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史图书宝贵的历史价值和重要的留存意义，决定了法制史图书的编辑加工必须遵循准确、系统、权威的原则，审稿加工的疏漏和失误，可能导致信息的世代误传，所以说：“史料加工无小事。”

近两年，一系列检察史图书陆续出版。检察史图书的策划出版看似只是法 律图书出版中的“个案”，但透过其出版过程，却深刻地折射出法制史图书出版的共有规律和创新思路，为法制史图书策划注入了新的活力，提供了新的启示，值得总结和探讨。

法制史图书出版价值考量

通常，法制史图书的出版重在其学术研究价值，宗旨是研究法制史的发展规律、制度规则以及史料的整理，换句话说，其在出版价值方面凸显的主要是理论意义。而检察制度史，尤其是人民检察史图书的出版，其意旨更侧重于其实践价值和现实意义：鉴往知今，激发广大检察官对检察事业的激情，增强他们使命感和责任感，促使他们以更深邃的目光、更自觉的行动，审时度势，做好当下的检察工作。这也可以成为其他法制史图书出版的一种新的价值选择，使法制史图书的出版成为司法文化建设的创新形式和更高层次的平台。因为，阅读历史容易让人印象深刻，阅读历史也能使人变得深刻。盘点一种法律制度的历史，知悉其波折历程，总结其经验教训，有利于从司法人员的心灵深处引发他对这种制度的情感以及理性思考，这种教育效果远强于通常的理论说教，是提高司法人员素养的有效途径。比如，人民司法史、新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史图书都可以成为司法人员甚至非专业读者素质教育的“教材”，而在这方面，法律图书编辑的发挥空间还很大。

法制史图书策划考量

检察史图书出版的丰富多样性为我们展现了法制史图书出版的新视野。从形式上看，既有呈现波澜壮阔的历史大型画册，又有讲述往事的照片故事，还有图文并茂的人物传记、事件回放等；从内容上看，既有历史事实的文学呈现，又有理论框架的思辨探讨，还有史料文件的归纳整理等。

从检察史图书策划的实践推演开来，在法制史图书的策划方面，也可以引入多角度、多形式的开发思路，而不只局限于传统的史学研究。史学图书并不等同于深奥、厚重，也可以考虑轻松活泼的风格和形式，不同类型可以采用不同风格，除了史论和史料汇编外，其他类型图书应尽量避免艰涩、深奥的表达效果。比如，把史学的严谨和文学的笔法巧妙地结合起来，或者配以恰当的历史图片来解说文字，或者请亲历者讲述历史等都是令史学引人入胜、拉近与读者距离的创新路径。

法制史图书编辑加工考量

法制史图书宝贵的历史价值和重要的留存意义，决定了法制史图书的编辑加工必须遵循准确、系统、权威的原则，其所提供的资料信息必须经得住推敲，来不得半点马虎。此时，编辑肩负着重大的社会责任，说得严重些，编辑审稿加工的疏漏和失误，可能导致信息的世代误传，所以说：“史料加工无小事。”

有的人会发出这样的质疑：法制史图书出现谬误主要是作者的责任，因为编辑无从考证史料的准确性。但是，笔者认为，编辑在审读加工中的“把关”作用不容忽视，完全依赖作者是一种对历史不负责任的态度。“把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是带着“怀疑”的态度审稿。对于法制史书稿，编辑所应尽的不只是合理注意义务，而应是高度注意义务，要坚持绷紧审查的神经，术语使用是否正确，某些提法是否科学，某些评价是否恰当，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细节是否准确等，编辑要做到字斟句酌，宁肯“多疑”，不论多么细小的问题都应记录下来集中请作者查证。

二是纵横比对。编辑在审稿前，应做好充分的资料准备，包括已经出版的相关资料、作者的参考资料和同时出版的其他同类书稿。对于同一个问题，既要纵向比对已出版相关资料和前文相关内容，又要横向查询同时出版的其他同类书稿中对该问题的表述，这也是对编辑耐力的考验。如发现各个资料在同一问题上存在矛盾，则请作者查证解决，并注意在同时出版的书稿中作统一化处理。

三是提倡系统出版。法制史图书成系列出版，有助于编辑在审稿加工中比对统一处理。比如，从不同角度撰写的法制史图书，其观点、记事等应该保持一致，如果出现矛盾，则会使读者无所适从。所以，编辑在策划时尽量考虑系统出版方案，以便于在编辑加工阶段消除矛盾。

四是实行两次初审。针对史料书稿的特殊性，建议由不同编辑进行两次初审，每次确定不同的审读重点，第二次审读起到拾遗补阙的作用。

五是勤于积累。史料的信息量大、知识性强，编辑在审读工作中，应当勤于积累，要做有心人。有些重要的知识可以记录在专门的笔记中，因为史料的编辑工作连续性很强，如果“过目就忘”，不注意积累，就会增加很多“回头查找”的工作量，如果得过且过，应付了事，就可能造成难以弥补的史实错误，后果严重，不容轻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