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家破产”的可能性、迫近性、危险性及可能的应对之道，吸引了相当多学者和公众的注意力。冰岛破产、希腊救援、西班牙国债降级，诸如此类的国家财政入不敷出、政府债务面临违约、国家信用近乎破产的报道，在大众媒体上占据了大量篇幅，使公众了解到此前很少注意到的“国家信用破产”“国家债务违约”的问题。对此，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的席勒，就未来金融新秩序的重建，提出了自己的构想。

国家破产与全球危机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家破产”的热点吸引了相当多的公众注意力。冰岛破产、希腊救援、西班牙国债降级……在大众媒体上占据了大量篇幅。

国家破产——政府债务违约、国家信用破产——看似新鲜而可怕，但在德国经济学者贝克、佩里兹看来，其实是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故事（贝克、佩里兹《为什么国家也会破产》）。在过去两百年里，大约出现过320次国家破产。仅在20世纪，因国家债务而导致的货币改革就达到20多次。

为什么国家也会破产？贝克、佩里兹强调，国家破产的根源，在于国家巨额举债在先，肆意挥霍民众财产在后。他们指出，国家举债的原因大致包括：应付紧急的危机，比如备战或应对自然灾难；进行有益于国民经济建设及有助于代际公平的投资（比如建设可供多代人使用的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用于社会福利、失业救济、政府运行费用等非生产性支出；其他一些增进社会团结的资金筹措（比如两德统一筹措的国债）。

国家负债可以分为良性负债与恶性负债，对于国民经济有着不同影响。其中投资于经济建设的债务，因为有助于经济增长或经济复苏，在未来有望带来收益，可以视为良性国债（虽然政府投资因缺乏破产清算之类的“刚性约束”，往往造成低效和浪费）；但是用于非生产性支出的显性/隐性债务是恶性债务，因为这些支出无法产生未来的收益。简单地说，就是可以借债投资、生产，但不应该借钱消费、享乐。

国债规模过大，加上良性/恶性债务、国内/国际债务结构不合理，会使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国债负担率（一国国债占GDP比重）一般认为应在45%以下，国际警戒线是60%。但一国国债负担率超过90%，债务即开始变得不可控。国债负担率达到130-140%以上，就临近所谓“庞兹临界点”，国家会迅速走向破产的境地。

2009年希腊赤字率（赤字占GDP比重）高达14%；2010年，其国债负担率高达125%（一说142.8%），国债总额超过3000亿欧元。希腊长期举债维持非生产性的超标准支出，在最终要买单的时候，只能等待“破产”，或者等待欧盟老大哥们bail-out——“捞出来”，然后实行艰难、痛苦却又必需的财政紧缩、国际监管和经济调整。

希腊引发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体现着欧元区制度的天然缺陷——欧洲南北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具有异质性，但在一体化的欧元体制下，无法通过汇率市场、资本市场等机制进行经常账户、资本账户的调节，这助长了经济基础薄弱、增长乏力、抗经济风险能力差的国家（“欧猪五国”）的道德风险行为。但是，在有些观察家看来，欧元区之外的国家亦难逃破产厄运。比如，2010年美国国债达到创纪录的13万亿美元，负担率近90%，赤字率近10%，与“欧猪五国”相关指标不相上下——美国同样存在破产的风险。（阿塔利《国家的破产》）有人则预言，国际金融投机引致的全球国家破产、债务重组即将上演——下一个破产的国家，将是日本；接着是欧盟；接着是美国……多米诺骨牌将轰然倒塌！（朝仓庆《国家为什么会破产》）

这些危机预言会实现吗？或许不是现在。但是，国家破产的阴云，犹如阴沉的雾霾，将长期悬浮在我们头顶，需要警惕。

席勒构想金融新秩序

相比于朝仓庆所描绘的金融“暗黑王国”，金融学者对于金融业还是有一些美好的期待。近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2013年新晋得主、美国学者罗伯特·席勒，以一系列金融普及性著作，肯定了现代金融在建设“好社会”方面的作用。

