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王振羽专栏】戈尔巴乔夫写在回忆录卷首的《给中国读者的信》，同样恳切而真挚地提到两国关系正常化是“一项巨大的历史性的成就，这样的成果两国至今还在享用”，这样的话倒不是王婆卖瓜自吹自擂，稍具历史感的人都会知道当年中苏之间曾经是多么的“同志加兄弟”，又曾经是怎样的老死不相往来甚至擦枪走火兵戎相见几乎酿成大规模战争。

此前关于戈尔巴乔夫的信息多来自媒体或者海内外学者的著述，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更是大相径庭莫衷一是。有人说，他是西方和平演变的“马前卒”，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叛徒”，是导致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掘墓人”，是政治较量场上的“白痴”“弱智儿”“唐氏综合症患者”；也有人说他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夸夸其谈的空头政治家，是嘴上无毛办事不牢的“跳梁小丑”；但也有人说，他是一位有勇气有担当推进历史进步的20世纪的伟大人物，是一位失败的英雄，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有气魄的大政治家。但是经过30年的时间淘洗，人们对他的评价是否在发生悄然的变化？作为他本人，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政治作为？如何检讨回顾自己大起大伏的政治生涯？午夜梦回，白发忆往，他可曾有过沙盘推演卷土重来的冲动？饱尝人间冷暖世态炎凉，他可曾有过心灰意冷颓废消极的不堪回首？能够支撑他走出自己的情绪雾霾鼓足勇气承认失败顺应潮流而不是孤注一掷鱼死网破的道德力量究竟来自何方？是曾经服膺的政治信仰？是奇特难遇的爱情感召？是天性懦弱的性格悲剧？是上帝愚人的历史误会？

出生于1931年的戈尔巴乔夫在进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之前的生活，虽然不无波澜，但总体上还算平顺畅达。他的家庭在苏俄革命和卫国战争期间，都基本上算是政治正确根正苗红。他的父亲参加过二战，也是苏联体制之下的基层干部，解甲归来，父子重逢，讲述战争的残酷，体味生活的不易，小小少年的米哈伊尔接受的教育正面而丰富。戈尔巴乔夫坦言他深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尤其是别林斯基，当然他也开出了关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莱蒙托夫、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的赫然书单，他甚至还提到了“古拉格”这样的名词。他较少提及列宁、斯大林这些政治人物思想的灌输对他世界观形成的左右，虽然他至今还是认为列宁的诸多较为正确的主张被斯大林所修正篡改。在当年的体制之下，戈尔巴乔夫顺风顺水地从遥远边疆省份来到了首都进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这样的命运亲睐百里挑一，在他看来理所当然顺理成章。但在当年中国，可以进入北京大学者，也实在是凤毛麟角啊。在莫斯科大学，戈尔巴乔夫学习自觉刻苦，但他最大的收获还是与来自乌克兰的姑娘赖莎的相识相恋与结婚。戈尔巴乔夫坦言赖莎此前所钟爱的人却因为他的母亲坚决反对而作罢。学法律的戈尔巴乔夫毫不讳言他对赖莎的依恋与痴迷，在哲学系学习的赖莎对戈尔巴乔夫也是相当满意相敬如宾。戈尔巴乔夫还爆料说两人领证之后一个多月才有了夫妻生活。对于自己的大学生涯，戈尔巴乔夫有着这样的回顾：“当时处于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环境之中。整个社会都处于1938年斯大林有关共产党历史的教科书《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既定方案的支配之下，该书被赞为最高阶段的科学思想，大学主管和苏共规定的学习过程从第一个星期起就是抑制青年人的思想，向他们头脑中灌输一整套坚不可摧的教条，避免他们受到独立思考、分析和对比的诱惑。意识形态流毒渗透到各个层面的授课、讨论课和学生团体的辩论之中。”戈尔巴乔夫进而激愤地说：“作为一个来自乡村的人，我发现书本上有许多关于农民政策的叙述让人感到难以理解。事实上，那个时候农民的地位等同于农奴地位。他们甚至不能持有国内护照，不能在自己国家里自由旅行。税收政策更是十分严苛，每个农民家庭，无论是否饲养家畜，都必须向国家交纳20公斤肉和120升奶。荒唐至极的是，财政部长兹维列夫通过法律，对每棵果树征税。这位部长不知道或不想知道果树并不是每年都结果。结果，农民们开始砍伐自己的果树。”

