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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4年04月29日来源:百道网
【百道编按】人文榜中的很多书均和历史相关。历史是时间的外衣,我们可以透过这些外在找寻文化沿革与变迁的内因,或顺着那些曾经发生的事件和前人留下的思维印记攀援而上,探求文化的本源或根基。我们谈论人类的本质,研究文化的进步,探索文明的传承,会发现,其实历史也好、现实也罢,都是人类投射在时间长河中的倒影。图书作为文明的载体,是思维的精华,而编辑或许正是那些捡拾贝壳,发掘珍珠的人。本文为人文榜编辑谈下篇。欢迎点击//www.zsbn.net/bookstag/4281/浏览2月人文榜全部好书。

(摄影 / Kamajii)
说起本书,不能不提起威尔逊的《阿克瑟尔的城堡》,这本书为威尔逊一举奠定其现代文学批评大家的地位。其后,威尔逊扩展其批评视野,笔触不限于文学,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声名显赫的“纽约知识分子群”)集体向左转的年代,推出《到芬兰车站》。此书出版后,广受赞誉,几度再版。台湾在2000年左右即推出中文繁体版,大陆这边迟迟不见动静。相比于《阿克瑟尔的城堡》,《到芬兰车站》因其主题的敏锐度,更受中国读者期待,出版的滞后是个奇怪的现象(台版译者给的副标题“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与发展”大概起了双重作用,既刺激了阅读期待,也压抑了出版冲动,其实本书既不神秘,也无毒素,但这一耽搁倒是惹出了无数的好奇和加倍的想象)。《阿克瑟尔的城堡》中译本2006年即出版,但反响平平,我觉得大概需要用这本更为知名的思想史作品打开其中国影响的局面。
本书的译本选择是很顺利的,因为之前有繁体版本在先,也没有看到恶评,原书版权签订后,即向台湾麦田出版公司购得译本版权,并参照2012年最新英文版校对。不过,为适应大陆读者需要,简体版针对繁体版作了几处大的改动。
其一,将专有名词(人名、地名、书名等)转化成大陆通译,特别是书中出现的学术用语,也参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等相关著作作了大幅度的转化。比如正题、反题、合题、上层建筑等。其二,保留原文索引,并制作了协助索引的边码。其三,针对台版副题和章节标题,简体版作了局部修正。(如台版副题为“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与发展”,虽说意思显豁,但也缩小甚或遮蔽了威尔逊的写作主旨。简体版作了恢复,不过也担着读者觉得高深莫测、敬而远之的风险。第十三章台版题为“马克思:救世英雄,也是魔王”,原文直译应为“马克思:普罗米修斯与路西法”,译者大概是为了加强语义效果,不算错;第十九章题为“辩证法的神秘”,原文使用的是myth一词,简体版因此改为“辩证法的神话”,用“神话”来表述似乎更切合威尔逊对于辩证法神奇、魔幻的历史效果的解剖;第二十八、二十九章的标题表述是有差异的,台版统一处理为托洛茨基、列宁“向历史认同”,其实列宁是如此,而托洛茨基则是“要历史认同”,一个“向”,一个“要”,两人在历史观念和行事风格上的分野跃然而出。)其四,台版译文整体还算通畅准确,但在局部环节上则有漏译或省略处理,还有某些整饬的句子气势没有译出,感染度打了折扣,某些地方也许是为了对应台版的语境,也许是威尔逊的叙述语气原本繁复,译者在语词措辞上有些倾斜抑或变形,语言的色彩或轻重把握得略有瑕疵,在江弱水教授和刘佳林教授的帮助下,我根据原文作了修正,有几段还采纳了两位的译文。
除了内文耗时甚多,封面设计几度易稿。我给美编赵瑾的设计方向是磅礴大气且雅致,一开始的设计思路大概是受了原版的引导,要么颜色偏向原版,要么太写实,使用的芬兰车站的列宁雕像过于写实和占据视觉主导地位,经过讨论,我提议朝西洋化方向迈进,可以在英文书名上下功夫,转换视觉效果,也许可以出奇效。在最后一轮中,小赵提供的三个备选方案中就出现了目前这个大家都还比较满意的,其字母“滴溅”效果很有震撼力,有效地突出了历史的庄重与残酷,称之为“血色浪漫”也不为过。
