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在这一年里，编辑学研究继续深入，取得了重要成绩。本文拟对2009年编辑学研究进行简要的描述，以期为今后编辑学的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对60年编辑学研究的研究

　　今天是昨天的发展，历史是今人的借鉴。在共和国60华诞之际，对60年编辑学研究的反思与总结，成为2009年编辑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

　　王振铎、龙玉明的《编辑学学科体系已臻成熟——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之编辑学研究》［1］，就是从1949年李次民在广州出版我国第一本命名为《编辑学》著作的问世写起，回顾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编辑学学科体系“三十而立，六十而成”，最终形成“自有学理、自有历史、自有方术，既与新闻传播、出版产业实践系统紧密邻接而又相对独立的学科体系”的历程。文章第一部分“编辑学学科体系三十而立”，通过对20世纪整个80年代我国编辑学教育和编辑学研究高潮的追述，认为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我国的编辑学学科体系雏形已经显现。第二部分“编辑学概念已构成范畴体系”，通过对大量的编辑学理论著作的阐释，以及对编辑学三大研究派别的介绍，认为改革开放的第二个十年，我国的编辑学研究进一步深化，编辑学学科体系初具规模，高等学校的编辑学专业教育得到更大的发展。第三部分“编辑学的学科链条已经形成”，通过对编辑学与出版学、媒介学、新闻学、传播学等关系的分析，认为改革开放的第三个十年，编辑学与出版学共轭相生、耦合互动、“内圣外王”的学科链条已经形成。第四部分“与编辑出版专业教育协同改革，进一步完善编辑出版学教学体系”，是作者在60年编辑学学科体系发展基础上对编辑出版学成为一级学科的呼吁和期待。文章以时间发展为线索，以学科发展进程为主旨，追述了6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具有中国特色的编辑学学科体系从无到有、从稚嫩到渐趋成熟的学科发展历程，厘清了编辑学科发展的脉络。特别是对编辑出版学在“学科专业目录”调整中成为一级学科的期盼，代表了当今编辑学界的呼声，时代性和现实性比较强。

　　邵益文的《编辑学在新中国茁壮成长——为纪念新中国成立六十年而作》［2］，以编辑学研究的理论问题为出发点，以编辑学的发生（萌芽）、发展、崛起为线索，重点归纳和总结了编辑学有学无学，研究的方向和重点，编辑学研究的范围、性质、范畴、对象、概念以及编辑活动的规律，编辑学理论纲要基本理论问题和编辑工作中的若干实际问题。比如，编辑工作是不是整个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如何处理编辑策划和案头工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编辑究竟应该如何工作，新形势下编辑工作新的特点和要求，出版单位转制后的编辑工作，编辑人员的评价体系，编辑工作新《规程》等。尤其是对60年编辑学研究基本经验的提炼：“加强马克思主义在编辑研究中的指导地位，推动理论创新”、“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建立有活力的研究队伍”、“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等，眼光宏阔，高屋建瓴。全文既有编辑学理论研究的深度，又有历史的厚度；既有对编辑学理的形而上探索，也有对编辑实际工作的形而下建议；既是60年编辑学理论研究的一部简史，也是指导未来编辑学理论研究的一部纲要。

　　另外，甘险峰、董文杰的《城中三万户　此地六十家——新中国60年60编辑》［3］、宋应离的《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河南期刊》［4］在60年研究中也比较有代表性。前者通过60个优秀编辑的事迹，反映了新中国60年百万编辑出版人在编辑出版领域的成就与贡献；后者借新中国成立之初河南期刊界这个典型个案，展示了期刊编辑领域的成绩。

　　上述成果，既有高层次理论探讨和学术研究，也有对有关人物、有关方面的回顾与记述，它们作为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不仅客观、公正地总结了新中国60年来编辑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进步以及经验、教训等，也对未来编辑学研究的发展和深化具有借鉴意义。

二、对编辑学基本问题的探寻

　　一门学科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理论的支撑，理论的发展离不开研究的深入与创新。2009年和往年相比，学界对编辑学理论研究投入了一定的热情和精力，不管是对老问题的重新审视和考量，还是对新问题的探索和发掘，都颇有见地。

