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物理学会出版社（IOPP）是一家百年老社，每年出版70种学术期刊、2.5万篇学术论文及5000篇会议论文，其中包括物理学方面的领先杂志《物理世界》（physcis World）。早在2000年，英国物理学会出版社就在北京开设了办事处。2015年，该社将迎来进入中国15周年，为此，《出版人》杂志就相关问题对英国物理学会出版社社长斯蒂文·豪尔先生进行了专访。

《出版人》：英国物理学会出版社（IOPP）在英国专业出版领域处于什么位置？其经营理念如何？

斯蒂文·豪尔：英国物理学会出版社是英国最大的学协会出版社之一。尽管总部设在英国，我们却是一家国际出版社。科学是一个全球性的事业，科技出版也是这样。很多研究论文是国际合作的成果，科技出版同样需要国际合作。超过90%的论文是由英国以外地区的作者所撰写，而我们的编委更是来自世界各地。我们也与全世界的学协会进行合作，包括中国、日本、美国和欧洲许多国家。由于亚洲地区的科研呈现上升趋势，中国目前产出的科研论文在物理学领域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因此今后出版界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国际合作。

英国物理学会（IOP）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帮助科学家尽可能广泛地传播他们的研究成果，而作为学会一部分的英国物理学会出版社为全球科研界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交流平台，通过提供高质量的出版服务，有效地帮助研究人员传播他们的工作。英国物理学会出版社是一个学协会出版社。我们是世界物理学界的一部分，这意味着在我们的理念中，科学永远是第一位的。这一理念促使我们不断发展新的服务，以满足作者和读者的需要，使他们的工作更加高效，这也加强了我们参与全新商业模式的意愿，如开放存取。在1998年，我们与德国物理学会合作，推出了第一本开放存取期刊《新物理学期刊》（New Journal of Physics），这一举措甚至实施在“开放存取”这个词被广泛应用之前。我们的编辑团队和商业团队合作密切，确保我们的期刊内容能够迎合读者的需要，并为他们提供卓越的价值。

《出版人》：作为一家专业出版社，内容的质量尤其重要，贵社通过什么机制来确保出版物的高质量及高水平？

斯蒂文·豪尔：我们的编辑团队由80多位经验丰富的科学家组成，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为具有博士或博士以上学位的物理学家。通过他们，我们对同行评审过程进行缜密的管理。对于很多期刊来说，英国物理学会出版社负责管理整个评审过程，我们会从多达20万名研究人员中仔细挑选合适的审稿人，得益于此，我们能够确保所有内容的高质量。此外我们还聘请了全世界最好的主编和编委，来引导期刊和电子书的科学发展。

《出版人》：虽然目前人们已经普遍地将影响因子作为衡量期刊水平的工具，英国物理学会出版社对于期刊的质量还有哪些评价标准呢？ 

斯蒂文·豪尔：我们了解研究人员正在面临与日俱增的压力，他们需要证明其研究成果的广泛影响力，但影响因子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在2012年，我们宣布了一套基于单篇论文的评价标准，来帮助作者和读者追踪一篇论文在传统的引用数据之外的更广泛的影响。这一评价标准提供论文的使用量统计和来自第三方的统计数据。论文使用量数据为论文下载量和视频摘要查看量的总和。第三方的数据来自CiteuLike、Mendeley、Connotea、Nature Blogs以及CrossRef的论文引用频次统计。作为IOPscience基于论文的评价标准的一项独特功能，这些第三方数据都是实时更新的。

《出版人》：数字化已经成为出版业的大势所趋。相对大众出版和教育出版来说，专业出版率先迎接数字化。英国物理学会出版社在数字化方面有什么举措？ 

斯蒂文·豪尔：我们出版的所有内容都已经电子化，甚至连1874年出版的第一篇论文都可以在网站上看到。英国物理学会出版社的所有期刊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上线，实际上我们的期刊《经典引力与量子引力》（Classical and Quantum Gravity）是物理领域中第一本被完全电子化的期刊。近年来我们的大部分新刊均为纯电子期刊，并且明年我们将有9种期刊由传统的”纸加电”模式转为纯电子模式。

数字化趋势和转变也对我们提出了很多挑战，目前有一种比较常见的误解，即电子化将减少出版社的成本，但我们的实际经验则恰恰相反。在线保存、主机托管（hosting）、技术变革以及对内容呈现方面不断发展的期望（例如，手机终端用户访问在线内容的需要）意味着我们需要不断地适应和改变自身的商业模式。随着万维网的出现，物理学家们一直位于数字革命的心脏位置，而像英国物理学会出版社这样的出版商已经接受了不断改变商业模式的挑战，来迎合物理学家多变的需求和期望。

此外，我们还制定了电子书出版计划。该计划于今年首先出版35本高质量的学术电子书。对于电子书，我们的愿景是利用数字化手段，打造一个物理图书的先导选集。通过将物理领域中最好的作者与最先进的图书出版手段相结合，我们已经做到了这一点。我们成功地在12个月内推出了IOP ebooksTM原生电子书。英国物理学会出版社电子书可以提供一系列其他STM（科技和医学）电子书出版社很少可以提供的功能，包括在各种阅读终端上的多种阅读体验（HTML，PDF和ePub3），多媒体嵌入，交互式图表，以及可以完美呈现公式的MathML功能。新书的内容已经被完全整合到英国物理学会出版社的内容平台IOPscience上，现在读者可以使用IOPscience的强大搜索引擎同时查找期刊和电子书的内容。由于没有数字版权管理限制（DRM），英国物理学会出版社电子书受到了图书馆的热烈欢迎。这一创新的做法，使读者可以在任何时间，以任何方式无限制地阅读我们的电子书。

