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笔者在新浪微博上看到某编辑，愤怒地谴责山东某出版社社长在买卖书号、漫天要价，并声言要与这位社长到有关部门讨个说法。此事再次暴露了出版界的乱象，值得深入讨论和反思。

众所周知，书籍向来被誉为人类知识的源泉、智慧的灯塔、精神的家园和进步的阶梯。正因如此，写书、出书、藏书和读书，成为人世间最宝贵、最神圣同时也最严肃的事业之一。其中，出书是一大关键关节。从蒙昧时期的口耳相传到远古时期的书于竹帛，从中古时期的雕版印刷到近古时期的活字印刷，从近代的机器出版到当代的电子出版，可以说，一部书籍出版史就是一部人类文明史。

在古代，各国既有官方刻印书籍，又有私人刻印书籍，且两者常因思想分歧而发生激烈冲突，以至于中外历史上都曾出现过官方压制民间出版甚至焚烧“异端”书籍的现象。近代以来，国家对民间社会控制力显著增强，书籍出版逐渐被纳入到官方管理体系，进而在欧洲首先出现了由官方统一编制和发放的书号。到了上世纪60年代，适应知识全球化趋势，又出现了统一的国际标准书号（ISBN），既方便了书籍的索引和管理，也保护了出版机构和著作者的合法权益。

书号制度的优缺点显而易见。缺点是它牵制甚至是压制了出版自由乃至思想自由，优点是它限制甚至是淘汰了粗制滥造、庸俗不堪的作品，净化了人类知识库。无论如何，当书号制度成为国际出版业的通行规则之后，书号就成为书籍的“准生证”和“身份证”。在绝大多数国家，没有书号的书籍虽然未必没有价值，但肯定是不合法的，因而也不能进入书店、图书馆等正常的流通传播渠道。

世界各国国情不同，给予什么样的书籍以“准生证”，以及发放多少书籍“身份证”各有不同的规定。但有一点很清楚，即买卖书号就像贩卖人的“准生证”和“身份证”一样，在各国都是违法的。中国一直坚持限制书号发放总量的原则，且严格禁止买卖书号、一号多用、盗用书号、虚假书号等现象。资料显示，自1985年以来，有关部门就此制定发出的专门或兼及的法规、文件、通知多达200多项。

然而，尽管国家三令五申严厉打击买卖书号等违法犯罪现象，但熟悉国内出版业的人都知道，买卖书号不仅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而且十分猖獗、肆无忌惮。就在前几天，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部门，还对查处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买卖书号等4起侵权盗版和非法出版发行教材教辅的重点案件进行了通报。

为何国内出版界买卖书号现象屡禁不止？原因有三：一是由于实行书号总量限制原则，导致书号成为十分稀缺且有利可图的资源；二是由于特许国有出版机构拥有书号使用和经营权，造成书号发放权限集中且常被滥用；三是作为一个泱泱大国，中国社会出版需求量十分庞大、日益增长，为著作者和出版人通过权钱交易提供了巨大的灰色地带，形成了一整套买卖书号的“潜规则”。

买卖书号“潜规则”的实质，是出版机构不是以图书质量和社会效益，而是以图书能否为本单位甚至是个别人带来经济利润作为发放书号、准许出版的标准。结果是，一方面，许多优秀的作品，尤其是一些专业学术作品，往往因无法交纳书号费而丧失了面世机会；另一方面，许多图书虽然粗制滥造、庸俗不堪，但却因能交纳书号费而得以出版发行，成为先天不足的“畸形儿”，轻则挤占和浪费出版资源，重则成为中国知识、学术、思想、文化乃至中国人精神家园的“毒药”！

因此，买卖书号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权力和学术的双重腐败现象，堪称中国出版界乃至中国文化建设事业的一大“毒瘤”，不仅有辱斯文，而且危害当代，贻害子孙。事实上，即使对于出版社，买卖书号也不是一种自我拯救的良药，而是一种饮鸩止渴的自杀行为，因为长此以往出版社终将会失去文化品位而遭到社会唾弃。

针对出版界肆无忌惮买卖书号的乱象，笔者建议：一是根据市场需求，适当增加书号发放总量；二是将书号使用和经营权特许单位，由国有出版机构扩大到优质民营出版机构；三是建立统一、公开、透明的书号申请、审批、发放制度；四是组建书籍出版专业评审委员会，作为著作者和出版人之外的第三方，负责审查书籍内容并作出是否发放书号的决定；五是成立支持优秀学术作品出版的各类专项基金会。

（原文标题《精神家园的“毒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