉奖。他说有两类“看门狗”，一类狂吠而粗暴，另一类不声不响，隐藏在暗处，伺机咬人，当然在“新信仰”国家中享有最多特权的是后一类。一个非常可怕的事实是，米沃什判断说，只要超过五十年的教育，一个人种就有可能定型，再也不能回归原貌，这就是所谓的“新人”。

“新人”的产生，是以社会道德的大面积败坏为代价的。民主产生友爱和信任，极权产生仇杀和欺骗；凯特曼盛行来自环境的逼迫，道德问题与政治体制原是大有关系的。在践行凯特曼的过程中，被培养出知识分子的某种变态心理，如米沃什所观察到的：“对多数人来说，必须生活在持续的紧张状态下和无时无刻不是处于警觉中，似乎是一种酷刑，但这同时也给很多知识分子带来一种受虐淫的乐趣。”把压迫变成一种内在需要，人性之扭曲，莫此为甚。

显然，伦理凯特曼是最强劲的一种凯特曼。

知识分子气节何在？

由于威吓、诱惑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凯特曼风气，“东方知识分子”要保持自己的信仰、观念和个性变得十分困难，在书中，米沃什没有拿出任何一个独立的、反抗的人物介绍给读者是有根据的。没有硬骨头，没有轨道破坏者，甚至连一个没有表演欲的人也难以找到；现实中多的是谄媚者、告密者、说教者、投机家、变节分子、势利之徒、犬儒主义者。米沃什认为，东欧千百万人的命运在知识分子作家身上的表现最为明显，于是他从熟人朋友中选择了几个典型，追踪他们的前后变化，透视现行体制的严酷性。

“道德家”阿尔法是一位著名的散文作家，米沃什的挚友。他在二战时期创办地下刊物，以文字投入抵抗运动，救助犹太人，反对群众性大屠杀。另一位是诗人贝塔，1943年为盖世太保所逮捕，先后关进奧斯威辛和达豪集中营。美国人将他解救出来后，留在西德生活。因为波兰革命的感召，回到华沙。

新秩序建立后，根据“莫斯科中央”的计划，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大步向前踏进。“现在的问题是，要么突然反抗从而跌入社会的最底层，要么就走进党为他们敞开的大门。别无其他选择，那种既想讨好上帝又想讨好恺撒给他们各付一枚硬币的做法已经行不通了。”阿尔法发表小说，获官方大奖，住进漂亮的别墅，在一系列政治宣言上签字，参加各种委员会的活动，到处发表演讲，热衷于作协组织的大规模作家旅行。米沃什说，阿尔法真正走出了自己的知识分子部族，由一个具有道德权威的作家变成一个“说教作家”。他在书中这样评述道：“只有对真理狂热的爱，才有可能阻止阿尔法发展成为后来的那种样子。诚然，假若他那时热烈追求真理，也许就不会去写那样的小说；他允许将自己的同情置于书报检查所规定的安全框架之内，迎合党的期望简化了他所描绘的事件的画面，同时也因此赢得了党的认可。”至于贝塔，同样醉心于参加各种活动，以前是腼腆的诗人，如今则完全变做了政客。他是位显要的宣传家，不再写诗，而是为官方周刊写作辛辣的杂文，打击国家的敌人。米沃什认为，贝塔与东方知识分子常见的情形一样：自毁才能。他评述说：“那些批判自己所处时代之政治制度的伟大作家和贝塔这类人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全然不因袭苟且，他们不顾自己所处的环境而进行活动，贝塔却是在将文字用笔写到纸上时，耳朵就已经伸出去，急于听到党内同志的掌声了。”

旧同学伽玛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和排犹主义者，新政权成立后，迅速成为斯大林主义者。他最初出使欧洲，是个“受党信任的人物”，也为西方人士所欢迎。他的父母和妹妹随同数万、数十万同胞一起，被苏联强制放逐到极地附近的劳改营和地处亚洲的集体农庄，父亲最后死于流放地。但是，伽玛有本事把内心掩盖起来，高调发表演说，歌颂苏联的制度，声明谴责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的人。他才能平平，战前的诗作不值一哂，由于地位的影响，现今已是出色的作家，文坛举足轻重的人物。为了对所有作家实行正统观念的管束，他从国外使馆调回作协，被正式任命为“波兰所有作家的政治监督员和良心管理员”，他一句话就能决定作家的作品能否出版，能否得奖，能否得到住房和其他收入。

伽玛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他知道自己的国家和人民面临越来越大的苦难，也知道他自己是一个谎言散布者，要说的任何一个字都不会是他自己的；但是，他并不认为自己负有责任，他的谎言应当由“历史决定论”负责。为此，米沃什说他是一个“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的人”。

戴尔塔没有能够像伽玛那样玩权力的游戏，他只能从萍踪浪迹中游戏人生。自从西方回到波兰后，他自以为找到了一个足够强大的庇护者，于是狂热鼓吹新国家。当局也正好利用他，一个拥有众多读者的诗人以开朗的乐观的调子制造爱国主义气氛。但是，这只是一时之需。由于戴尔塔从来未曾严肃地对待过政治和文学，因此遭到“严厉而精确的时代”的打击是必然的。幸而他还有剩余价值可供利用，上方最后还是给了这个多产诗人以积极表现、戴罪立功的机会。而他，果然立即写了几首热情洋溢的“严肃”的长诗作为回报，从此再次浮出水面。

对知识分子来说，改造的经历各不相同，各有各的标本价值，但都一样是终身的自虐性的工作。在改造过程中，知识分子承受国家机器的压力，从自主走向服从，终至成为体制的一部分，反过来强化了意识形态专政。米沃什十分感慨地说：“迄今为止，我们从未像在二十世纪这样受到意识奴役。”

今天的意义何在？

对于极权国家来说，《被禁锢的头脑》可以说是一颗重磅炸弹。据说当时就有人从美国用气球把它运送到波兰上空投放，可见它的政治影响力。无论是法西斯政体还是其他政体，任何压迫性政治体制都会产生如米沃什在书中所暴露的现象，即使在某种程度上有所缓减，或者增加了市场主义的新的因素，生活在这种体制下的人们对此仍然不会感到陌生。只有在民主国家，呼吸着自由空气长大的青年人才觉得难于理解。

托尼·朱特曾经讲过他在美国大学里讲授《被禁锢的头脑》的课堂效果：

七十年代，我第一次给向往成为激进派的学生们讲这本书时，将大量的时间花在解释为什么“被禁锢的头脑”不好。三十年后，我年轻的听众们彻底一头雾水：全然不理解一个人何以将灵魂出卖给一种信念，更不要说是压迫人的信念了。到了世纪之交，我的北美学生几乎无一见过马克思主义者。

他说当代美国学生看不出这本书的意义何在。他们勉强可以领会如镇压、受难、宗教信仰之类，但对意识形态上的自我催眠之类，始终大惑不解。他引用米沃什形容西方人和政治移民对此感到费解的话说：“他们不懂一个人如何付出———那些国境外的人们，他们不会明白。他们不知道这个人换取了什么，又以何种代价才将它换来。”

令人感兴趣的是，今天的波兰以及东欧读者如何看待《被禁锢的头脑》？那里的青年人能够理解吗？对他们来说，本书是否还保有原来的意义？因为在二十多年前，那里就已经改变了原来的体制，被称为“后共产主义国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