《出版人》：作为英国物理学会出版社的掌门人，你如何看待专业出版的数字化问题？

斯蒂文·豪尔：过去20年间，从纸本印刷到数字化出版的转变已经转化了整个科学出版行业。出版商们为作者提供了大量改良的服务。在数字革命前，当我在一个学术性期刊上发表自己的第一篇论文时，从投稿到最终出版花了超过一年的时间。但现在IOPP一般可以在投稿之后的100天里出版论文，甚至有些期刊的出版过程仅仅只需64天。出版社现在已经非常显著地加快了科学传播的速度。

对于读者来说，阅读在线期刊或英国物理学会电子书的体验与阅读传统纸本书截然不同。在数字化期刊和电子书中，读者可以查看论文的视频摘要，随时下载图表、公式和各种示图，甚至可以通过交互式图表自己填入数据查看结果。这些新功能连同如开放存取（Open Access）这样的崭新商业模式，都是传统纸质印刷出版环境中难以想象的。除此之外，更多的转变还将接踵而来，特别是关于文本的语义索引以及对期刊论文背后大量研究数据的访问。

《出版人》：英国物理学会出版社是如何与出版伙伴进行合作的？在中国有哪些合作伙伴？

斯蒂文·豪尔：我们不仅出版英国物理学会的期刊，同时还与世界众多学协会和科研机构合作。超过一半的英国物理学会出版社期刊为合作期刊，其中包括八种来自中国的伙伴期刊。我们非常荣幸能与全球35个合作伙伴一起工作，这些伙伴包括如中国科学院、中国物理学会和中国石化这样的科研机构、学协会和大型企业。其中一些与我们已经有数十年的合作历史，但我们从不认为任何一个合作伙伴是理所应当的。只有当双方都明确解对方的目标，做好协同工作的准备以及分享专业知识、技术的准备，并且尊重双方的共同利益时，这样的合作关系才可能建立。

《出版人》：英国物理学会出版社早在2000年就在中国开设了办事处。到目前为止，在中国的业务运营如何？

斯蒂文·豪尔：明年是中国办公室成立15周年纪念日。第一个英国物理学会出版社中国办公室于2000年7月在北京的中科院物理所成立，在这十五年中，我们的中国主编吕铭方教授一直与中国核心科研机构保持良好的联络与合作，不断地在学校和科研院所中举办投稿讲座，并且与中国合作伙伴联系密切。

2012年，英国物理学会出版社在国贸地区增设了办公室，并且显著增加了这一办公室的员工数量，以便在大中华和东南亚地区商业总监刘向立先生的带领下，更好地服务于作者、读者以及合作伙伴。英国物理学会出版社期刊中刊载的由中国作者撰写的论文数量从1995年到2013年增涨了十倍，尽管背后是日益激烈的竞争和更加严格的质量要求。

对于中国合作伙伴的期刊，我们同时发行纸质版和电子版，并且与其他学会期刊一起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推广。对于这些期刊，我们并没有介入到编辑、生产或者印刷工作之中，但是我们会参与到生产之前的英文修改工作。在生产之后，我们也会执行一些工作，如在线托管、长期保存、索引和引文链接等。

我们的中国合作期刊大部分有着很高的品质标准和拒稿率，但也有一些中等或较低水平的论文被刊登在期刊上，尽管这些期刊还具有良好的影响因子，但这将是我们未来合作的关键领域。

《出版人》：你如何评价中国的专业出版市场？

斯蒂文·豪尔：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研究小组的科研输出在大幅增加，这也反映出政府对科研领域的投资和重视。中国的科研输出目前在全世界所有国家中占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并且这一数字还在不断增长，在物理学的很多领域中，中国均位于世界前沿。回溯到上个世纪90年代，当我们刚刚开始接触中国的出版项目时，一年仅仅可以收到百来篇来自中国作者的论文，而现在则有数千篇，并且几乎所有的专业出版社都呈现出这一趋势。

然而，大多数最顶尖的论文都被西方期刊所刊载，这是由于与本土期刊相比，这些期刊具有更加广泛的影响和国际显示度。英国物理学会出版社一直与中国伙伴进行合作，希望改变这一局面，提高本土期刊的影响。我们已经与中国物理学会共同工作了很多年，双方的合作使得《中国物理C》（Chinese Physics C）这样的中国本土期刊的影响因子在2012到2013年间增长了142%，同时“能见度”也在过去十年间有明显改善，但未来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出版人》：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您自己在出版行业的经历？

斯蒂文·豪尔：我的整个职业生涯都献给了学术出版行业，1978年，当我刚开始步入这一行业时，连个人计算机都还没有被发明出来，手机也是，电报仍然是与海外客户沟通和交流的主要方式，当时为了使用一个数据库，我必须将声音耦合器连接到电话话筒上。在80年代中期，我开始介入电子出版，并协助在90年代开发一些早期的人文社科全文在线数据库。在过去的20年间，数字传输已经成为所有形式的学术出版的规范，并且在科研期刊、图书专著和参考书中，人们也很难看到纸本印刷的发展空间。对学术出版工作者来说，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我们正在引领和见证一个革命的诞生，我很期待出版行业接下来的发展。

(本文原载于：《出版人》201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