　　王和平的《编辑概念的新界说:传播学视角》［5］就是对编辑概念的重新审视。在编辑学研究中，有怎样的编辑概念，就有怎样的研究对象、范围和研究方法。科学、贴切、完整的编辑概念可以使编辑学研究少走很多弯路。作者从这样的思路出发，首先对众多的编辑概念分成从著述的角度进行界说、从出版的角度进行界说、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进行界说、从大众传播的角度进行界说等几种类型，然后通过对编辑和著述、出版、传播、文化之间关系的分析，指出从以上的角度来定义编辑概念的偏颇；进而通过编辑在传播中的角色和位置、对编辑活动历时和共时的考察，认为从传播的视角才能比较深刻地把握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和本质属性。他对编辑概念的新定义是：“以传播为目的，遵循一定的方针，对所收集和整理的信息和知识进行策划、选择、把关、加工和组合，使之符合受众的需要，并通过特定媒体予以传播。”这种对编辑概念的新界说，正确与否暂且不论，但其对编辑学基本问题的质疑和思考，足以说明学界已经意识到编辑概念的杂说纷纭和难以统一已经影响了编辑学科的发展，如果任由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将不利于编辑学的建构。

　　苏良亿的《论编辑起源于印刷术的发明和使用——与邵益文同志商榷》［6］是对编辑起源问题的重新考量。文章指出“编辑起源春秋说”存在研究对象不明、判定对象不清等问题而不能被证实。接着对编辑学界业已存在的编辑起源的三条标准——要有“收集整理材料”的编辑实践、进行编辑活动时应有一定的目的和主张、以上两项必须有史书的明确记载进行了一一的反证。最后，他认为，由于印刷术的发明和使用改变了作者和读者，并要求印刷之前有较高的书稿质量，编辑就产生了。这种编辑起源于印刷术的发明和使用的观点，毫无疑问，只能是一家之言。但在一个几乎一切编辑出版观念和活动都在变革和遇到挑战的今天，对编辑学基本问题的思考，仍然值得肯定。

　　另外，郭奇的《论主体间性视野下的编辑“六元”关系》［7］是借用哲学研究中的主体间性理论对编辑活动的内在规律进行的新思考。文章认为任何一项编辑活动的展开都离不开编辑活动的六个主客体元素——作者、编者、读者、文本、稿本、定本的交互作用，编辑活动的内部规律蕴含在编辑“六元”关系的作用之中，编辑活动也可以认为是一种主体间性活动。王振铎、孔德蕾的《编辑创造媒介论》［8］和陈国剑的《汉代图书编纂活动对中国书籍形态的影响》［9］是对编辑活动实质的新开拓。王文认为，编辑活动就是创造媒介，创新媒介是编辑的历史使命，新时代的编辑应按照媒介发展的客观规律，推动新老媒介不断地互补互动，转换生成。陈文从汉代编辑家开创新的文体模式、媒体模式，为中国书籍形态的发展奠定基础出发，佐证了这种观点。

　　其他，像杨鹏的《试论新型媒介环境下编辑概念的稳定性及其发展》［10］和王鹏飞的《编辑学研究的范式危机——“出版思维”与“实践思维”之批判》［11］也比较有代表性。前者认为，作为编辑学研究的基石，概念的界定始终是焦点问题，已有的一些概念具有较高的概括性，在新的媒介迅速发展的形势下仍然适用。同时他也分析了这些编辑概念未能充分发挥作用的原因，并指出确立与时俱进且具有足够稳定性的编辑概念，对学科体系建设至关重要。后者对当下编辑学研究难以深入的原因进行了探索，批判了“出版思维”和“实践思维”两种研究范式。

　　上述以新的眼光审视已有的命题，以新的思维阐释基本问题，不仅体现了研究者理论建设的自觉，也促使更多的研究者对编辑学基本问题进行再思考，这对于编辑学学科理论的丰富和完善，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三、对出版体制改革中编辑主体的关注

　　编辑作为媒体的核心和骨干，一直受到研究者的重视。2009年，面对体制改革、媒体融合、新旧编辑转型，对编辑精神的强调、对编辑价值的张扬、对编辑工作的探讨受到研究者的格外关注。

　　刘杲的《编辑精神的嘹亮赞歌——〈编辑之歌〉序》［12］将编辑的精神解释为：崇尚文化的人文精神、服务读者的服务精神、“为人作嫁”的奉献精神、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他指出，物质的力量是伟大的，精神的力量同样伟大，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尤其需要坚持和弘扬的是高尚的编辑精神。

