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借着《爱情笔记》再版并入选“中国好书榜”，百道网与大家分享这篇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黄昱宁的长文——“德波顿其人”，通过与德波顿有过“亲密接触”且感触颇深的编辑之眼、之心、之笔触，你又会发现一个怎样的德波顿？

作为阿兰·德波顿访华之行的陪同人员之一，我在赴京接机之前自然免不了要对他的个人资料多看两眼。他的个人网站（www.alaindebotton.com）材料充足、界面友善，可以听他本人朗读的《哲学的慰藉》，看他在电视节目里与别人讨论关于身份焦虑的问题，当然，也可以点击email地址，与他直接交流。他回信的速度出奇的快，有问必答有答必详，一来二去也算混熟了，所以见面之后彼此都轻松，甚少没出现没话找话的尴尬。德波顿的衣着不算讲究（他随身带的行李少得惊人，自然也装不下多少可以扮靓的行头），但待人接物确实不失英国绅士遗风，不厌其烦地配合宣传，间或不失时机地调侃两句——分寸适度，点到为止，会心而已。

“他偷了我的想法。”

其实在我看来，类似这样的book tour是一件很累人的活：刚下飞机时差还来不及倒就给指挥得晕头转向，又是跑签售又是上节目又是做访谈，身边都是脸还来不及看熟就不知去向的陌生人。看我流露出些许歉意，他倒反过来安慰我，“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公务’要比单纯的旅游更有趣，因为我可以接触各种各样的人。我喜欢琢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成了贯穿阿兰·德波顿前三部作品——《爱情笔记》（Essays in Love）、《爱上浪漫》(Romantic Movements)和《亲吻与诉说》(Kiss and Tell)，这一点是德波顿在他过去的访谈中曾反复提及的。当然，就这三部小说而言，这种“关系”主要还是指涉男女之间的情感。于是我顺口问他，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到底是哪些方面既让他困惑难解又令他欲罢不能，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就滔滔不绝起来：“人际关系中的一大愉悦是我们能感到被别人理解——但是同时，被别人理解或理解别人又是那样稀少而困难的经验，其复杂程度简直到了恐怖的地步。你问障碍何在？太多了！我们也许会感到厌倦，也许因为自己碰上不开心的事就懒得去同情别人，如果是谈恋爱，那么也许会有另外一个人杀出来横刀夺爱。而且，就爱情而言，爱与性之间的冲突始终横亘在我们之间：我们精神上依恋的人和生理上吸引我们的人往往不能统一——大多数西方小说都会出现这样的‘两难’局面……”

我很快想到《亲吻与诉说》的结尾：“我”怀着传记作家的雄心，事无巨细地窥探伊莎贝尔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终于惹恼了她，提出要“分开一段时间”。我记得初读时便生出这样的感慨：别人要是不理解你，你也许会觉得不安全；一旦你发觉自己被别人看透了，那种不安全感甚至会更厉害——人性大抵如此。拿这样的说辞去求证德波顿，他良久才答道：“当我们想到自己在世上有知音相伴时，会觉得很舒服。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希望自己是特殊的是独一无二的，问题是，不管是文学还是生活本身都提示，事实并非如此两全其美。”

德波顿告诉我，他对这个问题的感悟，或许源自于若干年前的某一天，他读到了法国作家拉罗什富科的一句话：“对于有些人而言，但凡他们从来没听说过‘爱情’这个字眼，就压根不会堕入爱河。”当时德波顿大为震撼，惊呼：“他偷了我的想法！”显然，生于1613年的拉罗什富科偷走生于1969年的德波顿的想法是不可能的；同样，在此之前根本没读过这本书的德波顿窃取拉罗什富科的创意也不可能。那么，唯一的解释，便是——“Heroes tend to have similar ideas(本人硬译‘英雄所见略同’)！”我脱口而出。

“也不光是英雄啊，”德波顿说，“这样的愉悦，或者说尴尬，谁都会碰到。如果我们到头来发觉，自己私下里所有的想法，其实都是别人、别的作家早就涉足过的领地，某种失语的惶恐，便会在我们心里油然而生。”