威尔逊的这本代表作声名在外,简体中文版出版后也顺利进入各个书单月榜,在相关评论和新书简介的推动下,本书在第一个出版年度的表现是可预计的,在下个年度甚至之后,本书会在我社相关图书(比如《被禁锢的头脑》)的配合下持续发力,而且威尔逊作品我们还会继续出版,这些都是本书未来保持活力的保证。
书的制作中期,偶然碰到好友江弱水教授,他拿着一本复印本建议我出版此书,得知我正在制作此书后,他兴奋地答应我写导读或推荐序。江教授作文素以修辞见长,应该契合威尔逊的磅礴文采。他有如此兴致,实在是一大幸事。接受任务后,江教授阅读了威尔逊相关原著,奉献出了一篇高质量的“推荐序”,即本书的开篇之作《一个观念的旅行故事》。书进入制作后期,拿到样书后,第一时间送到了对本书感兴趣的专业书评人的手中。这书因为出版的滞后,看起来其锐气有些消磨或抵销,在当下的语境中其实是不好评论的,不过,凭着书评作者对于威尔逊的热情,对于人类那段历史的兴会,他们还是找到了很有价值的角度。这样,除了推荐序以及编辑手记,目前至少收获有三篇有分量的书评。
地图不仅是实用工具,也是思想和文化载体。中国古代地图源远流长,其中所蕴涵的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已出版的为数不多的中国地图史论著中,其叙述方式基本都以朝代分期为框架结构,按时间先后顺序分阶段叙述中国古代地图发展史。这种叙述方式,虽然便于读者了解中国古地图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却容易忽略对舆图绘制机制、实际运用及其社会传播的探讨。因此我们想策划一本从文化史的角度系统阐释中国古代地图的著作,以专题图为叙述框架,以地图的绘制、运用传播为主线,从文化史的视角来阐述中国古代地图史。由于本选题的创新性、科学性及其文化传承价值,得到2013年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
在本书的后期编辑过程中,责编与作者就书中的每一个古代度量单位转换、每一幅地图的选择、每一图版位置的设计都进行了反复的沟通和协商;对古地图进行拼接和修复,确保古地图的完整性及展示效果;增加图目、参考文献、注释等,确保图书更加符合学术规范;文后附英文目录、英文简介,便于外国读者直观了解全书概要,利于中国地图文化的海外传播。
本书装帧设计的核心理念是“山、水、城”,是对中国古代地图特色的提炼与总结,主题颜色为黄、红、钝金。书籍各部分(如:封面、封套、篇章页、环衬、页眉等)的设计都围绕这个主体展开,使各部分的图形设计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且色调和谐统一。封面与封套的组合,精准地传达了中国古代地图文化与历史的古朴与厚重,又满足了眼球时代对于视觉冲击力的追求,视觉效果颇为强烈。全书设计在清晰展示文字内容的同时,传达出中国古地图的文化气质。为保证全书的品质,更好还原和表现古地图的风格与色彩,我们不计成本采用特种纸张进行内文印刷,使《中国古代地图文化史》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
《中国古代地图文化史》一书兼具学术性和可读性。对学者而言,其中所收录的地图不少都是首次在大陆公布,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而对这些地图的分专题解读和谱系的整理也独具匠心,对进行各相关专题研究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对一般读者而言,该书图文并茂,装帧精美,不但有很强和可读性,还有较高的收藏价值。作为中国古代地图文化史专著类的参考书和图书的收藏价值来看,短期内不会有该书的替代品,估计本书会有较长的生命周期。