　　桂晓风的《出版单位转企改制后编辑工作要更好地为祖国文化建设作贡献》［13］，探讨的是改制后编辑如何更好地为祖国文化建设作贡献的问题。文章认为，一是进一步建立“大文化”理念，更好地履行出版单位对民族对祖国的文化责任；二是进一步建立“大编辑”理念，为中华文化的新辉煌贡献编辑队伍的智慧和力量；三是进一步建立“大媒体”理念，利用现代科技提供的一切可能，创新编辑手段，开拓编辑工作新的广阔天地；四是总编辑要更加自觉更加有效地履行对编辑工作的总责任；五是编辑工作要更加自觉、主动地为廉政文化建设服务。

　　王华生的《编辑的批判意识与意识批判》［14］指出当今社会文化良莠不齐，编辑作为社会文化缔构的“把关人”，必须有强烈的文化批判意识。而编辑的批判，首先是一种意识的批判，编辑只有坚持批判意识与意识批判，才能够肩负起构建和谐社会文化之重任。张冰、张楚民的《编辑信念及其培养》［15］认为，编辑信念是期刊发展的灵魂，是编辑主体的精神支柱，决定着编辑主体的编辑行为，是编辑主体自我发展的原动力，编辑信念可以通过自我反省、培训等途径培养。

　　其他，像包鹏程的《大众传播时代编辑媒介素养论》［16］和刘玉清的《媒介融合中的编辑流程再造与编辑能力要求》［17］，一个探讨的是编辑素质，一个探讨的是编辑能力，代表性比较强。前者强调，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编辑的中介性地位和传媒守门人的职责，决定了编辑要具备从传媒中获取、分析、整理信息的素养和借助传播技术与特定的媒介信息的素养。后者认为，媒介融合的关键环节是编辑流程的再造，媒介融合使编辑流程发生了许多变化，它要求编辑人员必须具备报道策划能力、素材控制能力和一专多能等。

　　以上成果，虽然风格不同、视角各异，但不一样的视野，不同的切入角度，对于正确认识编辑的价值和在媒介工作中的地位大有裨益。

四、对编辑出版教育的热议

　　中国的编辑出版教育始于20世纪80年代。30年来，它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由于起步较晚，和别的学科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怎样发扬成绩，找出差距，实现编辑出版教育的跨越式发展，近年来一直讨论不断。2009年，学界对此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当今时代编辑出版教育存在的问题、如何改革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的重新认知和思考上。

　　祁文寿的《高校编辑出版专业路在何方》［18］就是针对编辑出版教育存在的问题而进行的改革之策的探索。文章认为，高校编辑出版专业的现状是编辑出版专业教育与出版业的需要脱节，编辑出版教育面临巨大的挑战和压力。首先，从高校的办学来看，目前编辑出版教育在学科定位、课程设置、师资队伍建设以及教材方面存在棘手的问题；其次，从用人单位反馈信息来看，编辑出版专业的教育成效受到批评。作者指出，要解决目前高校在编辑出版教育方面和本专业毕业生在就业方面的种种问题，各高校应树立“大出版”、“大编辑”的理念，明确本专业的定位；控制办学规模，加快特色化教学；调整教育层次，突出发展硕士教育；运用国际视野，引领编辑出版教育。

　　李苓和黄娴的《“大编辑”视野下的中国高等院校专业设置准入标准》［19］也是针对目前各院校编辑出版专业存在的难题而进行的规范编辑出版学学科体系的思考。文章认为，目前各院校的编辑出版专业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生存与发展的三大难题：第一，“大编辑学”时代对高等教育培养目标提出的新指向；第二，融合传播时代对复合型人才知识结构的新要求；第三，出版产业的用人标准已经从传统的“知识型”转向“创新实践型”，业务技巧、市场操控、信源培养及其有效使用等综合能力已逐渐成为业界招聘编辑出版人才的首选条件。因此，应坚持科学的高等教育发展观，系统地修订高校编辑出版专业设置的准入标准，即从培养目标和规格、教育内容和课程体系、教学条件、专业评估制度四个方面进行改革，以建立和完善专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机制，规范编辑出版学学科体系。