“总不见得用小说来谈哲学吧？”

讲到他的三部小说，我忍不住要追问，为什么自从《亲吻与诉说》之后，他再没有碰过这种文体。我一直都有这样的感觉：德波顿的小说像杂文像随笔像评论，就是不像小说。在某些段落，我似乎能感受到他在两种文体之间的挣扎——既希望畅快淋漓地表达自己的思维，又犹豫着是否应该花更大的力气把故事讲得更曲折一些、更靠拢传统小说一些。从《拥抱逝水年华》开始，他对虚构类作品的放弃，是否意味着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种尴尬呢？

但德波顿自己的解释要简单得多（或许也可以理解为狡猾得多？）：“决定我的作品的首要因素，是内容。前三部小说的核心是人际关系，是爱情，那样的主题用小说来表达无疑是再合适不过的。至于其中的大量理性分析，是为了与感性的成分造成反差，并让你最终得出这样的结论：爱情其实是无法完全量化、理性化的。纯粹强调戏剧性的小说我们已经看过太多太多了，而我的小说完全是另一种感觉的东西。从第四本《拥抱逝水年华》开始，我想写的内容已经超越了原有的范畴，自然需要不同的载体。比如，我想写哲学，总不见得用小说来谈哲学吧？”

“电视至少可以是一扇门……”

比起塞林格那类动不动就离群索居的作家来，德波顿不仅平易近人，而且面对所有的宣传活动都显得训练有素。在将近十次回答过媒体诸如“你为什么要选择写作？”之类的问题以后，连我翻译的时候舌头都有些麻木了，他还是照样精神抖擞，一口标准的伦敦音始终不紧不慢地维持着BBC水准。

但我心里总为他捏一把汗，因为一点都不摆酷的作家手里就好象握了一把双刃剑，弄不好予人以口实，怀疑你的写作动机是否高尚纯粹，是否仅仅为了取悦于人；如果碰巧你的书又卖得盆满钵满，那么“沽名钓誉”的罪名就几乎是坐实了。据我所知，德波顿在世界各地宣传的时候，都受到过这样的质疑，在中国恐怕也难逃此劫。我曾在电子邮件里委婉地表达过这层意思，当时他是这样回答的：“在英国，似乎也经常存在着这样的选择——要么是严肃的、好的；要么就是流行的、坏的。我的书最初的销售成绩一般，那时候我倍受推崇，被人认定是个非常严肃的作家。然后，渐渐地书越卖越好，于是几位书评人就发话了，‘这个家伙难道会是严肃的吗？我们前两天在电视上看见他了！他的书上畅销榜了……’然而，我不喜欢这样的选择。我非常希望能以这样的方式写作：既能引起许多人的兴趣，又不会牺牲水准。”

果然有好几家国内的报纸都追问德波顿究竟如何界定自己——严肃学者？流行作家？媒体明星？这一次他的回答似乎更加胸有成竹：“在我看来，把简单的事情说得错综复杂是非常容易的，难的是把复杂的东西表达得简单平实。我挑战的正是这种高难度的任务。为什么非得存在那样幼稚的公式呢？卖不动=阳春白雪，受欢迎=粗制滥造，如果大家都持这样的观点，那真是场悲剧！”

至于作家与媒体的关系，德波顿的回答就更有意思了：“告诉你一个秘密，”他煞有介事地说，“那些真正讨厌电视的作家，都没受过电视台的邀请。如果我们都不上电视，那么它就只能放好莱坞电影。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它今天播好莱坞，明天放我做的哲学节目，后天再来点别的——你呢？”
说到这里，德波顿的脸上浮出一点点孩子气的狡黠和得意。我知道，曾经有一次，他主持的一集关于伊壁鸠鲁的电视片，收视率击败了另一个频道的《致命武器》，观众数量整整相差一百万！“电视节目肯定不能深入探讨哲学的各个层面，”他诚恳地说，“但它至少可以是一扇门，引领你有兴趣走进去。”

