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要】纳博科夫，是我叙述的主线，但是这本书其实不是关于纳博科夫的。纳博科夫是一个把读者的智力估计得相当高和特别尊重读者的作家。于是我想，通过自己的写作跟他下一盘棋可能会很有意思，也许它能帮我解开一些谜团，这些谜团不仅出现在纳博科夫的写作之中，而且还涉及到作家身边的人和事。这些基本上属于历史的谜团，是在1919年前后展开的，它让我特别着迷。

我自己也说不清《六个字母的解法》是一本什么书。写这本书主要是想做一些文学实验。

有人问我：“在学术论文和文学之间，你是怎么做的选择？”我惊讶为什么会提这样一个问题？我创作的时候，主要的选择还不在文学和学术之间，而是在英语和母语之间。我30年前到美国留学，这么多年过去了，几乎一直在用英语写作。因此对我来说，主要是如何重新进入母语写作的问题。此外，我还想做一点文学实验，《六个字母的解法》是我的一个初步实验的结果。它有点像散文，但又不是散文；有点像小说，但也不是小说。它是一个复杂的混合文体。有一位批评家说它是跨文体写作，如果找不到更好的说法，那就先接受跨文体写作这个说法吧。

这本书的繁体字版是去年秋天由香港的大出版家、牛津大学出版社林道群先生出版的，他还设计了一个封面，我非常喜欢。简体字版由活字文化发布，而这本书作为活字文化的第一批书，和大诗人欧阳江河的《凤凰》，以及北岛《给孩子的诗》一起面世，我感到十分荣幸。

《六个字母的解法》有一条叙事线索，那就是纳博科夫，他是我的叙述主线，但是这本书总体上不是关于纳博科夫的。我在刚写这本书时才逐步发现，纳博科夫在国内有一大批粉丝，我在这之前并不知道，我自己其实算不上是纳博科夫的粉丝。

我为什么把纳博科夫放在叙事的主线上？因为读过纳博科夫的读者都知道，他是技术上非常讲究的一个作家，我琢磨过他的作品，我也知道他非常喜欢下棋，他年轻的时候设计过很多棋谱。我发现纳博科夫是一个把读者的智力估计得相当高和特别尊重读者的作家。于是我想，通过自己的写作跟他下一盘棋会很有意思。也许它能帮我解开一些谜团，这些谜团不仅出现在纳博科夫的写作之中，而且还涉及到作家身边的人和事。这些基本上属于历史的谜团，是在1919年前后展开的，它让我特别着迷。

关于《六个字母的解法》这本书，我想表达三点：

第一，我这个实验是想做一些突破。包括打通文体之间的界限，此外，就是尽量突破中国和世界之间的界限。有时候，世界上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也是中国的事情，中国发生的事情也可能是世界的事情，但这个实验成功与否要由读者来判断。

第二，有些人物让我特别关注。比如说大家都熟悉的徐志摩，他去剑桥大学待了一年，留下很多诗文。国内许多读者对徐志摩和对剑桥大学的了解都是通过这些诗文获得的。我把徐志摩放在20世纪20年代的英国，放在剑桥大学学院的氛围里面重新来思考当时的历史状况，因此就出现了各种各样让人惊讶的人物之间的联系。举例说，纳博科夫是1919年到剑桥大学开始读书的，而且他在剑桥待的那段时间徐志摩也正好在那里。我的故事里还有其他的意外联系，比如奥威尔，奥威尔的《1984》和《动物庄园》大家都非常熟悉。但是我发现他的另一个东西对我特别有用，那就是他去世的前几年藏了一个秘密的笔记本，这个笔记本在90年代被英国《卫报》的记者发掘出来，发现奥威尔曾经从中抄出30多个人的黑名单给英国情报部门。而我这本书里面在寻找一个人物，叫NESBIT，这个人是纳博科夫在自传里不愿意说出真名的一个人物。我发现奥威尔的这个黑名单可能对我找到这个人物有用，所以基本上，故事就是在寻找过程中展开的。所以韩少功先生给我写的序言里说，这本书有点像思想的侦探小说。

第三，这本书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劳动。记得刚写完上半部的第一稿，当时还很不成熟，先是拿给一个群体看的，包括北岛、李陀、韩少功、格非、欧阳江河、西川这些朋友。北岛对这本书给予了极大的鼓励，朋友们与我的互动，以及他们对第一稿的批评，都对作品的成形有所贡献。我们这个群体一直在努力重新思考文学是什么。

格非说，他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线索：纳博科夫为什么不买房子？他为什么感到恐惧？为什么他说要放弃母语的时候心里会感觉到一种悸动？这是一个很好的发现，我在书中还提到北岛，北岛在国外面对镜子说中文的场景。因此格非问我：有没有对失去母语的恐惧？是不是这样一种联系，使得你找到了纳博科夫，或者说找到了北岛？

我想有这个因素，我是通过写作回到了母语。北岛在流亡北欧时写的《乡音》在我的这本书里出现，大家对这首诗可能很熟悉，第一句就是：我对着镜子说中文。我自己虽然没有对着镜子说中文，但我看到纳博科夫在英国剑桥留学的时候对俄国文学的那种痴迷，好像他是一个快要淹死的人，俄语是他的空气。纳博科夫自从写了第一本英文小说《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之后，几乎就一直没有回到母语，他后来始终用英语写作。我倒是想做一个努力，让自己的写作回到母语，因此做了这样一种实验，同时我也非常忐忑，不知道这种实验是不是能够达到自己预期的高度。

另外，关于理论和文学之间的关系我也一直特别关注、一直在思考。理论是来解释世界的，但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哲学还是社会理论，我发现它们解释世界的能力其实很有限。我曾经在自己的学术著作里做过各种各样的尝试，后来发现学术思维越来越限制我的自由。首先是术语的问题；其次，做学术研究，尤其是理论思考往往不能有效地处理深刻的矛盾，因为它必须照顾思维的统一性。这给我的限制很大，因为社会是复杂的，里面有很多自相矛盾的东西，包括人本身的复杂性，我们应如何面对？

文学和艺术恰恰能够提供这种可能性。我在写作的过程中看到了其他作家所做的各种尝试，也就是说我自己是在其他作家行进的轨道上摸索的。韩少功的《马桥辞典》，以及最近的《革命后记》，都是这样的尝试，他同时也努力打破各种文体的界限。还有我特别尊重的作家张承志，他做的很多实验也是在追求这种突破。我去年在人大参加张承志作品研讨会，谈到他的写作是如何发展的，有一位与会者问，张承志是不是离文学越来越远？我说他离小说越来越远，但是从来没有离开过文学。看到这些作家几十年所做的努力，我觉得我自己也需要突破一些界限，不但是文体之间的界限，还有我自己的学术训练的界限，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思想的充分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