　　另外，张天定的《探寻编辑出版学的奋起之路》［20］认为，编辑出版学属于应用学科，学科建设和战略措施均要体现其应用特色，课程设置要以培养目标为出发点，从剖析专业方向所需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入手，建构科学规范的课程体系，力争培养出有策划能力、有创新能力、有动手能力的高素质人才。王一婵的《数字出版时代编辑出版学本科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21］是根据数字化传媒时代的到来，网络编辑及其专业化教育被提上议事日程的实际，提出数字出版时代我国编辑出版学本科教育应结合数字出版的特点，在课程设置、教学手段上进行变革；针对本科教学中教材使用不能与时俱进、教材建设滞后的问题，加强教材建设，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其他，像罗昕的《媒介融合时代编辑出版专业的实践教学体系建构》［22］和曹智频的《新媒介语境下编辑出版学科走向论略》［23］也比较有影响。前者认为，媒介融合对编辑出版人才培养提出了全新的挑战，为提高编辑出版专业人才的培养质量，需要重新建构实践教学体系，重点加强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后者从新媒介的基本特点和现实特征出发，制定了编辑出版学科学生培养的方向。即打好基础，侧重编辑业务能力的培养和专业知识学习相结合；熟悉新媒介的运作规律和数字制作技术；知识技能和个人品质相统一；见习实践和自主运营相结合。

　　以上探讨，针对性比较强，见解或成熟，或稚嫩，不仅体现了编辑学人对编辑出版学长足发展的美好愿望和积极态度，也显示了编辑出版学高等教育研究的深入和递进。

五、对编辑出版史和编辑家研究的重视

　　有学者指出，“丰富多彩、日新月异的编辑实践是编辑学研究最活跃的对象，编辑史的研究是创建和完善编辑学研究的基础工程”［24］。2009年，编辑学研究在重视理论、关注实践的同时，对凸显时代特色的编辑史和编辑家的研究也有所重视。

　　潘文年的《文化传承与智民之梦》［25］对20世纪前半期现代化进程中商务印书馆的社会责任观进行了比较详细的阐述，这对于正在转企改制的中国出版业颇多启迪。文章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在获取正当经济利润的同时主动承担的对环境、社会和相关利益群体的责任，它可以定位于不同的层面。20世纪前半期的商务印书馆作为民营出版企业，把自己的社会责任定位于传承文化、开启民智——扶助民族教育、保存传统国粹、振兴国民精神、奠定国学基础，不但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也为我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作者通过这个典型案例的分析，旨在对我国当前的出版业进行启发和借鉴，现实意义比较明显。

　　梅红的《不薄名人爱新人——试论秦兆阳的编辑思想》［26］也对现实有指导意义。文章对秦兆阳先生“对名家宁可严一点，至少不降格以求，对新人稿件，则相对宽一点”的编辑理念进行了探讨，尤其对于出版社目前热衷名人、非名人稿子不发的现状，颇有教益。

　　另外，陈志强的《“综合编辑法”与中国近代报纸新闻的转换》［27］和程绍沛的《倾心执著编书潜心研究立学——怀念编辑出版家阙道隆》［28］在2009年的编辑史和编辑家研究中也比较有影响。前者是对20世纪20年代由《大公报》采用新闻编辑方法的改变而引起报纸内容和形式发生变化历史的描述；后者对2009年去世的编辑家阙道隆的一生进行了回顾，对他的编辑实践和编辑思想给予了高度评价。

　　上述“新旧掺杂”的研究，历史与现实的对接，既闪烁时代的光彩，又蕴含历史的沧桑，这种从历史中寻找智慧、探寻规律的研究，不仅对解决当前出版业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和疑惑有所帮助，也推动编辑史研究向纵深发展。

　　最后，面对丰富多彩的编辑实践，在编辑实务、编辑工作的探讨中，本年度的有些研究也颇值得一说。比如，袁志坚的《媒介融合进程中的编辑业务变革——基于理念、流程、产品的视角》［29］就从媒介融合是传统报业数字化转型的路径出发，围绕编辑理念、编辑流程、内容产品三个方面，论述了编辑理念将从以受众为中心转为以用户为中心、以“公民新闻”为观念的互动式编辑理念；编辑流程将实现报网一体化的模式和流线型、共享式的运作；产品的创新侧重于优质新闻的生产、产品形态的丰富和产品链的延伸等问题。陈火祥的《中国期刊编辑出版的三度空间论》［30］则认为，中国期刊编辑出版存在着独特自然区域空间、社会环境空间、质量效应空间，开发利用这三度空间，可以实现期刊编辑出版自然、社会、人的和谐统一。这些观点在众多的编辑实务研究中比较新颖，有创见。这对于体现编辑学研究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丰富和发展编辑学理论成果不乏积极意义。（作者姬建敏单位：河南大学传媒研究所　《河南大学学报》编辑部）

注释：

　　［1］王振铎，龙玉明. 编辑学学科体系已臻成熟——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之编辑学研究. 河南大学学报，2009（4）.