本书是一本具有较高学术价值、文化价值和收藏价值的中国地图文化史专著,其主要受众定位于历史、文化学者,地图爱好者等中高端群体。本书主要通过本社《地图》杂志微博、豆瓣网等媒体进行新书预告、章节摘录、古地图展示等方式,在目标读者群中进行推广,获得较高认知度和好评。同时将样书寄赠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研究机构和大学的相关专家,并请其撰写书评和予以点评,扩大在专业领域的影响力。
新年伊始,由我社出版的十卷本“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经由网络首先散播,一下子就吸引了广大读者。有读者认为,这是本年度最值得期待的作品。上市一月有余,已经加印四次,总印量达四万余套。
“讲谈社•中国的历史”引进自日本最大的综合出版社、也是一家百年老社——讲谈社,原书十二卷(中文版十卷),是日本讲谈社建社一百周年的献礼之作。这套日本历史学家的系列之作,每卷都由该断代的名家撰写,并由国内名家推荐,一下子俘虏了很多历史爱好者。
日本原书出版于2005年,每月一卷,一年出齐。抵达我手中时,则是2006-2007年的事情了。当时,其精美的装帧、熟悉的作者、亲切的形式都深深吸引了我。
像讲谈社如此规模、如此作者队伍、如此写作方式,既有学术价值又适合大众阅读的历史读本,国内市场确实非常鲜见。虽然爱这套书,但当时我正在出版社主持营销工作,推荐给了一位主编,又被他退回到我手中。
一直到2008年年底,我才重新开始认真考虑启动这套书,2009年初,我们向讲谈社提交了报价单。从报价到出版,一晃就是五年。其间辛苦,只有自己和一起奋斗的同事知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有些话,无需多说,如果你恰好是做出版的同仁,你懂的。
签订合同,用了一年多。就算是十本书,也是够长的时间。我一边物色译者,请他们分别试译,一边催问合同的进展。此间非常折磨人。一方面,日方虽然承诺可以授权给我们,允许我们同步翻译,但毕竟没有签订合同,但如果项目夭折,如何对得起我的译者们呢?当时内心备受煎熬。后来才知道,他们是要一个一个地和原作者签订授权书,都收集齐了,才和我们正式签约。其中有位老先生,丢三落四的,不知把协议书弄哪去了。
因为图片版权问题,日方建议我们自行配图。这套书,图表的分量很大,每卷都有一百多幅。图片与文字对照非常紧密,往往是正文阅读的延伸,而且能看出来是原作者亲写的,非常精彩。为了保证其精华无损,我们谨小慎微地选配,尽量与原书靠近;地图、表格需重新制作,复杂的地图有时完成一个需要耗费一天的时间,而后反复核对、订正,排版同事付出了巨大的艰辛。最终,地图的制作花了大半年,而送审和修改又花费了大半年的时间。还有重大选题的批复,也等待了颇多时日。虽然知道内容很客观,但心中也未尝不曾忐忑。
说到这里,真心想和各位读者朋友说说为什么没选另外两卷的原因。第12卷是中日关系史,是由几位学者共同撰写的,我觉得不在通史的序列上,其实这卷并不敏感。第11卷是《巨龙的胎动:毛泽东与邓小平》,国内撰著通史的传统,历来就不涉及当代史。有读者比较纠结,说不要看什么阉割版,其实真心错误。本套书只有第四卷和第十卷有两处删改,不足200字,就这两处,也已取得了原作者的同意。作为史学家,客观是他们的使命,从古至今,都如此。作为编辑,我希望最大限度地反映原书的原貌,最好是只字不改。而对于出版体制,不论读者还是编辑,大家都懂的。大家不必纠结,是不是?我也可以坦诚地说,那两处对阅读来讲,一点也不重要。
前不久有个叫兔子老愚的朋友,写文章说,我们在某卷将“国民政府”改作“国民党政府”,我读后哑然失笑。“国民政府”是正式称谓,“国民党政府”口语一些。原书日文为“国民党政府”,翻译译之,编辑保留。该君暗自揣测,“党”字为编辑所加,“国民政府”一点也不敏感,编辑为什么要愚蠢地加一“党”字呢?如今的自媒体时代,大家读书发现谬误,即时告知出版社,编辑感激不尽。做过编辑的人都知道,任何一本书,错误都在所难免,但愿大家都怀着一颗爱护扶持的心。