席勒在《金融与好的社会》中指出，为了实现平等社会的伟大理想，我们需要一个健康的金融行业。金融体系既是在个人、企业、地方/国家/区域经济体、全球乃至人类代际等不同层次的社会经济参与者中合理、有效地发现资金价值、配置稀缺资金的市场体系，同时是现代经济社会体系中管控风险、消弭不确定性侵蚀经济增长或阻碍社会发展的市场体系。

席勒2003年在《新金融秩序》一书中提出了一套保护各国财富——主要是各国普通民众在长期社会经济发展中创造、积累的财富——的风险管理体系。（《新金融新秩序：如何应对不确定性的金融风险》）他倡议从宏观层面对长期经济风险进行全面管理，建立“激进的金融创新模型”,进而实现其“金融大众化”的社会经济理想。

席勒金融新秩序的主要内容，包括金融创新“六大主张”以及赖以实施的“三大基础工具”。六大主张是：（1）实施生计保险和房屋价值保险，使其涵盖长期经济风险；（2）创建宏观市场，交易全球风险；（3）发放收入相关贷款,降低人们破产和贫穷的风险；（4）建立不平等保险,以保护收入的公平分配；（5）实施跨代际社会保障,在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分担风险；（6）签订风险分担国际协议,在世界范围内分担国家经济风险。“三大基础工具”是：（1）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2）指数化账户单位和电子货币。（3）倡导风险文化，加强研究风险。

席勒的“新金融秩序”关注易受风险侵袭的弱势群体，体现着明显的社会民主关切，焕发着金融大众化、民主化的理想色彩。在他看来，现代金融业基于崭新的金融理论、金融产品创新，在当代高新技术革命、信息技术系统的支持之下，有望全面发挥其“风险管理”的核心功能，在全球范围内分散社会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风险，对冲可能的系统性损失，使更广阔的人群——最好是能扩展至全球——共享经济增长、社会保障和技术创新的收益，从而实现全球性的“公平正义”，构建一个美好的未来世界。

席勒的金融大众化的理想，虽然看似高蹈，但其实是“大道不孤”。对于一直受到金融垄断壁垒禁锢的国人来说，这更提示着切近而紧要的赋权。伴随着金融自由化的进程，国人日渐认识到，公民的金融权利（融资权）应当视为基本人权而由政府加以保护（邹力行）。作为基本人权的金融权利应该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推进金融自由化、赋权化的进程，推动金融市场准入，建构健全的制度空间，让民间资本在合法合规的监管下自由创办金融机构，进一步释放民间资本的活力和创造力。另一方面金融业应该使普通公民、小微企业享有普惠性、包容性的平等融资权，平等获取生产、创业等信贷资金，这也有赖于金融赋权和金融创新（郑之杰）。当代金融业掌握着巨大的社会财富、社会资源，应该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平等发展方面发挥“轴心作用”。

当然，如同人类社会中所有的市场一样，全球金融市场及国别、区域性金融市场中始终存在着权力主导的博弈、分配和掠夺（加文《黄金、美元与权力》；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自由化赋权后的金融市场，需要更多的公开、透明、公平、公正的规则来协调和规制，以免沦为一个新的“弱肉强食”的“丛林市场”：特权、欺瞒等黑幕重重；垄断等市场势力跋扈；道德风险行为盛行……原始竞争状态的丛林规则的毒害，将使现代金融市场失去其配置资源、融通资金、管理风险、增值资产的市场效能，沦为新的“伪市场”“真强权”的设租、寻租之地，对于人类福祉及价值的扭曲分配将产生严重不公平的政治经济后果。

构建面向未来的金融秩序并非轻而易举、一蹴而就的事情（有些观点认为我国的新金融秩序的改革可能需要花费数十年时间），而席勒所构想的新秩序，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兑现。但是，正如各种诞生的金融创新——货币、社会保险、股票市场、期货市场、当代金融衍生品，等等——最初饱受非议、举步维艰一样，席勒心目中的新金融秩序，或许有一天会从构想变成现实，致力于帮助尽可能多的人——尤其是弱势群体、社会大众——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代风险社会中规避风险，减少损失，创造收益，增进福祉。无论如何，这个愿景——不管是出于资本的效率理性追求还是社会的平等道义诉求——都是值得向往和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