据1991年戈尔巴乔夫的莫大同学作家贝尔纳耶夫回忆，戈尔巴乔夫在当时就被认为是“异见分子”。正在大学读书期间的戈尔巴乔夫经历了斯大林在1953年的死亡，他与同学们还一起去瞻仰斯大林的遗容。但戈尔巴乔夫没有提及他是在什么时候才读到安德烈萨哈罗夫写于1953年3月的信件“我受到伟人去世的影响，我想到了他的人性······”，可是令戈尔巴乔夫困惑的是“那些在斯大林时代生活并了解一切的人们又是怎样呢？他们试图找到斯大林存在问题的答案，又为何带着斯大林的画像到街上游行呢？”戈尔巴乔夫是在斯大林死之前的1952年入党的。

大学毕业之后，本来可以留在莫斯科，但他们最终回到了家乡斯塔夫罗波尔的检察院，时在1955年，这一年的戈尔巴乔夫刚好26岁。而伴随他来到这里的赖莎则在很长一段时间才落实了工作单位租到了房子，这在当年都并不算是多么艰辛的生活磨砺。在工作之中的戈尔巴乔夫跻身共青团系统得以机会多多逐步崭露头角。他在书中提到自己这一阶段所结识的大人物则是苏共政治局委员库拉科夫，算是他在政治上开始春风得意的领路人。戈尔巴乔夫还留意到了斯塔夫罗波尔有几家书店，他在工作之余学习农业经济的孜孜以求获得新学位，更有他更上一层楼主政一方之后与安德罗波夫、库拉科夫、柯西金等政治要人的接触，这些来自莫斯科的大政治人物对戈尔巴乔夫日后的发展升迁至为关键，尤其是安德罗波夫。

在斯塔夫罗波尔最终做到党的一把手的戈尔巴乔夫经过将近25年的隐忍积聚终于要重返莫斯科了，内心的兴奋和自得自然是难以掩饰。虽然，在一个省区担任党委书记的权力之大，令人不无留恋，“党委第一书记就是沙皇”，“第一书记在本地区实际上拥有无限的权力”。戈尔巴乔夫如是说道。当他离开自己担任了近10年之久的地方第一书记的位置与后任办理交接手续时，看到他原来的同事“争先恐后”地向继任者表示“祝贺”，戈尔巴乔夫还不无酸溜溜地说，继任者“现在成了他们真正的老板”。戈尔巴乔夫还特意提到库拉科夫趁他出差之机，意欲勾搭赖莎，遭到了赖莎的拒绝一事。戈尔巴乔夫认为这是“人性的弱点”。库拉科夫刚到60岁就去世了，“更加令人感到吃惊的是，勃列日涅夫和其他一些政治局委员决定不提前结束度假，竟未出席葬礼，显得十分引人注目。这也许是我第一次意识到，那些由于命运而汇聚在最高层的人们之间的距离是多么远。”

