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火车记》开始读于坚的散文，从《众神之河》开始读他的游记。

于坚沿着澜沧江，游遍东南亚，写下了《众神之河》。 这次他越过喜马拉雅山，来到恒河，来到南亚次大陆。下飞机的第一印象，是印度世俗的一面，“广大、普遍的印度是在公路的两旁。一个旧世界。陈旧破烂但是安详的村庄，五颜六色的垃圾、有人在旁边汲水的古井、古老的牛只、古老的田野、一列古老的火车穿过古老大地，车厢口挂满了古旧的人们，他们仿佛刚刚从田野上收工回家。”而城区则显得更加“脏乱差”，并且一如既往地陈旧。目睹加尔各答的街景后，于坚感叹这里像个“二手货仓库”，这个城市信奉的哲学是“旧是伟大的，生活的目的是做旧。焕然一新在这里非常刺眼，那只会意味着出事了，反常了。”

印度无论是大城市，还是乡村，都可以用诸如“古老、陈旧、累叠、堆积、涣慢、阻塞、发霉……”等词语形容。福柯的“异托邦”好像是专为印度而发明——与同质化乌托邦相对的多元共存的异类乌托邦。在印度，有上千种语言，18种官方语言。乞丐与富豪一同在恒河中沐浴。平民窟与豪宅并存，且不会担心某天被拆迁。相比之下，“中国最近一百年的历史，就太像一场大扫除了，一个忙着搬新家的国家。”于坚是个崇尚传统文化的诗人，反对急进的、功利的现代化。在他眼里，“现代化进行到今天，已经使更多的人丧失故乡。如果现代化的尽头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荒漠化、故乡的消失、污染的天空和土地，那我对此是非常怀疑的。”

于坚的这种质疑，在来到印度后变得更加坚决。印度为他展现了一个古文明在现代世界里的活力。在于坚对印度描述里，“滚滚汤汤轰轰烈烈的车站并不妨碍另一些人在岛屿似的地带出售各种快餐，污黑的地面上堆积着被洗磨得亮闪闪的锅碗瓢盆。岛后面有一条依然在走车的垃圾路，垃圾成了路基，路边矮墙上蹲着成群的乌鸦，这条路是它们的餐桌。一条高架桥在路上方穿过，下面桥洞里睡着流浪者。这条几乎废弃的大道成了天然厕所，总有一大排男人站着小便，流夜淙淙。但转过一条街，世界忽然安静下来，出现了华贵典雅的餐厅……”他于此发觉，“印度思想把现实视为幻象，如果这一切都是幻象，那么坐在高级轿车、身上洒满巴黎香水、听小夜曲与躺在污水沟旁、患着麻风、看着老鼠游戏又有何高低贵贱之分呢？”在我看来，于坚未免有些一厢情愿，将懒惰变为生活方式，将安于现状上升为哲学态度，实在牵强。

对于德里的贫民窟，于坚引用印度社会学家南迪的话，说贫民窟重新创造了记忆中的乡村，恢复了印度传统信仰、忠诚等等。在印度，如果你在一块地上住了很长时间，比如一年，没有被人赶走，以后就没人能赶走你了。这也是贫民窟大量繁殖的原因之一。如果在中国，这是不可想象的。

于坚用诗人的眼光看见了印度，用哲人的思维分析了印度，用比较的方式，在南亚次大陆的时空里，衡量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得失。于坚看到的印度，不是宝莱坞里的印度，不是世界最大软件生产地的印度，更不是拼命扩充军备的印度。也非湿婆独舞、佛光普照的印度。于坚看到的，或者说他乐于看到的印度，是古印度文化浸淫至今的印度。这当然不是印度的全貌。与其说于坚赞美印度的现状，不如说他在怀念一种逝去的古老生活方式和态度。诗人所描述与思考的印度，的确使我们不得不想到今天的中国。无论如何，印度与中国，这两个亚洲大国，已奔驰在现代化的路上而无法改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