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人士子有一番看似天真的自觉：一是以为文化统御一切，解决了思想文化问题其他便迎刃而解；一是往往以在野的身份而抱有在朝的态度，参与社会事务。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日后的运命。以此论观梁漱溟先生，当然亦能看出其很深的印记，但诚如梁先生谈梁任公时“春秋责备贤者”之语，何况梁漱溟先生是何等特殊而生动的人物？先生以儒者做最后定型，儒家本质上说都是天生的教师，要把金针度与人，莫不有开放的胸襟，《我生有涯愿无尽》这本“梁漱溟自述文录”收录了梁先生在不同时期自述其思想生平的文章，坦荡无遗，几经整理编排，给后世留下了一份解读前贤内心世界及其所处时代特征的最佳纪录。

2013年为梁先生诞辰120周年，世人有把先生称为“行动的儒家”，意指先生曾在山东邹平从事乡村建设运动，抗战前后又奔走国事，为民盟发起人之一，在理论之外，躬身实践参与社会。也有人称其为“最后的儒家”、“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缘于梁先生一方面传承，如恢复古典儒家反躬自省、默察万物，讲学之外一度与学生子弟有晨起“朝课”的习惯；一方面也与同时代人相仿佛，希望为旧学思想赋予新的内涵以解决时代难题，而这种探求又以反求诸己为主，西方哲学为辅，带有某些文化保守主义的意味，但根系深植于故土，并不像某些海外新儒家，因为受到“五四”时代和世事变故的持续刺激，而转为激烈的文化保守主义者。

当代人因为梁先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批林批孔”运动中有“匹夫不可夺志”之举，加之先生哲学著作多为艰深难测，以及出现在公众视野的历史影像均为嶙嶙骨鲠之士造型而产生误识。自艾恺教授1980年访问梁先生后，谈话纪录随其专著为人所识，特别是访问录音在坊间的流传，大大颠覆世人以往印象。笔者近年才初次涉及该录音，先生晚年谈话风格之清逸、声音之年轻生动，使人闻之忘俗。或许原先对先生当世言行的价值判断应有可修正之处？

对于早年从事乡建运动，梁先生是较早注意到民国政制自上而下缺乏基础的人，于是决定离开都市生活，到乡村去。然而中国乡村历来的情况，以先生的话说，是“农民的散漫几乎到了自生自灭的程度” 。将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引进于乡村，成为日后中国乡村建设运动中梁先生这一支的工作宗旨。这与晏阳初先生当日在河北定县推动“平民教育”，又各有侧重。梁先生做乡建运动并不像后者那样，为他带来世界性的声誉和影响，他说当时以出家精神做乡村工作，像是“真正的和尚出家，是被一件生死大事，打动他的心肝，牵动他的生命”，可见其精神思想的投入程度。

常戴顶毡帽的梁漱溟先生，平日行止确如一位老僧，细诉其思想嬗变历程，从青年时便体认人生唯是苦，觉得佛家出世最合其意，茹素不婚，勤求佛典，有志学佛；年纪尚轻便执北大教席，也是因《究元决疑论》引起兴趣广博的蔡元培注意，专讲印度哲学。先生早年遇到革命的时代，后来目睹了民国初创、国会开会和党争上演的颇多丑剧，渐渐失望；期间对英国政制有过专研，埋下了后来在广大乡村推行乡治、试图解决中西政制文化的根本差异的伏笔；也曾宣扬过社会主义，从学佛学医转向儒家是梁先生平生思想最重大的转型。儒家“仁者不忧”的积极乐观气质不但当日吸引他重新入世，也奠定他此后的哲学态度。晚年时，梁先生在口述、受访等场合多次表示对中国文化的未来充满乐观。而此漫长思想历程，主要靠自学与内省，除去父亲教育思想和家世的影响，实在是不寻常的例子。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中，日军由九龙方面进占香港，社会秩序大乱。时在香港民盟《光明报》工作的梁漱溟在同人的帮助下，曲折辗转回到内地，途中幸未遇险。后来在家书中梁先生写道，“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并解释说，如不是这样，则民族复兴的延迟和中国文化孔孟之学的晦塞便是天命，或大任并不曾降于斯人。这种在中国文化复兴中担大任的“天命意识”，或许是梁先生精神世界特质的最深刻反映，所谓“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梁先生当日在北大，正值新文化运动前夕，虽然对新思潮莫逆于心，而环境气氛却对他讲东方古哲之学无形中有很大压力。在此背景下问世的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主要就是解决西方、中国、印度这三大文化体系在人类文化史上的位置问题，超越了狭隘的优劣比较。梁先生回忆说，此书一出，“解决了东西文化问题”。为中国文化安身立命，嗣后成为梁先生始终自觉的使命，也深刻地成就了他人生的圆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