“要不要找个女模特来？”

话说回来，在媒体上抛头露面，也确实不是一桩轻松的事。北京有一家时尚杂志来找德波顿做“个性男人”专题（“也就是说，以后会有很多中国女孩子给我写信，是吗？”德波顿这样问我），记者加摄影师加灯光一共来了四五个人，把他团团围住，拉足了架势要打造一个风度翩翩的“英伦才子”。我也算是长了回见识，实地参观了时尚杂志折腾人的本事：德波顿一会儿倚在沙发上歪着脑袋读书，一会儿坐在窗台上若有所思，最后干脆给赶到了床上。“轻松点，自然点，哎呀，右手往下一点……”我一边忙着翻译摄影师的指令，一边苦着脸向德波顿表示我的同情。想起以前在德波顿的一篇随笔上看到他在德国接受某少女杂志的采访时也给摄影师打发到床上模拟普鲁斯特病病歪歪的样子，不禁感叹天下时尚界人士的眼睛都是一样的雪亮，都不乏一针见血的职业素养。

“如果你们觉得不满意的话，”德波顿慢吞吞地开了口，“不妨再找个漂亮的女模特来，然后我们可以坐在一张床上，一起看我的书——《亲吻与诉说》怎么样？”话音刚落，他脸上的纹理便突然舒展开，每一个皱摺里都漾着笑意，“行了，说着玩的，就别翻译了吧。”

“幽默源于悲苦。”

同德波顿在一起，一路笑声不断。他的幽默，不嚣张不逼人，一如他的作品——幽默是笃悠悠地衬在文字背后，哼成轻缓的调子，晕开恬淡的底纹。德波顿在许多不同的场合都说过，他的哲学思想的师承，更多的来自法国而非英国。那么，写作风格——尤其是那种轻描淡写、含蓄内敛（understatement）的玩笑呢？难道不是典型的英式幽默吗？

“有点道理，或许英国散文的传统早就融入血脉，我自己也察觉不到了，”他若有所思地说，“不过，讲到幽默，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大多数真正幽默的东西都来自于某些哀伤而艰难的东西。喜剧其实与快乐无关，它更关乎忧伤。我们笑是为了替代哭。”

然后他又提起了塞内加的那句名言：“对于生活的某些方面哭哭啼啼有何必要呢？生活处处皆能落泪。”在德波顿看来，最伟大的喜剧家总是关注那些我们在白昼的日光下无法察觉的脆弱之处。我们的担忧愈是隐秘愈是剧烈，则愈有可能引发出笑声——那些本来无可言传的东西最终被一针刺穿，而看客的笑，正是对这种绝技的致敬啊。

说来有趣，跟德波顿聊了那么多话题，惟有讲到“幽默”的时候，他的脸上是最严肃最凝重的。他一再强调，真正的喜剧大师不会嘲笑我们凡人的忧虑，他们只是在揶揄。他们在批评的同时恰恰也在暗示：说到底我们大家还都过得去。“真得感谢他们的技巧，”德波顿说，“如果换了常规方式，我们或许会生气，会受到伤害，但有了幽默，我们便可以开心地笑着接受那些无奈而悲苦的事实了。”

“书有书的命运……”

巡回宣传免不了要到书店坐堂签售。虽然德波顿在北京西单和上海书城各用掉四十五分钟签了几十本（据营业员所言，现在签售多如牛毛，如此局面也算中等了），但场面终究不能和娱乐界的名人相提并论。事前我们不免要顾虑德波顿的看法，生怕冷场的时候他觉得尴尬，可他反倒抢先安慰我。“你瞧，”他认真地对我说，“我在中国的知名度趋近于零，所以我的期望值也是零。每卖出一本，我的幸福感就增加一分，所以你们不用担心，我今天的感觉肯定不错。”我心里暗笑，原来“才子”的那套哲学并不只是拿来“慰藉”别人的。