　　［2］邵益文. 编辑学在新中国茁壮成长——为纪念新中国成立六十年而作//宋应离，刘小敏. 亲历新中国出版六十年.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

　　［3］甘险峰，董文杰. 城中三万户　此地六十家——新中国60年60编辑. 编辑之友，2009（9）.

　　［4］宋应离.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河南期刊——兼述对新时期河南期刊界的启示. 河南大学学报，2009（4）.

　　［5］王和平. 编辑概念的新界说：传播学视角. 编辑之友，2009（6）.

　　［6］苏良亿. 论编辑起源于印刷术的发明和使用——与邵益文同志商榷. 出版科学，2009（3）.

　　［7］郭奇. 论主体间性视野下的编辑“六元”关系. 出版科学，2009（3）.

　　［8］王振铎，孔德蕾. 编辑创造媒介论. 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09（1）.

　　［9］陈国剑. 汉代图书编纂活动对中国书籍形态的影响. 河南大学学报，2009（1）.

　　［10］杨鹏. 试论新型媒介环境下编辑概念的稳定性及其发展. 中国编辑，2009（6）.

　　［11］王鹏飞. 编辑学研究的范式危机——“出版思维”与“实践思维”之批判. 河南大学学报，2009（1）.

　　［12］刘杲. 编辑精神的嘹亮赞歌——《编辑之歌》序. 出版发行研究，2009（2）.

　　［13］桂晓风. 出版单位转企改制后编辑工作要更好地为祖国文化建设作贡献. 中国编辑，2009（6）.

　　［14］王华生. 编辑的批判意识与意识批判. 河南大学学报，2009（5）.

　　［15］张冰，张楚民. 编辑信念及其培养. 编辑之友，2009（4）.

　　［16］包鹏程. 大众传播时代编辑媒介素养论. 河南大学学报，2009（4）.

　　［17］刘玉清. 媒介融合中的编辑流程再造与编辑能力要求. 中国编辑，2009（4）.

　　［18］祁文寿. 高校编辑出版专业路在何方. 中国出版，2009（3）.

　　［19］李苓，黄娴. “大编辑”视野下的中国高等院校专业设置准入标准——关于编辑出版本科设置的基本条件. 出版发行研究，2009（8） .

　　［20］张天定. 探寻编辑出版学的奋起之路——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委员会编辑出版学研究分会成立暨编辑出版教育研讨会综述. 河南大学学报，2009（5）.

　　［21］王一婵. 数字出版时代编辑出版学本科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中国编辑，2009（1）.

　　［22］罗昕. 媒介融合时代编辑出版专业的实践教学体系建构. 中国编辑，2009（4）.

　　［23］曹智频. 新媒介语境下编辑出版学科走向论略. 编辑之友，2009（8）.

　　［24］姬建敏. 从一个栏目的成长看编辑学研究30年. 河南大学学报，2009（2）.

　　［25］潘文年. 文化传承与智民之梦——20世纪前半期现代化进程中商务印书馆的社会责任观. 河南大学学报，2009（2）.

　　［26］梅红. 不薄名人爱新人——试论秦兆阳的编辑思想. 出版发行研究，2009（8）.

　　［27］陈志强. “综合编辑法”与中国近代报纸新闻的转换. 中国出版，2009（11）-（12）.

　　［28］程绍沛. 倾心执著编书　潜心研究立学——怀念编辑出版家阙道隆. 中国编辑，2009（5）.

　　［29］袁志坚. 媒介融合进程中的编辑业务变革——基于理念、流程、产品的视角. 中国编辑，2009（6）.

　　［30］陈火祥. 中国期刊编辑出版的三度空间论. 河南大学学报，20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