在斯塔夫罗波尔期间的戈尔巴乔夫，伴随着位置的升迁经验的积累，他对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当时的苏联体制都有着自己的观察和思考。1956年，赫鲁晓夫在党的二十大上的关于个人崇拜的讲话，不仅震惊了苏联，震惊了中国，也震惊了整个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还有整个世界。1961年，戈尔巴乔夫参加了苏共二十二大，中心议题还是批判个人崇拜，但对赫鲁晓夫的颂扬已经令人感到了不安。会议期间，戈尔巴乔夫还订购了一套十卷本的《世界历史》、一套两百本的世界文学选集和一套五卷本的普列汉诺夫著作。1957年10月份，戈尔巴乔夫方才第一次见到赫鲁晓夫。据他的观察，赫鲁晓夫是一个“十分外向的人，举止随和，乐于跟每个人交流”，“赫鲁晓夫风格”成为一个模板，许多底层干部都想模仿他，“麻烦在于，由于自身文化水平不高，这种模仿使得领导人常常举止粗俗，这种反复无常与随和朴实的风格有时会发展成为粗鲁的言行，更不用说遣词造句方面的错误和酗酒。”戈尔巴乔夫这样的话有点弯弯绕，他到底是在批评赫鲁晓夫本人的粗俗鲁莽还是连带挖苦追随赫鲁晓夫的一大批干部的亦步亦趋邯郸学步？他批评贬斥奚落叶利钦，可就不会这样欲言又止客气含蓄了。戈尔巴乔夫眼中的勃列日涅夫也不同于时下多人的描述，他认为晚年的勃列日涅夫与早前的勃列日涅夫简直是判若两人，“1960年代末和970年代初的勃列日涅夫与晚年疾病缠身的勃列日涅夫完全不同”。勃列日涅夫支持了戈尔巴乔夫的工作，尤其是他开凿运河，把库班河水引入斯塔夫罗波尔。但戈尔巴乔夫也在反省：“即使是在那个年代，我有时也在想如果每一件事都需要依靠‘老板’，依靠他的力量和意愿，那么这是不是一种合理的制度。为什么任何一个满足公共需要的动议都会遭到怀疑，甚至是直接拒绝？谁能解释这样一个事实：这个体制抵制变革和排斥新鲜事物？”戈尔巴乔夫意犹未尽，他再次总结说：“就是在那些年里，我开始彻底了解指令经济和中央官僚化国家的决策体系。无论什么问题，均需报呈国家计划委员会，均需得到数十个部委和数百名官员的批准。这需要无数次地进京、开会和申辩，而那些不同部门的官僚则处处阻挠。要办成事，就要不厌其烦地讨好莫斯科的官僚们。这是一个请示者和批准者的国度，人们也许以为计划体制之下一切都是合理配置的，但实际情况迥然不同。”戈尔巴乔夫难怪被某些中国人视若寇仇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他说提到的这些现象，即使在改革开放后近四十年的中国也不能说没有啊！他几乎是斩钉截铁地说：“这个过度中央集权化的制度是由中央管理这个庞大的国家，遏制了整个社会的能量。任何最细微的偏离和超越所设界限的企图都会遭到无情压制。”戈尔巴乔夫作为一个政治家，居然说你还提到了企业精神：“在这种制度中，一切细枝末节都由计划和拨款支配，创意和企业精神没有立足之地。与此同时，‘上面’对低回报表示不悦，通过人事洗牌或任命新的管理层来解决事情。已经十分笨拙的管理架构变得更加臃肿不堪。”在一次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的一位同事向他发牢骚说：为什么不把所有的权力都交给党组织，而将其他机构全部撤销呢？

来到莫斯科的戈尔巴乔夫只是担任分管农业的中央书记处书记，暂时还并没有进入政治局，但他距离政治局已经只有一步之遥了。作为来到中央高层的年轻人，戈尔巴乔夫得以最为真切地观察和感受这个庞大帝国的最高机构的运作程序和种种玄机，也许更为坚定了他要彻底改变这一状况的决心。戈尔巴乔夫的真切感受，我们无从依据陶铸、黄永胜、赵紫阳等也是从地方上调中央后的片段文字窥视他们的从政体验，但我们知道的是高岗从沈阳到北京后的1954年就自杀身亡，文革之初从广州进入北京的陶铸虽然跻身政治局常委但也在1969年含恨而死。当邓小平在1989年5月的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戈尔巴乔夫这个比他年轻27岁的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的时候，侃侃而谈当年中苏论战期间自己的折冲樽俎纵横捭阖，大气磅薄地发表了结束过去开始未来的著名谈话；而亲眼目睹了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三位总书记在很短时间内相继亡故而苏联高层的彼此倾轧剑拔弩张更使他心惊肉跳的年仅58岁的米哈伊尔，会有着怎样的复杂感受啊！