德波顿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书有书的命运”。他告诉我，迄今为止，在他所有的作品中，销量最大的是《哲学的慰藉》，而在不同的国家，他的受欢迎程度也有很大的差异，完全以理性的方式去分析原因是不可能的。“比如，我的书在巴西卖得出奇的好，而且以女读者居多。她们甚至会给我寄自己的照片，很巴西的方式。”说到这里德波顿居然调皮地吐了吐舌头，“我到现在也想不通为什么会这样。”
“那些书评人呢？”我问道，“他们对于书的命运究竟起什么样的作用？”

“原则上我并不为他们写作，但是，你知道，他们就好象你们中国庙堂里供的那些神一样。只有他们发话说OK你才可以进来，我才有资格被纳入游戏规则。这也是客观存在的现实。”

说这句话的时候，德波顿一定是想到了他在美国的遭遇：在《拥抱逝水年华》之前，他的作品反响一般，负责宣传这些书的职员又恰逢丧母之痛，根本无心工作。但《拥抱》很意外地得到了约翰·厄普代克的垂青，后者在《纽约客》上撰文称赏。于是，这本书的命运就此逆转。
在北大的演讲现场，德波顿再一次提起了这件往事：“厄普代克如果说这瓶水很棒，”他指指摆在讲台上的“农夫山泉”，“它也一定能上下周的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我的意思是，说到底，写书还得依靠自己的感觉，你首先得取悦自己，才有希望取悦别人。其它的因素——比如那个宣传员的母亲突然病逝，比如厄普代克突然喜欢上了我的书——都太不可预测了”

“让我采访你们吧！”

跟德波顿一起坐出租的时候，如果他有片刻沉默不语，那肯定是因为实在累得不行——除此之外，他总是神采飞扬、侃侃而谈。

他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大到中国出版业的运作、文化遗产的保护、建筑风格的和谐（“黄，你觉得故宫里的星巴克怪不怪？”），小到我们每个随行者的家庭结构（“你跟爸妈住一起吗？”或者“你觉得只生一个孩子够不够”）、生活习惯，他都觉得好奇。我说记得以前念大学的时候，英文老师谆谆教导，强调不可以随便问外国人personal questions，以至于在我的概念中，两个英国人见面，除了天气再不说别的。这话惹得他哈哈大笑，一叠连声说never mind never mind，“我自己就喜欢打听别人的私事，反过来，你要是追问我的私事，我也不介意。”

“我真的很喜欢聊天，跟各种各样的人都聊得起来，我想知道他们到底和我有什么不一样。朋友们看到我，就会说，‘喏，这个人又要来采访了。’”
喜欢采访别人的德波顿在上海被记者围追堵截到半夜十二点，第二天下午见到我们的时候还是一脸的疲惫。“要不我来采访你们吧，”他嘴里嘟囔着，“我老觉得自己应该坐在那个发问的位置上。”

“真像伦敦。”

德波顿在上海的那几日，本来最没有想象力的五月天气突然变化莫测起来：刚下飞机艳阳如火，隔一日便淫雨霏霏。隔着车窗望出去，上海的轮廓飘忽在水幕中，面目模糊。“真像伦敦啊，”德波顿的话音很轻，像是在对自己说。

于是想起他在《旅行的艺术》里描述伦敦阴霾的句子——“那是基督耶稣受难图的绝佳背景，也是在家赖床的好天气。”

其实跟这样的作家聊天，某种程度上是一件如履薄冰的事：你在观察他的时候也在被他观察着记录着，你总是透过他若有所思的目光想象自己的一举一动有朝一日会成为他笔下温嘲柔讽的对象。“我一定会写一写上海，”他告诉我，“写写这里的房子，和这里的人。”

我不知道仅凭两三天的浮光掠影，他对上海的了解能有多深。但看得出来，德波顿真的是那种天生就对城市敏感的人。或许拨开所有渊博的冷静的表层，这些文字关注的还是冰块在玻璃杯里轻轻摇晃时的一个眼神，空虚莫名袭来时漫过全身的一阵颤抖，或者，微风撩起窗纱时在心里激起的一层涟漪——精致到了这种程度，正是契合了一座喧嚣而暧昧的都市里无处不在的情绪，不管是上海，还是伦敦。