这套书历经五次调版,十版封面。光封面的确定,就用了近一年时间。我曾写过一篇《封面之路》,其中有十版封面的进化图,有兴趣的朋友可去看看。其实,封面只是这套书艰难制作的冰山一角。整个过程中充满了焦灼、等待、痛苦,但又充满了蜕变的喜悦。没有经历过苦暗,就难以体会晨曦之美;做书,就是这样一步步艰难行进的路程,精美的新书印刷出来的时候,我和同事丹妮抚摸封面,恍然若失,似非真实。
因为图书从上古到近代,内容涵盖量极大,涉及信息很广,历史学、考古学、图像学等各种知识点的荟萃,所以其实这套书也面临着很多考验。从作者、到译者、到编者、制作者,一环又一环,处处都存在着陷阱。讲谈社为这套书付出了五年的心血,中国的出版方也为这套书付出了五年的光阴。
书出版后,收到各方的反馈,几乎压倒性的读者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历史专业内外,都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南方都市报》的特约评论员说,这套书的“撰、译、编、校”都堪称上乘。而伴着热心读者的反馈,我们一版又一版地加印,并修正瑕疵,希望靠大家的共同努力,让它更完美一些。
这是一个万事万物求快的时代。我们也不免受其裹挟。这几年,我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能专心于一事,不计回报,不问时间,对于出版物来说,是幸甚至哉的事,对于编辑来说,也是幸甚至哉的事情。感谢我所在的团队,感谢我的同事们,感谢理想国设计总监陆智昌老师,我们都有一个小小的信念,让书再好一些,再好一些。
郭德宏先生研究王明30多年,1991年已经出过一本《王明年谱》。但是那本太简单,很多问题没有发现,更没有解决。我们对郭德宏先生的工作非常熟悉,知道郭先生新的年谱编写工作基本结束,就主动与他联系,把新年谱的出版争取过来了。
如果说有所谓的“初衷”的话,那就是我们对于历史学“求真”的追求。历史学的主要功能为“求真”。《王明年谱》虽然是年谱,但是它不仅把王明历史问题的来龙去脉交代得很清楚,而且叙述了学术界研究王明问题的过程。读者由此不仅可以知道王明历史问题产生、发展的过程,而且可以了解学术界为研究这个过程付出的艰苦努力。郭德宏先生编写《王明年谱》就在于“求真”,正与我们的价值追求相同。这也许是我们得以合作的姻缘吧!
这部年谱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其中所用的大量珍贵材料,其中,中央有关单位的材料是一般读者甚至研究人员也难以看到的。王明的妻子孟庆树根据他的回忆整理的《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更是弥足珍贵,它给我们的不是是与非、对与错或者“左”与“右”的所谓结论性的东西,而是一个看王明问题的新视角。
我们由这部年谱可获得的另一个观察点是如何看待共产国际。记得一次到郭先生家里探访,我谈了读《王明年谱》的感受,提到王明只是共产国际指示的执行者,他的问题都是由此而来的。郭先生非常肯定地说:“对!”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成员,一直受其指导。但是,共产国际是如何指导中国共产党的,我们现在知道的并不多。《王明年谱》给我们提供了不少这方面的资料。
对于这本书的后期制作,我们非常重视。因为自知这本书价值所在,也知道必将有广泛的读者为其吸引,所以在制作过程中发力颇多。封面上,我们的基本设计理念是能反映已被历史淹没和人们淡忘的王明历史问题。最初的几个方案,总感觉太平淡,不能充分体现这一理念,因此推翻重来,最终有了现在的封面,比较能反映我们的最初想法。
这本书涉及的问题广泛,可读性强,适合对历史感兴趣的读者阅读。同时,本书也是一部非常严肃的学术著作,其中的观点是郭先生多年研究的结晶,具有恒久的学术价值,因此,相信这部书生命周期是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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