戈尔巴乔夫到了莫斯科之后，静待时机但也危险四伏。阿富汗事件、老迈昏聩的高层领导人的连续死亡、谁来担任第一书记的暗流汹涌，到最终的耐心等待、水到渠成，真是步步惊心，瞬息万变。戈尔巴乔夫对此都娓娓道来，读来令人有别样的似曾相识之感。但最终取得最高位置的戈尔巴乔夫并非可以高忱无忧一览众山小，他面对的挑战更为严峻复杂。在这样的苏联作为历史名字即将进入倒计时的岁月里，戈尔巴乔夫以自己的诚恳坦率和认真，更因为他是主要的操盘手和局中人，把众多历史细节心路历程一一呈现，让世人得以深入莫斯科的心脏，了解魁梧帝国的分崩离析江河日下。戈尔巴乔夫把切尔诺贝尔事件作为自己人生的分水岭，也许这一极端事件所透露出的“整个体系都弥漫着奴性、谄媚、宗派主义、打击异己、文过饰非和领导者中的私人和裙带关系”使他彻底绝望了，时在1986年7月。戈尔巴乔夫自此更加积极推动公开化、选举制、新思维，与美国、中国实现和解，而高层的分歧也日趋激烈，最终酿成了1991年的八月政变。而在1987年准备纪念十月革命七十周年大会之时，戈尔巴乔夫就已经发出警告：“我认为这一届领导的命运是要么毁灭，要么推进改革。”而党内的利加乔夫等人在1988年3月3日所策划的《苏维埃俄罗斯报》刊发的一位讲师的文章《我不能放弃我的原则》直接挑战戈尔巴乔夫的所谓新思维，米哈伊尔感叹道：“改革进程遇到的困难和危险扑灭了人们最初的热情，许多人只是满足于对现存制度做化妆式的调整。”但开弓没有回头箭，一切似乎都已经不可逆转，而此时的叶利钦经过所谓叶利钦事件之后，也在虎视眈眈，伺机而动。事后回味，戈尔巴乔夫说：“当时在党内进行一场战斗就如同在饥荒中享用一顿大餐一样奢侈”。许多事情开始失控，洪水已经溢出衰朽不堪的河床，一切努力似乎都为时已晚。

戈尔巴乔夫坦言，他对以下事情感到后悔：未能将我掌舵的航船驶入安全的港湾，未能将改革保持在我预定的范围之内，就苏联和世界政治而言，由于自己所担负的责任十分重大，所以感到十分沮丧。“但从改革伊始至今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这给了他更多的理由说这句话：时至今日，我对1985年春天开始的民主改革的历史正确性坚信不疑。”

戈尔巴乔夫自信而欣慰地说：“我没有为了权力而去争夺权力，也没有不顾一切地将我的意志强加于人”、“考虑到命运不仅使我能够参与重大的历史转折，而且还使我能够发动和推进复兴进程，可以说我是幸运人。我敲开了历史大门。”戈尔巴乔夫写在回忆录卷首的《给中国读者的信》，同样恳切而真挚地提到两国关系正常化是“一项巨大的历史性的成就，这样的成果两国至今还在享用”，这样的话倒不是王婆卖瓜自吹自擂，稍具历史感的人都会知道当年中苏之间曾经是多么的“同志加兄弟”，又曾经是怎样的老死不相往来甚至擦枪走火兵戎相见几乎酿成大规模战争。我们党的九大之所以秘密召开，除了党内因素之外，中苏关系之剑拔弩张也是原因之一吧，所谓林彪的一号命令也有着这样的演练防止苏联闪击的大背景并不完全是党内两大集团的激烈纷争使然。

《孤独相伴：戈尔巴乔夫回忆录》最为精彩引人入胜的章节固然是他争夺党的总书记职位之时的惊心动魄和他推进改革和新思维过程中的荆棘满途。这样的政治回忆录对当下的中国有着巨大的参考价值，劝君一读，切勿先入为主斥之为“叛徒”的哀鸣，“多余的话”。