“我就是少年维特。”

曾经在德波顿的随笔里读到，他在剑桥大学主修历史的四年里，最投入的两件事是杂学旁收和谈情说爱。有赖于剑桥丰厚的图书馆藏和父母提供的独立购书帐户（他们很快就后悔，此举对爱子实在是过分慷慨了），前一件事算得上功德圆满。“那么谈恋爱呢？”我问他。“那时候，我喜欢戴眼镜的女孩子——当然，她脱下眼镜以后也应该很可爱。我想象她的表情里应该带那么一点忧郁，听到巴赫的B小调弥撒曲的最后一个乐章时会落泪……但是，我猜，1988—1991年间，剑桥大学里戴眼镜、喜欢巴赫的漂亮女孩子要么就是太少，要么就是压根也不屑朝我的方向多看一眼——总之，我在大学的爱情游戏里输得很惨，好象总是在单相思，总是在失恋。”

那一年，阿兰·德波顿二十岁。

幸好这世上还有书。他记得，第一次读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是在剑河畔：“书里所有的人物都在我眼前活起来，跟我身边的人重合在一起。绿蒂不就是克莱尔吗？就是那个宿舍与我隔了一条走廊的学生物的女孩，有一头栗色的披肩长发，头路中分。阿尔伯特嘛，就是经济系的罗宾，他跟克莱尔约会了三年，是我无法逾越的情敌。至于那个终日忧郁的少年维特，毫无疑问，就是我。”

二十五本笔记是那段岁月的见证，里面全都是他在阅读、思考和感伤中信手写下的只言片语。“快乐的人是不需要文学的，”德波顿断言，“所以说，没有那段日子的压抑和积淀，也许我永远不会有非表达不可的欲望，永远不会像今天这样，以写作为生。”
“女孩子会怒形于色。”

德波顿每部小说里都会有个平凡却让你过目难忘的都市女子，就像是刚刚从《欲望都市》和《BJ日记》里趿着高跟鞋走出来一样摇曳生姿。她们爱吃什么巧克力，喜欢用夏奈尔还是娇韵诗，出门前要换几套衣服，诸如此类，都能在德波顿笔下找到鲜活饱满的细节。好多女读者看完之后，都写信给德波顿，问他何以如此了解女人心事，他总是这样回答，“因为女人对男人的吸引力实在是太恒久太强烈了。我懂得女人，是因为我一直非常仔细地观察她们。”

既然观察得如此细致，那么能不能说说男女之间永恒的矛盾冲突到底在哪里呢？我要他按照心目中的顺序列出三条来，他沉吟良久，嘴里念念有词，末了在纸上写下几行字：第一，女人更乐于揭示她们的脆弱之处，她们会说我累我难受；男人则觉得有必要老是板着脸、端着架子，美其名曰“自我控制”。第二，女人更友善，考虑事情更细心。第三，女人对于探察人们的心理活动似乎更有兴趣。

听起来似乎句句都是讲女孩子的好话，我忍俊不禁，问他是不是因为看我也是女人才这么说。他也笑了，眨眨眼睛半真半假地说，“有那么一点点影响。要知道，据我的观察，女孩子如果听了让她难受的话，更容易怒形于色。我看我还是不冒这个险为好。”

“不要叫我Dr Love。”

有个采访过德波顿的记者告诉我：午后两三点钟，借着光从四十五度角端详阿兰·德波顿的右侧脸，觉得他笑起来嘴角微微抽动的样子，有一点点像休·格兰特。

除了微笑，另一个可以把德波顿和休·格兰特生拉硬拽在一起的事实是：德波顿在伦敦居住的布鲁克格林区在“诺丁山”附近。对了，就是那部电影里的“诺丁山”——从地理位置看，这是典型的中产阶级生活区。

