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陈昕专栏】从文明史的角度解释中国道路，还有利于西方世界正确地看待中国的崛起和中国模式对于世界的意义，摒弃掉西方基于自己的历史推演出来的“中国威胁论”。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的中国梦”的号召，之后又对“中国梦”的实现作了一系列重要的论述。我的学习和思考是，要实现这个梦想，关键在于走出一条基于自己历史和文明的现代化道路，并坚持走下去。

一、走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是历史的必然。中华民族为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已经奋斗了100多年。250年前英国率先拉开了工业革命的大幕，随后欧洲大陆的国家也相继发生了工业革命，西方工业文明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凭借枪炮战舰开始血与火的殖民过程。鸦片战争后，为了改变挨打受辱的状况，一代代中国人在抗争侵略的同时，开始了探索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就是近代中国所进行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努力。中国人的这些努力是从学习西方国家的技术开始的，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以后发展到学习西方的制度和文化。孙中山在其最初的民主革命的设计中，尝试引进过西方国家几乎所有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如联邦制、议会制等，民国早期甚至有过短暂的“联省自治”的实践，但在现实面前均失败了，又不得不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重新设计中国的政治制度，所谓从旧三民主义转向新三民主义便是一例。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推翻了旧中国，建立起新中国，为开启中国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在开展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曾经学习过苏联模式，也走过不少弯路，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找到一条适合中国自己的改革开放的道路，并经过30多年的努力，把中国建设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如果我们把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作一比较的话，便可以发现我们现在的道路选择是正确的。综合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年－203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和联合国的数据，换算成1990年国际美元，中国人均GDP从978美元（1978年）增加到9400美元（2012年），只用了34年，而英国用了368年，法国用了268年，德国用了264年，美国用了132年。我们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就最近30多年而言，它既是我们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选择性地学习西方现代市场经济和制度的结果，更是基于自己的国情和传统，努力探索、不断实践、勇于创新的结果。对于我们自己的这条道路要有充分的自信。

二、走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必须妥善处理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是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实现的。30多年前，邓小平同志在正确地判断国际形势是和平与发展之后，领导我们选择了改革开放的道路，深深地融入全球经济之中，由此创造了高速增长的中国奇迹。史正富《超常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告诉我们，中国经济1979－2012年34年年均高达9.98%的超常增长中，用国际市场的有效需求抵消了国内需求的不足，从而在这34年形成了很大一块超常购买力，产生的中国经济的年均超额增长约为2%。由此说来，中国的现代化之路能否完全成功，直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取决于我们自身的努力，还取决于我们能否处理好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特别是在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邓英淘在《新发展方式与中国的未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中说到：“中国的现代化必须统筹解决好国际经济、政治和战略格局，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方式选择三个问题，找到一个综合解。”他还指出，这三个问题是不可分割的：“即使找到一种合理的体制，但如不能寻找到一种合理的长期发展方式，中国的现代化能否成功仍是疑问；即使在这两方面都有正确的选择，但如果在国际关系方面出现重大决策失误，也会使中国现代化难以成功。”在我看来，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不断地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方式的选择这两方面已有较清楚的认识，而在国际经济、政治和战略格局方面则有待于我们有更多的智慧和远见。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都是因为后起国家争夺市场、能源而起，因此，如今“为资源而战”，已经越来越成为西方国家“遏制中国”的观点、言论、政策、措施的公开理由。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日本近年一系列的挑衅行为使我们的外部环境变得极为严峻，这就要求我们有更多的智慧和更完整的国际战略，来妥善处理国际关系，取得世界各国尤其是周边国家对中国和平崛起的信任和理解。最近一年多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处理国际变局中所表现出来的战略思维和举措令世界瞩目。

三是走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要从中华文明的根基中寻找规律和力量。我们所走的中国道路是一条基于自己的历史和国情不同于西方而且试图超越西方的道路，是人类历史上一次重大的制度变革。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学习西方一些好的做法，但不可能照搬西方现代化的制度安排。因为我们是从自己的历史中走出来的，我们今天走的道路蕴含着我们的文明基因。就国家制度和形态而言，孙皓辉在《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版）中说到，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前三千年，发生过两次大的文明跨越的历史进程：一是国家的产生。在近古近百年的治水过程中，大禹对大陆的区域划分有了初步的认定，所谓“禹开九州”，出现了最初的贡赋制度和平均分配土地的井田制，社会组织形式逐步创新，产生了国家的雏形，有了稳定的“师兵”这样的常备军，建立了初步的法律和原始的牢狱，从夏朝开始进入文明国家。二是大一统国家的形成。中国早期国家产生和演化的进程是，部落大联盟时代（五帝）、早期邦联国家（夏）、成熟邦联国家（商）、联邦制国家（周）、文明涌动时代（春秋）、文明大裂变时代（战国），最终，重新凝聚，一举跨越到新的统一文明国家形态（秦帝国）。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大一统国家形态的形成是一个逐步历史演化的过程，并牢牢地规定着我们国家的道路，中国不太可能走联邦制国家的道路。推而广之，在很多方面，我们的文明基因不同于西方，它早在前三千年就已经形成，并且不断地完善发展至今，成为我们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础，影响和规定着我们所走的道路。

从文明史的角度解释中国道路，还有利于西方世界正确地看待中国的崛起和中国模式对于世界的意义，摒弃掉西方基于自己的历史推演出来的“中国威胁论”。在这方面，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的研究值得我们注意。

1972年至1973年，汤因比在与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的对话（《展望二十一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中说到，现代社会面对的一个重大挑战是，如何避免民族国家因为追求狭隘的国家利益而导致人类社会的灭亡，出路在于走向一个“世界国家”。而建设“世界国家”这一任务，汤因比认为西方社会是无法完成的，因为西方在罗马帝国解体之后，其政治传统一直是民族主义的，而不是世界主义的。过去几百年西方文明通过战舰和枪炮将世界变成一个统一的经济市场，西方在经济上和技术上的领先优势迫使全球其他文明学习西方文明迎头赶上。汤因比指出，虽然西方国家在经济和科技上领导了世界，但在政治上却完全无法将世界整合成一个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世界国家”，不仅如此，连西方世界内部都无法统一。欧洲共同体和欧洲联盟是欧洲最近50年试图整合成一个统一国家的重大努力，曾让许多人为此产生过众多希望，但欧盟当下在处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时的所作所为，及其在民主协调中遭遇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困窘，充分地表明了汤因比洞察之深邃和深远。汤因比还告诫人们，建设“世界国家”靠的不是民主和选举，不是武力和军事，而是文化和文明。他坚定地认为，只有中华文明才能解决今天世界上民族国家之间的纷争，因为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几千年来一直以和平主义和世界主义为取向的“天下文明”，且以自身的历史和实践证明“天下文明”能将不同的民族整合成统一的国家，它应该在21世纪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由此，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实现“中国梦”的文明因素研究。

走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并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仅要求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地学习和探索，而且还要求我们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理论上的创新，突破西方现有的现代化理论框框，建设和完善我们自己的现代化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用以指导我们的现代化实践。在这方面我们是任重而道远，出版工作者当为此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