话题自然就从纸上的虚拟爱情转入了德先生的真实婚姻。想当初德波顿以探讨爱情问题的另类小说初战文坛，赢来一个Dr Love的雅号。想来在他的读者眼里，既然德先生在“恋爱学”上建树甚丰，应付起俗世人生的儿女情长来，还不是绰绰有余？

“哪里啊——”德波顿马上开始大叹苦经，“刚才已经说了，我在剑桥大学里就屡尝失恋之苦，后来又陆续交过几个女朋友，两年前才总算安定下来，结了婚。”“那么结婚以后感觉怎么样？”我当然不能放过这个八卦的机会。“很好啊。我们过得快乐而宁静，我真的很享受现在的状态。”

他的妻子有个再家常不过的英国名字——夏洛特，听上去像是某个维多利亚时代的衣服上缀满蕾丝花边、象牙白的脸上表情刻板的女子。但是，按照德波顿的说法，她似乎更像一个开朗干练的白领丽人，每天朝九晚五的那种。一听夏洛特从事的是网络工作，我第一时间想到了德波顿漂亮的个人网站。没想到德波顿连连否认这个网站与妻子有关，“恰恰相反，”德波顿耸耸肩说，“她老是批评我的网站缺乏想象力，应该让他们公司接手——但是，你知道，他们要价太高了！”

“分得那么清楚啊——那你们谁赚得多？”我穷追不舍。“她的收入要多一些，”德波顿坦言。但他紧接着话锋一转，得意洋洋地宣称：“不过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嘛，我的版税和稿酬已经超过她了。”

我的眼前开始浮出妙不可言的家庭场景，男女主人公就像《傲慢与偏见》里那样，终日以斗嘴为乐……不过，画面里似乎还缺少一点什么，好在善解人意的德波顿马上就用一条喜讯补了白：“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很快就要诞生了，九月份。说真的，我希望是个女孩，如果是儿子的话，就等于有第二个男人来分享夏洛特的爱了。”

这话听得我一震：果然是个厉害角色，ladykiller一样的人物。想象如此高明的情话用德波顿BBC式的标准伦敦音娓娓道来，再配上点眼神动作什么的，任你是怎样铁石心肠，也当场化作似水柔情了。

他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赶紧自我解嘲，把自己从情场高段位拉回到低姿态：“虽然我在书里把爱情分析得头头是道，但并不意味着，我在生活中就一定是个百分百的完美先生。常常地，我在处理爱情生活里的种种问题时也会犯低级错误，这时候夏洛特就会气哼哼地说，‘你应该觉得羞愧！你想想看，要是你的读者听到你说这样傻的话，他们会怎么想……’”

“桌子不仅是桌子。”

随意抽出德波顿小说中的一幕场景，往往就是大都市里的某个典型镜头——小资们的派对，OL在商场里的血拼，一对初次邂逅的男女在午夜霓虹中感受心灵的撞击……至于德波顿本人，总是恰到好处地拉开一段距离，就那么抱着两只手静静地看，但目光还是温热的。

随口问德波顿到底怎么理解“时尚”二字，他的回答照例兜起了德波顿式的玄妙圈子：“如果我们说某种东西是‘时尚’的，其实是在说，它能让人联想到许多美好的事物。比如，我们之所以喜欢一张桌子，并不仅仅是欣赏它的形状，而是因为它是某种生活方式的象征，它让我们想起围坐在桌边的是怎样的人，他们会吃怎样的东西，说怎样的话。”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拨开时尚的表层，倾听我们内心深处真正的渴望？”我想起了他在《哲学的慰藉》里写过类似的句子，便顺口说出来。“没错，”他一个劲地点头，“比如友谊——我们买一张时髦的桌子，也许只是因为心底里憧憬围在桌边同三五知己谈心的场景罢了。”

再抬头细看他的衣着，天蓝的衬衫外罩藏青色西服，男士最大路的四季通勤装，但胜在质地精良剪裁合宜。于是想象他的居室设计应该也是特别通透明快的那种，没有一个冗余繁复的角落。“差不多，”他证实我的猜测，“只是书比较多，占满了床后的那面墙，除此之外的线条都是简洁的。”我又问他写作之余有什么特别的爱好，他歪着脑袋想了半天，说我不喜欢足球不喜欢太吵闹的狂欢——“哦，我喜欢摄影，拍建筑，拍乡间景物；我喜欢用自己的眼睛发现这世上新的东西；我喜欢一边吃可口的晚餐，一边跟朋友们谈天……”

“现在还不能想家。”

德波顿的下一部作品将与建筑有关——“简而言之，就是空间对心理的影响。”他这样概括。才子在旅途中当然不会放过任何猎取素材的机会，沿路经过一片旧宅、一幢高楼，他都会皱着眉头端详一番。“上海的房子有一种……幽默感。”面对上海书城附近的那些高楼共旧宅齐飞、大道与窄路参差的格局，德波顿大加感叹。我吃不准这“幽默感”是褒是贬，便追问他。他就搬出北京来做参照：“北京的格局，方正而对称，上海的就不一样——怎么说呢，那种搭配不一定非常合适，但是，总是显得更有想象力一点吧。”

比起他那位终日在普罗旺斯悠游的同胞彼得·梅尔来，德先生似乎始终对美食兴味索然。在新天地与季风书园的何老板共进午餐，他只顾说得眉飞色舞，筷子却不怎么动（尽管他筷子使得很溜），临出门还不忘轻声告诉我——“此人有趣！”我告诉他何老板是个集entrepreneur（企业家）和essayist(随笔作家)于一身的高手，他连连称奇，“据我所知，我们那边好象找不到这样的人。做生意的和搞文化的，即便参加同一场派对，也是分属两个阵营的。”

趁着这股兴奋劲，他临时加了个拜访陕西北路季风书园的节目。显然，店内书籍的排布和读者的取向比弥漫在店里的咖啡香更能让他提神，至于迎面被一位英语纯熟的读者索要签名，就更是意外的惊喜了。

临上飞机的前一天，我问德波顿想不想家，他深吸一口气，再吁出来，已是一声长叹。“现在我还不可以想家，你知道，我的book tour（图书巡回宣传）只走到一半，下一站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在书城签售的时候，他没忘记给太太买一本彩色插图的中国育儿书。“我想让她知道，在欧亚大陆的另一头，人们是这样养育孩子的。”他说。
这话听来耳熟。正如他以前在email里说过，“我之所以对中国之行有那样强的渴望，就是想来看看，世上还有迥然相异的生活方式，某些被我们设定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并没有那么理所当然。”

“我喜欢会哭的男人。”

早就准备好一份问卷，赶在德波顿去复旦演讲之前递到他跟前。他扫了两眼，抚掌微笑。问卷摘自他的小说《亲吻与诉说》（中译本p188—p192页），据说是在19世纪的巴黎沙龙里盛行不衰的心理游戏。在那部小说里，德波顿列出了大作家普鲁斯特和女主角伊莎贝尔的答案，这一次我要请德波顿自己也填一填。他写得飞快，总计用时不足十分钟。

我的主要性格特征：渴望理解这个世界，对于周遭的人和事满怀好奇

我希望在男人身上看到的特质：善良和坦率——没有大男子主义。我喜欢那些会哭泣、会承认自己孤独的男人。

女人身上我最喜欢的品质：善良和敏感。

我最欣赏朋友的什么品质：能把自己的忧虑和盘托出。

我最大的毛病：凡事我都忧虑过多。

我最喜欢的消遣：阅读和写作

我的美梦：出色地工作——写作。

对我而言最大的不幸将是：孩子死去。

我最想定居的国家：我自己的国家就不错，我想所有的国家都是既有优势又有缺陷的。

我最喜欢的颜色：翡翠绿

我最喜欢的花：黄水仙

我最喜欢的鸟：情侣鹦鹉

我最喜欢的小说男主角：哈姆雷特

我最喜欢的小说女主角：包法利夫人

（上海译文出版社 黄昱宁）

（本文编辑：李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